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大師聯合重慶佛學界，設宴歡迎舊國府來渝之佛學界同人。到鄒魯、朱慶瀾、呂超、周仲良、王允恭、王右瑜、朱福南、歐陽德叁、陶冶公、王新民等(海十九、二“佛教新聞”)。叁十一日，大師往國民政府，回訪呂參軍長、陳主計長。繼由呂參軍長，導大師晉谒主席(主席二十五日上缙雲山，大師未在)；論及漢藏文化應互譯互資(海十九、二“佛教要聞”)。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叁八(丁醜──戊寅)，大師五十歲。
一月十九日(“臘月十八日”)，大師四十八歲滿，說偈回向外祖母及母氏(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墮世年複年，忽滿四十八。衆苦方沸煎，遍救懷明達！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佛即成，是名真現實。一、一九，即人成佛真現實論者太虛”。是日，大師偕張茂芹、王邵深等，參觀江北貧兒院(詩存)。二十日，法舫自武昌來，谒大師于佛學社。時世苑研究班，法舫已先期解散
。由葦舫留守世苑，兼編海潮音(南北東西的海潮音；法舫“複芝峰書”；“致各地同學書”)。二月八日，大師作“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文)。是日，約晤路透社記者史密李斯廉(海十九、叁“佛教新聞”)。留渝期間，戴季陶以靈山法會圖持贈大師(海十九、二“佛教要聞”)。叁月八日至十日，中央以追薦班禅，設漢經壇于漢藏教理院，大師主壇。中央派戴季陶來山主薦(塵空“中樞追薦班禅大師記”)。戴季陶與大師談及：“希望我(大師)能在一個名山勝刹，從實踐訓練上，養成將來複興中國佛教的根本僧材”(中國的僧教育應怎樣)。大師“菩薩學處”之理想，由此引發提出。大師講“中國的僧教育應怎樣”于漢院，心月記。大師以戴季陶主謹嚴實證，衛挺生主通俗適時，乃提示十年來之佛教教育主張。然大師謂：“余以身力衰朽，已不能實際上去做准備功夫，或領導模範的人”。
“關于本人，也要大家明白認清！養成“住持中國佛教僧寶的僧教育”，不過是我的一種計劃，機緣上、事實上，我不能去做施設此種僧教育的主持人或領導人。而且，我是個沒有受過僧教育的人，一切的一切，都是你們──教的人及學的人不能仿效的。仿效我的人，決定要畫虎不成反類犬，這是我的警告”。大師以不世之資，外適時宜而內有所本；其理想之僧教育，固始終未能實現其少分。學者徒見其形迹，起而宗仰之，仿學之，不畫虎成犬者幾希！世之或毀或譽，與大師何與？四月，大師因顧次長毓秀來漢院，轉商諸陳部長立夫，得其允予補助經費，于漢院成立編譯處(海十九、五)。是年春，大師開始于漢院講“真現實論宗體論”之“現變實事”，法舫記。後回山續講由學僧筆記(海十九、五“編後記”)。但出“現實之理”──“現變實事”，“現事實性”，“現性實覺”，“現覺實變”；而現實之行、之果、之教，未及講出爲憾！按：“編後記”雲：“真現實論中篇，大師已在漢院脫稿”，蓋不知此爲隨講記出之誤。時政府頒“抗戰建國綱領”，大師作“日僞亦覺悟否”以示擁護(文)。五月二日大師抵渝，駐錫佛學社，主持中國佛學會事宜(海十九、五“佛教新聞”)。大師應佛學社請，講辨法法性論，塵空、陳濟博記，遊隆淨編，成“辨法法性論講記”(海十九、五“佛教新聞”)。十五日，中國佛學會召開會員大會，大師出席主持，連任爲理事長(海十九、六“佛教新聞”)。六月四日，大師以成都佛學社禮請弘法，乘機抵成都。昌圓、悅西、劉肇乾、謝子厚、牛次封、費爾樸等來迎，駐錫文殊院(法舫“太虛法師飛蓉弘法記”；海十九、六“佛教新聞”)。
五日，大師于十方堂講“現在需要的僧教育”，仁寬記(文)。按：原刊作“成都文殊院”講，誤。七日，大師于文殊院開講“大乘伽耶山頂經”，約二十圓滿(法舫“飛蓉弘法記”)。十二日上午，應佛學社請，于少城公園，講“降魔救世與抗戰建國”，遊隆淨記(法舫“飛蓉弘法記”)。午後，應法國駐川交涉署交涉員貝珊之約，赴交涉署晤談(海十九、七“佛教新聞”)。二十一日，應華西大學約，往講“中國需耶教與歐美需佛教”，遊隆淨記。講畢，關于最初因與自由意志，與朱光潛略有問答(文；海十九“佛教新聞”)。某日，大師于成都無線電臺，廣播“佛教徒如何雪恥”(文)。大師在蓉，晤章嘉。時以京滬淪陷，中佛會負責人，未能隨國府及時西移。乃相與商決：成立“中國佛教會臨時辦事處”于重慶羅漢寺。並發出通電，告黨政機關及全國佛徒：
“敬啓者：倭寇侵淩，國民淪陷。並傳聞利用崇儒信佛名義，組東亞佛教會，致滬杭京平之佛教會理監事，間有被迫參預者。而名義上代表全國佛徒之“中國佛教會”，近亦陷于嫌疑之地(見新聞報，有中國佛教會恢複辦公消息)，殊使全國佛教徒同受汙辱。其實，在太虛等播居重慶，章嘉等移住成都，固同隨國府爲抗倭而努力。今爲絕狡計而正視聽，特設“中國佛教會臨時辦事處”于重慶羅漢寺。惟冀中國佛教會曆屆理監事之散居各方者，及川黔滇粵閩贛蘇皖鄂湘豫陝甘青等省佛教會，率各縣佛教會，先由通訊一致聯合，以進圖增強後方各省佛教徒之組織。並宣布廢止淪陷在京滬之中國佛教會機構，暫與京平滬杭等淪陷區內佛教會等斷絕關系，免爲牽累，實所至要！此致中央及各省縣黨政機關，與中國佛教會理監事，各省縣佛教公鑒。中國佛教會理事太虛，監事章嘉等同啓”。大師致書上海之常惺(中佛會秘書)，詢佛教會事，告以內地組織，盼以能來(同情淪陷區佛教徒的呼籲)。
二十二日，大師應田頌堯招，與劉自乾、劉肇乾、立南、樹仙、瑤笙，同遊長松、靈峰諸勝，宿唯仁山莊(致法尊書廿六；詩存)。大師等一行，由灌縣遊青城天師洞、上清宮、川主廟(致法尊書廿六；詩存)。大師自成都回渝──何北衡以車送。途次自貢市，訪老友陳誦洛，導觀水火井。與缪秋傑等晚宴于釜溪公園(詩存)。八月一日(或二)，大師抵渝(海十九、七“佛教新聞”)。叁日，大師以川黔湘鄂各省，響應大師與章嘉通電，乃就羅漢寺召開理監事臨時會議(海十九、八“新聞”)。是日，大師至歌樂山，晤林主席、馬寅初；決于歌樂山小住(致法尊書廿八；詩存)。九月，喜饒嘉錯偕楊質夫來缙雲山，大師留其小住講學(從溝通漢藏文化說到融合漢藏民族；海十九、十“佛教新聞”)。初秋，綿綿小雨兼旬，大師于那伽窟作“那伽窟遮眼偶評”(文)。
十月，葦舫移海潮音來重慶；大師作“東南西北的海潮音”(文)。“同情淪陷區佛教徒的呼籲”，亦此時作。大師聞王一亭卒，作“追念王一亭長者”。王一亭護法不分彼此新舊，未能專于護持大師；然上海名流居士，能稍稍同情大師，且始終不與大師離貳者，唯王一亭一人。叁十日，武漢棄守。十一月十二日，大師與陳誦洛，假長安寺作詩會，與會者二十人。虞愚(佛心)編之爲“戊寅渝州長安餞秋集”；何遂(敘甫)作“餞秋圖”，詩存；詩存外集)。二十日(“星期日”)，大師于佛學社，講“佛教最重要的一法，與中國急需的一事”，虞愚記。周枕琴、朱铎民、譚雲山、郭本道等，均來預法席(海十九、十一“佛教新聞”)。大師對民族文化，以爲：“演變成新儒家的不能”，“全盤西化的不能”，惟有“確信業報到各自負責”──自力更生
。二十二日，大師設尼衆避難林于江北塔坪寺，是日起香(海十九、十二“佛教新聞”)。二十五日，中國佛學會、中印學會、重慶佛學社，聯合歡迎印度救護隊，及拉蔔楞一百零八寺慰勞團；大師主席致辭(海十九、十二“佛教新聞”)。大師偕李了空登南泉建文峰。病足旬余，住南泉仙洞休養(詩存；詩存外集)。十二月六日(“十月望”)，陳誦洛、蕭鍾美、林肯盦、白連城，來南泉訪晤詩存外集)。是秋，大師與詩友時相唱和。二十一日，大師應中央政治學校附設蒙藏學校(在南泉)之約，前往講演(海二十、一“佛教新聞”)。是年冬，漢院于師子峰建“太虛臺”，虞愚爲記。法尊等久有心建此以爲紀念，非大師意也。“所雲建太虛臺，尤不可！或能略爲劉主席、潘院董、何院護，在山作何紀念爲好。……(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致法尊書十一)。“紀念臺，如未做勿做，已做易名慈氏。自慚福德涼薄，望勿以名之！……(二十六年)叁月十八日”(致法尊書廿二)。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叁九(戊寅──己卯)，大師五十一歲。
一月，大師作“佛教的護國與護世”(文)。九日(“十一月二十日”前一日)，大師偕李了空回缙雲山，以將有滇黔之行；一宿還渝(詩存外集；從巴利語系說到今菩薩行)。十四日，常惺卒于上海，年四十叁(常惺法師塔銘並序)。二十五日，大師乘中航機飛貴陽，塵空隨行。駐錫黔明寺(海十九、十二“佛教新聞”；海二十、一──二“佛教新聞”)。二十七日(“臘月初八”)，貴州省佛會借民衆教育館歡迎。大師講“成佛救世與革命救國”，塵空記(文；海二十、二“佛教新聞”)。
叁十一日，李烈鈞假黔明寺，歡宴大師。席次，張鐵君與大師略談哲學(海二十、二“佛教要聞”；張鐵君“訪太虛大師記”)。張以“唯生論的方法論”相贈；大師讀竟，書“唯生論的方法論書後”(文)。二月叁日，黔紳徐露園、周伯庸、和紹孔、劉智融等，歡宴大師，爲略談“學佛與佛學”(文)。四日，定于民教館講心經。值敵機肆虐，狂炸築城，講務因以停止。大師移住東山寺(幾點佛法的要義；王永良函；海二十、二“佛教新聞”)。六日，大師度五十初度于東山寺，李協和、周伯庸、拓魯生等均來祝嘏(海二十、叁──六“佛教新聞”)。是年五十壽誕，各方發起擴大慶祝，重慶、上海、漢口、西安、香港、仰光、暹羅等處，均有慶祝儀式，賀電紛至(海二十、二“佛教新聞”)。大師五十初度詩雲(獅吼龍嘯集)：“身世今盈四十九，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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