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逐加整理，为学生讲二十唯识论(自传十八；大醒为编者说)。“世间万有为进化抑为退化”，“以佛法批评社会主义”，“佛法是否哲学”，“佛教心理学之研究”，均此时为研究员讲。大师评社会主义，确认其目的之正确，而嫌其手段之偏谬：“见环境而忘本身”，“专物产而遗心德”，“齐现果而昧业因”，“除我所而存我执”。故主“改造本身”，“究源心德”，“进善业因”，“伏断我执”，以正其偏而庶乎能实现其目的。论心理学，大师依楞严经，析为情的，想的，智的。时革命空气渐高，大师乃作“大乘之革命”。其“革命之工具，即二空观”。是月，北京佛化新青年会复活，邵福宸负责进行(海六、一“佛化新青年会通启”)。宁、张在川，亦有重庆及四川(在成都)分会之设立。“张宗载宣言”，夸张犹昔(海六、一“宣言”；海六、二(“宣言”)。二月八日(“十五日”)，李隐尘等约萧衡珊(耀南)、何韵香、陈叔澄等，发起就中华大学，请大师开讲护国仁王般若经。讲数日，讲务由善因代座。钟益亭、汪奉持等，是年受皈依(自传十九；海六、二“事纪”)。三月六日(“二月十一日”)，大师偕王森甫等一行二十余人北上。至京，莅车站欢迎者数千人，驻锡慈因寺(海六、三“事纪”；自传十九)。按：自传“正月底到京”，“二月初间开讲”，误。十四日(“十九日”)，大师于中央公园社稷坛，开讲仁王护国般若经，听众日常千人。法尊、法芳译语兼记录，成“仁王护国般若经讲录”。四月十六日(“三月二十三”)圆满，克兰佩、卫礼贤、多杰觉拔、贡觉仲尼，均来法会参听(自传十九；海六、四“事纪”；法会“致班禅书”)。讲次，值孙中山先生逝世，停灵社稷坛(经筵临时旁移数日)。大师往谒遗体致敬，挽云(自传十九；人物志忆六)：“但知爱国利民，革命历艰危，屡仆屡兴成大业。不忘悟人觉世，舍身示群众，即空即假入中观”。大觉亦于三月十二日(“二月十七日”)卒于重庆之归元寺(大觉苾刍塔铭)。时段祺瑞执政，召集善后会议。通电呼吁和平，有“谁本孔子一贯之旨，凛佛家造孽之诫”语，大师乃举三义以致书执政(书)。太原大同学校，试验理想教育之德人卫西琴(礼贤)，读及大师有关教育之论文(载晨报)，特来京访晤，咨询佛之教育法(自传十九)。其后常通音问，友谊颇笃。四月，大师与白普仁、庄思缄等，设中华佛教联合会筹备处于北京，呈内政部备案，以便推派代表，出席今秋东亚佛教大会(自传十九；略史；海六、四“事纪”；海六、五“事纪”)。大师作“中华佛教联合会应如何组织耶”，主在家、出家分组而后合组。
法会期间，大师兼为藏文学院讲“摄大乘论”，法尊记，仅至“所知依分”(海六、三“通讯”)。大师论及大乘三宗，于平等中显有浅深之迹：“一、法空观慧宗，……重破小乘法执。二、法相唯识宗，前宗虽以空慧洗尽法执，然离执之法相则未广明，故以此宗继之。……真如净德宗，凡有言说可安立者，前宗摄尽而无余。此宗所明者，乃法空观慧所生所显，法相唯识所明所证之体也”。十九日，大师应燕京大学约，往讲“为学所以求真实”。熊东明由此发心学佛(自传十九；论)。是春，班禅来京谒段执政(“班禅大师传略”)。非宗教同盟，一时风起。文殊诞(四月二十七日)左近，大师偕胡子笏(妙观)朝五台山，宿碧山寺广济茅蓬。适风雪弥天，仅礼北台菩萨顶(自传十九；诗存)。五月，大师偕子笏抵太原。以庄蕴宽、汪大燮、叶恭绰、许世英、孙宝琦、熊
希龄、汤芗铭等先容，受阎百川之招待。惟晤谈之余，意趣不尽惬洽(自传十九；海六、十“通讯”)。大师访山西村政；游晋祠(五月五日)等名胜。于洗心社之自省堂，讲“佛法与孔子之道”(自传十九；海六、六“太原四团体欢迎太虚法师之演讲录”)。大师经石家庄回北京。时大勇决改组藏文学院为留藏学法团，专学藏密(自传十九；海六、六“事纪”)。因乞大师开示，书四偈示之：“心佛众生，一如无别；下同悲仰，上齐慈力(本依)。率身律仪，澡心冰雪；严己正人，住持体立(严正)。宽消峻怨，和凝厚德；事缘吉羊，成由福德(宽和)。随顺时机，施行法教；摄化无方，广学善巧”(摄化)。大勇后以六月四日(“闰四月十三日”)成行(海六、六“事纪”)。能海之入藏学密，亦是年三、四月(“三月”)事(海六、五“事纪”)。大师离京南下，沿途经济南、南京、常州、无锡、苏州，并小住游览，所至均纪以诗(自传十九；箴新僧；诗存)。时佛化新青年会复活，而武院同学会，是春又出版新僧──大醒、迦林、寄尘负责，老僧为之惊恨。大师游历归来，作“箴新僧”，以缓和老僧恶感(文)。大师抵上海，天童寺退居净心，住持文质，已在沪迎候(海六、五“事纪”)。偕赴宁波，礼育王舍利塔已，去天童寺讲楞伽经。六月初开讲，陈慧秉记录，成“楞伽经义记”(自传十九)。经期中山居闲适，游天童诸胜，皆有题咏(自传十九；诗存)。“悲圆居士集序”，“大觉苾刍塔铭并序”，均作于此时。大师为东亚佛教大会，撰“敬告亚洲佛教徒”，蔡伯毅为译成日文(海六、八“通讯”)。讲毕，大师抵沪。七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初八初九两日”)，在世界佛教居士林讲演佛乘(自传十九；海六、七“事纪”)。
按：居士林说法，自传误为北京初回，未去天童之间。八月四日(“六月十四日”)，大师抵庐山大林寺。十日起，开暑期讲演会三日。北大教授张怡荪，台湾故友善慧，并参预演讲。大师讲世俗谛的人生观(海六、七“事纪”)，发挥“仁义礼乐之仁德”：“今虽欲行儒之行，而本之于佛而又归之于佛也”。大师是年多以儒为方便。致段执政书：“撷华夏之文化，体佛用儒”；复卫礼贤书：“先从大乘佛化，以得到符合内外上下，浑然一体之宇宙人生实际之孔家儒化与大乘佛化，乃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在太原，讲“佛法与孔子之道”；其后复作“中国人用中国法之自救”。自谓：感于中国之日乱，列强之不足恃，主张发扬宋元来之“国民性道德”──三教融合之精义，淬砺而振作之。其项目为“一、建佛法以建信基”，“二、用老庄以解世纷”，“三、宗孔孟以全人德”，“四、归佛法以畅生性”。大师晚年论发扬中国文化，要不出此。
是年夏秋，大师设庐山学宭于大林寺，以会觉、大醒、满智、迦林为学员，令习英文与佛学(熊东明从学佛法于山)，为寰游欧美布教之预备(自传十七；寰游记一；略史)。大师素以振兴佛教(唯中国能振兴大乘佛教)救世界，今乃欲先著手于世界运动，格化西人，庶乎国人因西人之信仰佛法而信佛。方针一变。是秋，唐大圆回湘；海潮音移庐山，九期起，改由会觉编辑(南北东西的海潮音；海潮音十五年来之总检阅)。支那内学院，扩设法相大学。厦门南普陀寺，礼请常惺创办闽南佛学院(海六、七“事纪”)。国民大学函商增设佛学史，或印度哲学史，请大师为教授，辞之未就(覆国民大学函)。时东密藏密，泛滥日深。蒙藏喇嘛，“形服同俗，酒肉公开”。东密则：“曰俗形居中台也，曰定妃为女形也”，而居士据以传法；且夸“即身成佛为
独具之胜义”。大师慨中国佛教渐陷混乱，有“弁髦戒行，上苴净业”之危(普陀印老同感)。春日，大师作“今佛教中之男女僧俗显密问题”。在庐山学宭，更讲“论即身成佛”，“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主张：纳于教理，轨以戒律，严其限制。望大心比丘，深入东密藏密而冶为中密。读大师致王弘愿书(七)，可概见当时争论情形：“比年天下汹汹，人失其性，莫非值利誉则贪痴即纵，处人己则瞋慢相陵。播流四毒，构成众凶。乃知非先自降伏烦恼，则凡百皆为资福之具耳。宏法！宏法！多少人将假此名以行其恶！语之曷胜痛心。去春雷斧之事，日僧演华等续续来信，且宣誓以证其所云之皆实。余以君等已心丧其主，客气用事，不能止恶，徒以长瞋，因之默尔而息。其意在不添火宅之焰，非有他也。近衡时局，稍发危言。乃闻门弟述君于所撰之报纸，公然恶口相加；余惟有痛自惭愧，祝君心快而已，他复何言”！
大师庐山讲学，更有“阿陀那识论”，“论法相必宗唯识”，“议佛教办学法”。大师立法相定义：“空前之法执非法相”，“遮破法执之空慧非法相”，“安立非安立圆融之法界非法相”；据是遮落声闻、般若等经论，法相为慈氏系独得，而明其必宗唯识。是年，编庐山讲稿为“庐山学”，由泰东书局印行(自传十七)。十月九日，大师由庐山过南京，大醒等随行(学宭停办)。大师访欧阳竟无，参观法相大学；受邀说法，讲“认识的地位论”。时武院研究生，有数人于此受学(自传十九；海六、十“时事”)。按：自传以此事为去庐山之前，误。十日，抵苏州。应北寺昭三，及张仲仁等请，讲仁王护国般若经于北塔寺，有李印泉(根源)等参听。二十六日(“八日”)，受皈戒者三百余人；法会圆满(自传十九；海六、十“时事”“摄影”；人物志忆十二；追悼熊秉三张仲仁两先生)。当日还沪。
按：志忆谓：历三月余，指包冬季再来而言。法会期中，大师于东吴大学讲“我之宗教观”；师范学校讲“人生问题之解决”；基督教青年会讲“佛法”(自传十九；海六、十“时事”)。大师论及宗教之将来，以为：“人世既长有不满足而邀求无限永存之心意，即宗教有长在之余地”。“人心要求满足之心不一致，……由宗教要求而有宗教之存在，宗教即不能统一”。其时，大师虽再受任为武昌佛学院院长(海六、七“事纪”)，然以信众离心，未能实现建僧本意，大有舍弃之心(空也“致张化声函”；会觉满智“致大师书”)。得昭三同意，拟接收北塔寺，筹办中华佛教大学(自传十九)。庐山所讲“议佛教办学法”，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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