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寺，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含經》五十卷(《開元錄》載“于瓦官寺譯，梵本法顯赍來”。現存本實只四十八卷，其中第二十叁與第二十五兩卷，是求那跋陀羅譯的《無憂王經》誤抄進去的)。接著在東安寺譯出《大法鼓經》二卷、《相續解脫經》二卷。元嘉十叁年(４３６)由丹陽郡尹何尚之爲施主，在他那裏譯出《勝鬘經》一卷。又在道場寺譯出《央掘魔羅經》四卷、《楞伽經》四卷(《開元釋教錄》卷五說此經是元嘉二十年——西元４４３年譯)。當時有徒衆七百余人，寶雲傳語，慧觀筆受，“往複咨析，妙得本旨”(見《高僧傳》卷叁)。元嘉二十叁年(４４６)谯王義宣出鎮荊州，請他同去，安頓在辛寺。他在那裏譯出《無憂王經》一卷、《八吉祥經》一卷(現存本誤題僧伽婆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四卷，常由他的弟子法勇傳譯度語。除以上九部六十八卷以外，據《李廓錄》記載，確爲求那跋陀羅譯的書還有《大方廣寶箧經》二卷、《菩薩行方便境界神通變化經》叁卷和舊題作出于《小無量壽經》的《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神咒》一卷。總計十二部七十叁卷，現今都存在。《高僧傳》載他還譯出一卷《無量壽》(即《小無量壽經》)、《泥洹》、《現在佛名》、《第一義五相略》等，均已散佚。至于《長房錄》載《老母女六英經》、《申日兒本經》等十七種也是他所譯，那是不足信的。另外《李廓錄》、《長房錄》記載他所譯的《虛空藏菩薩經》等二十一種，現在都是缺本，確否待考。
他在荊州，還應谯王義宣之請，講過《華嚴》等經，弟子法勇傳譯，僧念爲都講，雖然要靠譯人傳言，但能往返表達出玄妙的義解。孝建初(４５４)，谯王陰謀作亂，經他勸阻不聽；並因他在群衆中的威信很高，逼著他一道東下。後來王玄模督軍打敗了谯王義宣，依著孝武帝預先發布的命令，護送求那跋陀羅重回南京。他在荊州時寫給谯王的信都有記錄，沒有片言只字牽涉到軍事，孝武帝後來查明了越發敬重他。有一次問他想念谯王否，他回答說：“受供十年，何可忘德，請許爲之燒香叁年”。孝武帝重他的義氣也就慨然允許了。明帝泰始四年(４６８)卒，年七十五歲。
求那跋陀羅的翻譯比較質直，但仍不失原意。所以法慈說他“又謹傳譯，字句雖質而理妙玄博”(見《出叁藏記集》卷九《勝鬘經序》)。像他在《楞伽經》中翻譯“如來藏識藏”、“識藏名如來藏”等用語，雖然“識藏”二字沒有照漢文的意義倒轉過來，而有“回文未盡”之嫌，可是比較元魏菩提留支譯的“如來藏識不在阿黎耶識中”，把阿賴耶與如來藏截然劃分爲二，就顯得符合于原意了。這也可見法慈評語之正確。
求那跋陀羅的翻譯能夠有系統地傳播他所宗的瑜伽一系學說的。這一系學說的構成，來源有：上座部的禅法，以《雜阿含經》作依據；從如來藏發展爲藏識的說法，以《央掘魔羅經》、《勝鬘經》作依據；從勝義谛無性發展爲叁自性的說法，以《相續解脫經》(即《解深密經》)作依據。這些經典求那跋陀羅都譯了出來。最後瑜伽學系通過唯心所現的理論，組織獨到的禅觀法門，詳細敘述于《楞伽經》，求那跋陀羅對它更一字不遺地做了直譯功夫。這在修辭方面雖沒有能夠文從字順，但就意義言，可算是很忠實于原本的。由于求那跋陀羅傳播了這一禅法的種子，後來得到達摩、慧可等人的培養，形成一派專講《楞伽經》的楞伽師，終至蛻化爲中國的禅宗。在楞伽師的傳承裏，本來就認求那跋陀羅爲第一代祖師，並傳有他所教導的“禅訓”，說了一些安心的方法，成爲楞伽師理論的重要根據。由這些事實，可見求那跋陀羅不單是個禅師，並還是中國佛教中的一位宗師，他和菩提留支、真谛等的地位是不相上下的。(李 安)
一七 佛馱跋陀羅(３５９—４２９)
佛馱跋陀羅，簡稱佛馱跋陀，意譯“覺賢”，北天竺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人。他原是釋迦族甘露飯王的後裔，住劫比羅伐窣堵，因祖父在北天竺一帶經商，遷居出來。五歲時，父母相繼病故，寄養于舅家。十七歲出家，在誦經時顯出異常的聰明，一天讀完一個月的功課。受了具足戒後，更加勤學，博通經典，以精于禅定和戒律出名。其後去罽賓，跟當時大禅師佛大先進修；在那裏遇中國僧人智嚴。智嚴請他到中國弘法。這正符合他的素願。他倆在旅途中曆盡艱難，先走雪山，繼改走海道，輾轉叁年，才到達中國青州東萊郡(今山東掖縣)。晉義熙四年(４０８)，他倆聽到鸠摩羅什在長安，就前去拜見。住長安的宮寺(一矨齊公寺)，初和羅什相處甚好。在學問上，他們互有商量，發揮奧義。但他們的學風不同，師承淵源也各異。羅什專弘經教，特別是龍樹一派的大乘學說，得著姚秦統治者姚興的信任。羅什和門下兩千多人，出入宮廷，聲勢顯赫。佛馱跋陀謹守聲聞乘上座部的教學規模，修禅習定，聚徒數百人(像智嚴、寶雲、慧觀等有名人物都在內)，甘于淡泊，不喜繁華。羅什也傳授禅法，不過只介紹了上座部舊師各家禅要，還沒有很好的組織；而佛馱跋陀的禅法是從上一派相承，保持了它的純粹性(關于佛馱跋陀的師承，僧祐有記錄，見《出叁藏記集》卷十二)。由于這些分歧，發生了隔閡。義熙七年(４１１)，佛馱跋陀偶然說了一些自炫神異的話頭，便掀起了風波。當時羅什門下僧(此字缺)、道恒等指摘佛馱跋陀犯了妄語戒，借著群衆的勢力，逼他離開關中。佛馱跋陀的門徒一時感到威脅，幾乎全部都散了，只剩下慧觀等四十余人隨從佛馱跋陀南下去廬山。那時慧遠住在山中，早就聽到佛馱跋陀的聲名，及相見，異常歡喜。慧遠又了解到佛馱跋陀被驅逐的不合情理，特爲寫信給姚興和關中僧衆，替他解釋並要求取消了判他爲犯戒的處分。
佛馱跋陀在廬山爲慧遠譯出了有關修禅的專著《修行方便禅經》二卷，這對慧遠的修持給予很大幫助。佛馱跋陀的志願是要往各處弘化，一年後，義熙八年(４１２)秋，他便離開廬山西遊，到了荊州，受到當時逗留在那地方的太尉劉裕的尊敬。不久(義熙九年即４１３春間)他隨劉裕去揚都(今南京)，住道場寺(在南京中華門外，一稱鬥場寺；寺爲司空謝石所建，後人又稱謝司空寺)。他儀表樸質有涵養，深受當地僧衆欽佩。
佛馱跋陀到揚都後，依舊傳習禅法；所住道場寺，一時成了“禅師窟”。不久，法顯遊曆印度歸來，他們開始合作，從義熙十二年到十四年(４１６—４１８)，先後翻譯了法顯攜歸的梵本經律《大般泥洹經》六卷，《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僧祇比丘戒本》一卷，《僧祇比丘尼戒本》一卷，《雜藏經》一卷。他積累了好些翻譯經驗，到義熙十四年(４１８)受孟顗、褚叔度的啓請和沙門法業、慧嚴等一百余人于叁年中譯出《大方廣佛華嚴經》五十卷(後來改分六十卷，稱爲六十《華嚴》)。這一大部經典的梵本有叁萬六千偈，原來是西晉沙門支法領從西域于阗取回來的，一向無人翻譯。直到佛馱跋陀才完成這一大譯事(羅什先翻了《華嚴經》中的《十住品》，佛馱跋陀譯本就完全采用它的譯文；其余各品和它配合，當然也受到了羅什譯文風格的影響)。大體上斟酌文義，符合原本的意旨。這部經文對後來佛教義學的發展關系甚大。翻譯地也以“華嚴堂”爲名以示紀念。佛馱跋陀于劉宋元嘉六年(４２９)圓寂，年七十一歲。
佛馱跋陀的翻譯除了以上七種外，現存的還有：《出生無量門持經》一卷、《大方等如來藏經》一卷、《文殊師利發願經》一卷、《觀佛叁昧海經》八卷。此外有缺本一種，《淨六波羅蜜經》一卷。總計佛馱跋陀所譯共十二部，一百十叁卷(《高僧傳》說他譯經十五種，一百十七卷，計算有誤。又《開元釋教錄》刊定他的譯本裏有《新無量壽經》二卷，即寶雲譯本的重覆記載；《方便心論》一卷，即《修行方便禅經》的誤傳；《過去因果經》一卷，出處有疑；都不計入)。
佛馱跋陀的翻譯雖有多方面，但專精禅法。慧遠作《禅經總序》載，佛馱跋陀曾譯達摩多羅和佛大先兩家的法門，現存《禅經》僅介紹了佛大先的漸修一法。這就是從二甘露門(數息和不淨觀)方便、勝進兩道各別的退、住、升、進，決定四分開始，進而觀界，修四無量，觀蘊、處，以至暢明緣起，達到禅定的成就。至于達摩多羅禅觀的詳細內容已無可考(後人仍稱佛馱跋陀譯本爲達摩多羅禅經)。又佛大先所傳禅法次第本屬上座部瑜伽師地(舊譯修行道地)一類，從安世高以來已傳入中國。到了佛大先，更推進一步，“搜集經要，勸發大乘”而接近了大乘瑜伽系。佛馱跋陀的傳譯就爲稍後的大乘瑜伽學說東流開了先河。這在中國佛教義學的曆史上是有意義的。(呂 澄)
一八 菩提達摩(？—５３６，一說５２８)
菩提達摩(通稱達摩)，是中國禅宗的初祖。他生于南印度，婆羅門族，出家後傾心大乘佛法。梁普通年中(５２０—５２６，一說：南朝宋末)，他自印度航海來到廣州，從這裏北行至魏，到處以禅法教人。據說他在洛陽看見永甯寺寶塔建築的精美，自言年已一百五十歲，曆遊各國都不曾見過，于是“口唱南無，合掌連日”(《洛陽伽藍記》卷一)。
達摩抵魏，遊嵩山少林寺，在那裏獨自修習禅定，時人稱他爲壁觀婆羅門。有道育、慧可二沙門禮見達摩並親近和供養四、五年。達摩感覺他們真誠，傳授以衣法。又把四卷《楞伽經》授與慧可說：我看中國人的根器于此經最爲相宜，你能依此而行，即能出離世間。
隨著禅宗在中國的發展，達摩逐漸成爲傳說式的人物。首先是傳說達摩到金陵(今南京)時和梁武帝的問答。梁武帝是笃信佛教的帝王，他即位以後建寺、寫經、度僧、造像甚多，他很自負地詢問達摩：“我做了這些事有多少功德？”達摩卻說：“無功德”。武帝又問：“何以無功德？”達摩說：“此是有爲之事，不是實在的功德。”武帝不能理解，達摩即渡江入魏。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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