..續本文上一頁逐加整理，爲學生講二十唯識論(自傳十八；大醒爲編者說)。“世間萬有爲進化抑爲退化”，“以佛法批評社會主義”，“佛法是否哲學”，“佛教心理學之研究”，均此時爲研究員講。大師評社會主義，確認其目的之正確，而嫌其手段之偏謬：“見環境而忘本身”，“專物産而遺心德”，“齊現果而昧業因”，“除我所而存我執”。故主“改造本身”，“究源心德”，“進善業因”，“伏斷我執”，以正其偏而庶乎能實現其目的。論心理學，大師依楞嚴經，析爲情的，想的，智的。時革命空氣漸高，大師乃作“大乘之革命”。其“革命之工具，即二空觀”。是月，北京佛化新青年會複活，邵福宸負責進行(海六、一“佛化新青年會通啓”)。甯、張在川，亦有重慶及四川(在成都)分會之設立。“張宗載宣言”，誇張猶昔(海六、一“宣言”；海六、二(“宣言”)。二月八日(“十五日”)，李隱塵等約蕭衡珊(耀南)、何韻香、陳叔澄等，發起就中華大學，請大師開講護國仁王般若經。講數日，講務由善因代座。鍾益亭、汪奉持等，是年受皈依(自傳十九；海六、二“事紀”)。叁月六日(“二月十一日”)，大師偕王森甫等一行二十余人北上。至京，莅車站歡迎者數千人，駐錫慈因寺(海六、叁“事紀”；自傳十九)。按：自傳“正月底到京”，“二月初間開講”，誤。十四日(“十九日”)，大師于中央公園社稷壇，開講仁王護國般若經，聽衆日常千人。法尊、法芳譯語兼記錄，成“仁王護國般若經講錄”。四月十六日(“叁月二十叁”)圓滿，克蘭佩、衛禮賢、多傑覺拔、貢覺仲尼，均來法會參聽(自傳十九；海六、四“事紀”；法會“致班禅書”)。講次，值孫中山先生逝世，停靈社稷壇(經筵臨時旁移數日)。大師往谒遺體致敬，挽雲(自傳十九；人物志憶六)：“但知愛國利民，革命曆艱危，屢仆屢興成大業。不忘悟人覺世，舍身示群衆，即空即假入中觀”。大覺亦于叁月十二日(“二月十七日”)卒于重慶之歸元寺(大覺苾刍塔銘)。時段祺瑞執政，召集善後會議。通電呼籲和平，有“誰本孔子一貫之旨，凜佛家造孽之誡”語，大師乃舉叁義以致書執政(書)。太原大同學校，試驗理想教育之德人衛西琴(禮賢)，讀及大師有關教育之論文(載晨報)，特來京訪晤，咨詢佛之教育法(自傳十九)。其後常通音問，友誼頗笃。四月，大師與白普仁、莊思緘等，設中華佛教聯合會籌備處于北京，呈內政部備案，以便推派代表，出席今秋東亞佛教大會(自傳十九；略史；海六、四“事紀”；海六、五“事紀”)。大師作“中華佛教聯合會應如何組織耶”，主在家、出家分組而後合組。
法會期間，大師兼爲藏文學院講“攝大乘論”，法尊記，僅至“所知依分”(海六、叁“通訊”)。大師論及大乘叁宗，于平等中顯有淺深之迹：“一、法空觀慧宗，……重破小乘法執。二、法相唯識宗，前宗雖以空慧洗盡法執，然離執之法相則未廣明，故以此宗繼之。……真如淨德宗，凡有言說可安立者，前宗攝盡而無余。此宗所明者，乃法空觀慧所生所顯，法相唯識所明所證之體也”。十九日，大師應燕京大學約，往講“爲學所以求真實”。熊東明由此發心學佛(自傳十九；論)。是春，班禅來京谒段執政(“班禅大師傳略”)。非宗教同盟，一時風起。文殊誕(四月二十七日)左近，大師偕胡子笏(妙觀)朝五臺山，宿碧山寺廣濟茅蓬。適風雪彌天，僅禮北臺菩薩頂(自傳十九；詩存)。五月，大師偕子笏抵太原。以莊蘊寬、汪大燮、葉恭綽、許世英、孫寶琦、熊
希齡、湯芗銘等先容，受閻百川之招待。惟晤談之余，意趣不盡惬洽(自傳十九；海六、十“通訊”)。大師訪山西村政；遊晉祠(五月五日)等名勝。于洗心社之自省堂，講“佛法與孔子之道”(自傳十九；海六、六“太原四團體歡迎太虛法師之演講錄”)。大師經石家莊回北京。時大勇決改組藏文學院爲留藏學法團，專學藏密(自傳十九；海六、六“事紀”)。因乞大師開示，書四偈示之：“心佛衆生，一如無別；下同悲仰，上齊慈力(本依)。率身律儀，澡心冰雪；嚴己正人，住持體立(嚴正)。寬消峻怨，和凝厚德；事緣吉羊，成由福德(寬和)。隨順時機，施行法教；攝化無方，廣學善巧”(攝化)。大勇後以六月四日(“閏四月十叁日”)成行(海六、六“事紀”)。能海之入藏學密，亦是年叁、四月(“叁月”)事(海六、五“事紀”)。大師離京南下，沿途經濟南、南京、常州、無錫、蘇州，並小住遊覽，所至均紀以詩(自傳十九；箴新僧；詩存)。時佛化新青年會複活，而武院同學會，是春又出版新僧──大醒、迦林、寄塵負責，老僧爲之驚恨。大師遊曆歸來，作“箴新僧”，以緩和老僧惡感(文)。大師抵上海，天童寺退居淨心，住持文質，已在滬迎候(海六、五“事紀”)。偕赴甯波，禮育王舍利塔已，去天童寺講楞伽經。六月初開講，陳慧秉記錄，成“楞伽經義記”(自傳十九)。經期中山居閑適，遊天童諸勝，皆有題詠(自傳十九；詩存)。“悲圓居士集序”，“大覺苾刍塔銘並序”，均作于此時。大師爲東亞佛教大會，撰“敬告亞洲佛教徒”，蔡伯毅爲譯成日文(海六、八“通訊”)。講畢，大師抵滬。七月二十九日、叁十日(“初八初九兩日”)，在世界佛教居士林講演佛乘(自傳十九；海六、七“事紀”)。
按：居士林說法，自傳誤爲北京初回，未去天童之間。八月四日(“六月十四日”)，大師抵廬山大林寺。十日起，開暑期講演會叁日。北大教授張怡荪，臺灣故友善慧，並參預演講。大師講世俗谛的人生觀(海六、七“事紀”)，發揮“仁義禮樂之仁德”：“今雖欲行儒之行，而本之于佛而又歸之于佛也”。大師是年多以儒爲方便。致段執政書：“撷華夏之文化，體佛用儒”；複衛禮賢書：“先從大乘佛化，以得到符合內外上下，渾然一體之宇宙人生實際之孔家儒化與大乘佛化，乃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在太原，講“佛法與孔子之道”；其後複作“中國人用中國法之自救”。自謂：感于中國之日亂，列強之不足恃，主張發揚宋元來之“國民性道德”──叁教融合之精義，淬砺而振作之。其項目爲“一、建佛法以建信基”，“二、用老莊以解世紛”，“叁、宗孔孟以全人德”，“四、歸佛法以暢生性”。大師晚年論發揚中國文化，要不出此。
是年夏秋，大師設廬山學宭于大林寺，以會覺、大醒、滿智、迦林爲學員，令習英文與佛學(熊東明從學佛法于山)，爲寰遊歐美布教之預備(自傳十七；寰遊記一；略史)。大師素以振興佛教(唯中國能振興大乘佛教)救世界，今乃欲先著手于世界運動，格化西人，庶乎國人因西人之信仰佛法而信佛。方針一變。是秋，唐大圓回湘；海潮音移廬山，九期起，改由會覺編輯(南北東西的海潮音；海潮音十五年來之總檢閱)。支那內學院，擴設法相大學。廈門南普陀寺，禮請常惺創辦閩南佛學院(海六、七“事紀”)。國民大學函商增設佛學史，或印度哲學史，請大師爲教授，辭之未就(覆國民大學函)。時東密藏密，泛濫日深。蒙藏喇嘛，“形服同俗，酒肉公開”。東密則：“曰俗形居中臺也，曰定妃爲女形也”，而居士據以傳法；且誇“即身成佛爲
獨具之勝義”。大師慨中國佛教漸陷混亂，有“弁髦戒行，上苴淨業”之危(普陀印老同感)。春日，大師作“今佛教中之男女僧俗顯密問題”。在廬山學宭，更講“論即身成佛”，“中國現時密宗複興之趨勢”。主張：納于教理，軌以戒律，嚴其限製。望大心比丘，深入東密藏密而冶爲中密。讀大師致王弘願書(七)，可概見當時爭論情形：“比年天下洶洶，人失其性，莫非值利譽則貪癡即縱，處人己則瞋慢相陵。播流四毒，構成衆凶。乃知非先自降伏煩惱，則凡百皆爲資福之具耳。宏法！宏法！多少人將假此名以行其惡！語之曷勝痛心。去春雷斧之事，日僧演華等續續來信，且宣誓以證其所雲之皆實。余以君等已心喪其主，客氣用事，不能止惡，徒以長瞋，因之默爾而息。其意在不添火宅之焰，非有他也。近衡時局，稍發危言。乃聞門弟述君于所撰之報紙，公然惡口相加；余惟有痛自慚愧，祝君心快而已，他複何言”！
大師廬山講學，更有“阿陀那識論”，“論法相必宗唯識”，“議佛教辦學法”。大師立法相定義：“空前之法執非法相”，“遮破法執之空慧非法相”，“安立非安立圓融之法界非法相”；據是遮落聲聞、般若等經論，法相爲慈氏系獨得，而明其必宗唯識。是年，編廬山講稿爲“廬山學”，由泰東書局印行(自傳十七)。十月九日，大師由廬山過南京，大醒等隨行(學宭停辦)。大師訪歐陽竟無，參觀法相大學；受邀說法，講“認識的地位論”。時武院研究生，有數人于此受學(自傳十九；海六、十“時事”)。按：自傳以此事爲去廬山之前，誤。十日，抵蘇州。應北寺昭叁，及張仲仁等請，講仁王護國般若經于北塔寺，有李印泉(根源)等參聽。二十六日(“八日”)，受皈戒者叁百余人；法會圓滿(自傳十九；海六、十“時事”“攝影”；人物志憶十二；追悼熊秉叁張仲仁兩先生)。當日還滬。
按：志憶謂：曆叁月余，指包冬季再來而言。法會期中，大師于東吳大學講“我之宗教觀”；師範學校講“人生問題之解決”；基督教青年會講“佛法”(自傳十九；海六、十“時事”)。大師論及宗教之將來，以爲：“人世既長有不滿足而邀求無限永存之心意，即宗教有長在之余地”。“人心要求滿足之心不一致，……由宗教要求而有宗教之存在，宗教即不能統一”。其時，大師雖再受任爲武昌佛學院院長(海六、七“事紀”)，然以信衆離心，未能實現建僧本意，大有舍棄之心(空也“致張化聲函”；會覺滿智“致大師書”)。得昭叁同意，擬接收北塔寺，籌辦中華佛教大學(自傳十九)。廬山所講“議佛教辦學法”，即此…
《太虛大師年譜目次》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