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編務(覺群一)。大師成立覺群社，本意爲佛教之政治組織。惟以僧伽參政，多滋異議，乃創“問政不幹治”之說；“問政而不幹治──覺群社”。“在家出家少壯佛徒，聒余創導組織者，不下十余人。問詢長老缁素，則緘默持重，大多不以爲可。余亦遲遲不決”。“然超政，遇政府與社會摧教，易遭破滅；從政，亦易隨政府而倒；二者利弊各關。況今中國，無論在政府社會，尚無在家佛徒集團，足以擁護佛教，則僧伽處此，殊堪考慮！今以多人對此問題的研討，余遂不得不加以深思熟慮，而于孫中山先生所說政權治權，得一解決，曰：“問政而不幹治”。“孫先生謂：政是衆人之事，治是管理，政治是衆人之事之管理。又政權是人民有權，議定政法；治權是政府有能，治理國民。僧伽不得不是衆人之事中的衆人，所以于衆人中的本人或同人的事，不得不問。要想問問衆人之事，講講其所感之禍害痛苦，所求之福利安樂，不得不參加社會的地方的國家的合法集議衆人之事的會所。所以對于有關之民衆社團，及鄉區自治會議，縣參議會，省參議會，國民代表大會，均應參加一分子，爲本人同人全民衆人議論除苦得樂之辦法。但所參預的，以此各種議事場所爲止，亦即人民政權機關爲止；而執行五權治權的中央和地方機關，概不幹求參預。換言之，只參加選舉被選爲議員，決不幹求作官，運動作官將文官武將等”。
“中國現階段的中國僧伽，對于今所提出的“議政而不幹治”，願皆透澈了解，切實踐行”！此惟限以僧伽。以中國僧伽量之少，質之低，于政治素鮮注意，其難以有爲，蓋在意中。其後，覺群周報，仍等于一般通俗之佛學刊物，知議政亦不易！時李子寬，承大師意，創立佛教文化社于首都，大師任董事長(海廿七、七“一月佛教紀要”)。以流通佛典，尤以流通大師作品，編印“太虛大師全書”爲宗旨。二十八日，上海虹口西竺寺，創立中國佛教醫院，大師任董事長“覺群七)。八月六日，大師抵鎮江，去焦山。八日，大師主持僧材訓練班結業典禮，以“存在、僧、僧羯磨”爲訓。塵空記(海廿七、九“佛教新聞”；覺群六──七)。
十一日，鎮江佛教界，假金山寺歡迎。大師講“人生的佛教”，茗山與覺先記(覺群七)。時世苑圖書館駐軍離去，得正信會協助，葦舫爲之修葺。下學期招研究生數人。二十五日，上海市佛教青年會開成立會，大師出席指導(覺群九)。九月一日，大師致函慈航。先是，焦山東初爲福善所動，發表改革僧裝之議。焦山僧伽訓練班結業頃，大師特製一新僧裝，寄贈芝峰。慈航贊同黃色袈裟，因致函大師責難，有退出“新僧”之憤語；大師乃痛責之(與慈航書)。二十一日，大師以“關于寺廟問題”，致函申報(文)。時上海市政府(張曉崧主謀)，欲強占寺院以作機關學校，引起僧衆請願。是月，大師發表“集團的惡止善行”，作道德重建之呼籲。十月，大師抵南京，駐錫(普照寺)中國佛學會，講出生菩提心經(海廿七、十一“一月佛教記事”)。
十七日，大師于南京臥佛寺新創之大雄中學，不慎失火；主事務者(又信)竟不知所往(又信“侍座回憶”)。善後事宜，大師之精神物質，均大受損失！十一月十六日(海刊作十七)，中國佛學會召開代表大會(覺群廿四)。二十五日，大師作“由經濟理論說到僧寺經濟建設”(文)。是年冬，佛教文化社發行“太虛大師全書”預約；大師約北平楊星森來編校推行。初以中國宗教聯誼會于斌之推薦，經蔣主席同意，圈定大師爲國民大會代表。以陳立夫力持異議，致其事中變。時京滬報章，多傳大師組黨及出席國大之說；鑒于政府歧視擁有廣大信徒之佛教，大師殊深悒怅！蔣主席與大師之友誼，久爲近侍集團所礙，日以疏遠。二十余年來，佛教爲拘于理學窠臼之中國本位文化者，憑藉美國路線之基督福音者所扼抑，處境日艱。大師于國民政府領導者，于執政之初，未能高瞻遠矚，求中日之協和，謀以東方文化，複興全亞民族，招來東方文化、亞洲民族之大苦難，每不勝其感慨！十二月七日，大師于首都監獄說法：“佛是我們的善友”，隆信記(文)。九日，大師返滬(海廿八、一“教聞摘要”)。二十五日，應甯屬缁素邀請，至甯波，駐錫觀宗寺(覺群廿五)。叁十日，“臘八”，甯屬六邑佛教會，于觀宗寺開會歡迎。大師講“世出世間善法嗢舵南頌”，無言(芝峰)記(集施頌)。頌曰：“緣起無實，相續互關，如理行事，濟衆勤勇”。大師移錫延慶寺，大醒、亦幻、芝峰，隨侍左右(旡言“菩薩學處講錄記述序”)。
民國叁十六年，一九四七(丙戌──丁酉)，大師五十九歲。
一月叁日，大師偕芝峰等去溪口，回一別十年之雪窦寺。留叁宿，不勝廢興之感(覺群廿六；廿七)。“重歸雪窦”詩雲：
“妙高欣已舊觀複，飛雪依然寒色侵。寺破亭空古碑在，十年陳夢劫灰尋”！時雪窦寺住持職，大師已于夏季交與大醒。大師去天童、育王訪舊。與芝峰度舊年于阿育王寺(詩存續集)。閑讀史達林傳，于共産黨員應具之體力、智力、意志力，予以同情之感雲(記閱書遣閑)：“看完這一段話，真同看到瑜伽師地論察驗菩薩種姓應具的六度善根一樣，令人肅然起敬地，感覺著如遇到了菩薩；但缺少一些慈悲仁愛”！二月二日(“丁酉元旦”)，大師于延慶寺開講“菩薩學處”，凡叁日，爲大師最後說法。無言記，成“菩薩學處講錄”(旡言“菩薩學處講錄記述序”)。大師新春試筆，作“中國應努力世界文化”(文)。六日，大師至慈溪普濟寺(又信“侍座回憶”)。
大師留甬期間，禮奘老，解常佩玉玦，親爲奘老懸于胸前(奘老爲編者說)，有訣別之兆。又作詩“奉奘老”，爲大師最後詩篇：“吃虧自己便宜人，矍铄精神七四身。勤樸一生禅誦力，脫然蕭灑出凡塵”！錫蘭僧索麻等，不守信約，藉口滬地天寒，去香港過冬。一月六日，即離華返錫。徒耗香港、上海、西安等信施，且有不利中國佛教之傳說。大師因擬“致摩诃菩提會書”，囑葦舫以世苑秘書名義，由法舫轉交。原書雲：“法舫來函，亦忘了原約(以彼等爲來華傳教者)，措此錯誤言詞。今可以世界佛學苑秘書葦舫名義，正複一函與哥侖布摩诃菩提會。“一、原訂約雙方，爲“哥侖布摩诃菩提會”與“西安世界佛學苑巴利叁藏院”。雙方交換各二僧，華赴錫二僧，以學巴利佛教爲主，兼傳華文佛教；錫來華二僧，以學華文佛教爲主，兼傳巴利佛教。各期五年。二、雙力未達目的地前，及離目的地後，來回一切費用，皆由自備，到後，由訂約雙方，互供膳宿，並供每月叁十羅比備用。叁、事前曾警告，應由加飛重慶轉飛西安，不可走海道。乃回信：經海道所增困難，及一僧之費用，概由自任，故只可聽之。四、索麻等抵滬，爲備供膳宿處一星期，便即赴陝(上海並無世界佛學苑機構)。後以索麻等要求在上海安居叁月，另籌備宿處及食費，約耗萬余羅比(由上海佛教團體及信徒籌付)。然索麻等只熱心傳巴利佛教，對于學習華文佛教，無表示求學。五、當安居初，西安已派善歸比丘來接待。至安居將終，索麻等決表示返港過冬，善歸始返西安。爲修住處及種種籌備歡迎，與專員往返，結果不去；不惟大失人望，且空耗經費不赀矣！六、決返香港，系出索麻等自意。然苑長仍囑香港信徒予以資助，並約春暖再至西安。後因索麻又怕西安寒冷，及疑地方不安等，重慶、峨眉、漢口，及甯波之延慶寺、雪窦山等，亦均表示可歡迎前去。乃索麻等突然來信，于一月六日，乘船經新加坡而返錫矣。今詳告索麻比丘來華離華之經過于貴會者，非欲責以他事，但欲貴會明了種種違約行動，全出索麻等叁比丘，而敝苑之西安巴利院，不僅忠實履約，且曾爲種種額外之招待也”。大師組黨未成，梵波(塵空)作“關于佛徒組黨問題”，謂大師“立于超然地位，從未向任何人作任何活動之表示”。“他本人卻無任何活動和領袖的企圖”，殊與大師態度不合。大師作“佛教不要組政黨”，對大師政治活動之態度，表示最爲明確。大師以爲：“極力表揚我的清高，與我舍身爲佛教、爲大衆的態度，卻不盡相同”。大師之意境，使佛教有組黨必要，且需其出而領導者，則自當舍身舍心以圖之。今雖無組黨可能，因緣未具，仍望以覺群社爲其聯絡。時大師有論時事小品數則，如“呼籲美蘇英倡導和平”，“國內和平的前途瞻望與中間調解”，“救西洋之亂即救世界之亂”。十七日，大師得福善病訊，于寒雪中自甬來滬，駐錫玉佛寺直指軒(恸福善)。福善于二十日不治去世，大師深恸之，作“恸福善”。不獨惜其人，且爲上海佛教之開展惜也。叁月五日，大師于上海玉佛寺，召開中國佛教整委會第七次常務會議。時整理大致就緒，議決于五月二十七日起，開全國會員代表大會七日(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附刊十七)。十二日，大師爲玉佛寺退居震華封龛，書“封龛法語”，爲大師最後遺墨。略謂：“爲震華法師封龛太虛老人“諸法刹那生，諸法刹那滅，刹那生滅中，無生亦無滅。……卅六年叁月十二日在玉佛寺般若丈室”。按：震華未及大師之門；或傳其與福善爲大師得意弟子，非也。大師說法且竟，忽中風舊疾複發。京滬杭甬間弟子，聞訊來集，多方醫護。
而大師殆以化緣周畢，竟以十七日下午一時一刻，于玉佛寺直指軒安詳舍報。時玉佛寺主葦一；出家弟子大醒、亦幻、塵空、燈霞、月耀、松月、演培；在家弟子李子寬、謝健、沈仲鈞、衛立民、楊樹梅、過聖嚴、胡聖輪；侍者楊承多等侍側，助念彌勒聖號，祝上生兜率，再來人間(塵空“虛公病室日記”)。十九日爲大師行封龛禮，老友善因親來主持。參加典禮者，寺院及佛教團體外，到當地黨政機關代表，及馬占山、湯鑄新、黃金榮等，凡叁千余人。中宣部攝影場，及中外日報記者，競爲攝影報道，月耀“虛公治喪處日記”)。治喪期間，重慶法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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