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譯文的改進，也是值得提出的。(呂 澄)
四 朱士行(約叁世紀)
朱士行是曹魏時代穎川地方人。少年出家，時當嘉年中(２４０—２５３)昙柯迦羅傳來《僧祇戒本》，並創行羯磨受戒。他依法成爲比丘，與在他以前僅僅以離俗爲僧的有別。從這一點上，後人也將他當作漢土真正沙門的第一人。他出家後，專心精研經典。當時最流行的譯本是《道行般若》，他在洛陽便常常講此經。但《道行》的傳譯者理解不透，刪略頗多，脈絡模糊，時有捍格。他慨歎大乘裏這樣的要點竟譯得不徹底，就發願尋找原本來彌補這一缺憾。甘露五年(２６０)，他從長安西行出關，渡過沙漠，輾轉到了大乘經典集中地的于阗。在那裏，他果然得到《放光般若》的梵本，凡九十章，六十余萬字(二萬余頌)。因受到當地聲聞學徒的種種阻撓，未能將經本很快的送出，直到太康叁年(２８２)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意譯法饒)送回洛陽。又經過了十年，元康元年(２９１)才在陳留界內倉垣水南寺由無叉羅和竺叔蘭譯出。而士行本人終生留在西域，八十歲病故。
從漢僧西行求法的曆史上看，朱士行可說是第一人。那時去西域的道路十分難走，又沒有人引導，士行只憑一片真誠，竟達到了目的。他爲法熱忱可以和後來的法顯、玄奘媲美。他求得的經典雖只限于《放光般若》一種，譯文也不完全，但對當時的義學影響卻很大。譯本風行京華，凡有心講習的都奉爲圭臬。中山的支和上(名字不詳)使人到倉垣斷絹謄寫，取回中山之時，中山王和僧衆具備幢幡，出城四十裏迎接，可謂空前盛況。一時學者像帛法祚、支孝龍、竺法蘊、康僧淵、竺法汰、于法開等，或者加以注疏，或者從事講說，都借著《放光》來弘揚般若學說。
就因爲朱士行求法故事動人，後人更僞托有《朱士行漢錄》的經錄著作。此錄在隋初即已散失，費長房撰《曆代叁寶記》從當時所見幾種南北朝時代經錄裏轉引了二十五條，可看出它的特征是對漢代各譯家的重要翻譯都臆造了翻譯年代，又有些譯家像竺法蘭、康巨等也獨有它的記載。後唐代法琳《破邪論》更引用了《朱士行錄》說秦始皇時即有印度沙門來華傳法。由這些資料看《朱錄》是有意地表明佛法東傳之早，並對幾個有問題的早期譯家像迦葉摩騰、竺法蘭等說得那樣斑斑可考，這大概是南北朝時代的佛徒爲了和道家校論教興年代的先後，僞造了這部經錄。現在對它的鑒別還是很重要的。(呂 澄)
五 竺法護(約叁、四世紀間)
竺法護梵名達磨羅察(察，一作刹)，是世居敦煌的月支僑民，原來以支爲姓，八歲依竺高座出家，以後從師姓竺。他博學強記，刻苦踐行，深感當時(曹魏末)佛教徒只重視寺廟圖像，而忽略了西域大乘經典的傳譯，因此決心宏法，隨師西遊。他通曉西域各國叁十六種語言文字，搜集到大量經典原本，回到長安。從晉武帝泰始二年到懷帝永嘉二年(２６６—３０８)，譯出了一百五十余部經論。武帝末年(２７４頃)，他曾一度隱居山中，隨後在長安青門外立寺修行，聲名遠揚，各地僧俗從學的達千余人。他又去各地宏化，並隨處譯經。晚年，行蹤不詳。據說以七十八歲的高齡去世。法護因原居敦煌，化洽各處，時人又稱他爲敦煌菩薩。後來孫綽作《道賢論》，盛贊他“德居物宗”，並將護和竹林七賢中的山巨源相比。
竺法護翻譯的經典，據梁僧祐《出叁藏記集》的記錄，有一百五十九部、叁百零九卷，當時存在的寫本是九十五部。其後各家目錄續有增加，唐代《開元錄》刊定法護譯本存在的凡九十一部、二百零八卷(現經重新對勘，實系法護翻譯的只七十四部、一百七十七卷)，其中有很多重要經典。另有十種法護譯本已認爲散失了的，現經判明仍然存在，但誤題爲別人所譯。這十種是：《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二卷、《般若叁昧經》一卷(上兩種舊題支婁迦谶譯)、《舍利弗悔過經》一卷、《溫室浴洗衆僧經》一卷、《迦葉結經》一卷、《楏女耆域因緣經》一卷、《大六向拜經》一卷(上五種舊題爲安世高譯)、《舍利弗摩诃目犍連遊四衢經》一卷(舊題康孟祥譯)、《梵網六十二見經》一卷、《貝多樹下思惟十二因緣經》一卷(上兩種舊題支謙譯)。
法護的譯本有《般若》經類，有《華嚴》經類，有《寶積》經類。有《大集》經類，有《涅槃》《法華》經類，有大乘經集類，有大乘律類，有本生經類，又有西方撰述類等，種類繁多，幾乎具備了當時西域流行的要籍，這就爲大乘佛教在中國的弘傳打開了廣闊的局面。道安說：“夫諸方等無生諸叁昧經類多此公(法護)所出，真衆生之冥梯”(見《漸備經敘》)。僧祐也說：“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見《出叁藏記集·法護傳》)。至于法護的譯風，忠實于原本而不厭詳盡，一改從前譯家隨意刪略的偏向，所以他的譯本形式上是“言准天竺，事不加飾”，而給人以“辭質勝文”的印象。用作對照異譯的資料，對理解經義的幫助很大。道安稱贊他譯的《光贊般若》“事事周密”、《放光》“互相補益”、“所悟實多”(見《合放光光贊隨略解序》)。又說他譯的《漸備經》“說事委悉”、《興顯經》“辭敘美瞻”、更出《首楞嚴》“委于先者”(均見《漸備經敘》)，都對義理研求有相互啓發的作用(支敏度曾用法護譯本《維摩經》、《首楞嚴經》分別對照舊譯，編成“合本”，便利于學者的兼通)。另外，法護譯出《正法華經》，爲《法華》最初的全譯本，經印度沙門竺力和龜茲居士帛元信一再校訂，又由法護向一些學徒“口校诂訓，講出深義”，並還在檀施大會中日夜講說(見《正法華經後記》)。他這樣熱心弘揚《法華》，對于其後鸠摩羅什新譯本的流通，創造了條件。法護其他譯本有影響于後世的，大都如此。
在法護的譯經工作中，有許多助手爲他執筆、詳校。其中著名的是聶承遠和他的兒子道真，法護的弟子竺法乘、竺法首、張玄伯、孫休達、陳士倫、孫百虎、虞世雅等。聶承遠父子對法護譯事幫助最大，他們承旨筆受而外，並還常常參正文句。像法護所譯《超日明叁昧經》，原稿文句繁重，聶承遠即曾加以整理刪改。又法護譯缺本中有《刪維摩诘經》，似乎也是承遠所刪的。承遠的兒子道真通達梵語，並擅長文學。他參加法護的譯事，積累了經驗，在法護死後更獨自翻譯了一些小部經典。他又將法護的譯籍編成目錄，即後世所稱《聶道真錄》(有時也稱《竺法護錄》)。據長房錄轉印的資料看，此錄記載法護的存缺譯本至少有五十叁部，都有年月可稽。最早的年代是秦始五年(譯《方等泥洹經》)，其時或者是道真參加譯事之始。
法護的弟子很多，但行事可考者無幾。最著名的要算竺法乘。他少年就依法護爲沙彌，富于悟解。太康年間，他筆受《修行道地經》、《阿惟越致遮經》等，後來在敦煌立寺延學，忘身爲道，對那一方的教化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他的同學竺法行、竺法存，都以隱居山林、講究實踐而知名于當世。還有竺法首，于元康年間筆受《聖法印經》。(呂 澄)
六 竺佛圖澄(２３２—３４８)
竺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氏(以姓氏論，應是龜茲人)。九歲在烏苌國出家，清真務學，兩度到罽賓學法。西域人都稱他已經得道。晉懷帝永嘉四年(３１０)來到洛陽，時年已七十九。他能誦經數十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無能屈者。他知見超群、學識淵博並熱忱講導，有天竺、康居名僧佛調、須菩提等不遠數萬裏足涉流沙來從他受學。此土名德如釋道安、竺法雅等，也跋涉山川來聽他講說。《高僧傳》說他門下受業追隨的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及一萬。教學盛況可見。
他又重視戒學，平生“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並以此教授徒衆；對于古來相傳的戒律，亦複多所考校。如道安《比丘大戒序》說：“我之諸師始秦受戒，又之譯人考校者□先人所傳相承謂是，至澄和上多所正焉。”
但《僧傳》中敘述他的神通事迹頗多，說他志弘大法，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神，徹見千裏外事，又能預知吉凶，兼善醫術，能治痼疾應時瘳損，爲人所崇拜。他的義學和戒行反爲神異事迹所掩。
他到了洛陽之後，本想在洛陽建立寺院，適值劉曜攻陷洛陽，地方擾亂，因而潛居草野。永嘉六年(３１２)二月石勒屯兵葛陂，准備南攻建業。這時佛圖澄因石勒大將郭黑略的關系，會見了石勒。澄勸他少行殺戮。當時將被殺戮的，十有八九經澄的勸解而獲免。澄對于石勒多所輔導，石勒既稱帝，事澄甚笃，有事必咨而後行。石勒卒，石虎廢其子石弘而自立稱天王，對澄更加敬奉。朝會之日，澄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又敕司空李農每日前往問候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往朝谒。後趙建武十四年(３４８)十二月八日卒于邺宮寺，年一百一十七歲。
佛圖澄既在趙推行道化，所經州郡，建立佛寺，凡八百九十叁所。其教誨甚誠笃。石虎的尚書張離、張良家富奉佛，各起大塔。佛圖澄斥其貪吝積聚，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可希問石虎曰：“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複傾財事法，無解殃禍。”由此可知他的教導注重在勵行慈濟，當時群衆由于他的影響奉化，競造寺宇，相率出家。但其中品類雜濫，生出了許多事故，石虎也認爲“今沙門甚衆，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而下書囑中書命“簡議真僞”。可見當時佛教雖暢行，雜亂情形也自此而盛。
佛圖澄的著名弟子有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進、道安、僧朗、竺法汰、竺法和、竺法雅、比丘尼安令首等。佛圖澄的學說，史無所傳，但從他的弟子如釋道安、竺法汰等的理論造詣來推測佛圖澄的學德，一定是很高超的。其弟子釋道安博學多才，通經明理，最爲傑出。其所注經理淵富，妙盡深旨。經義克明，自安而始。《高僧傳》說：道安初到邺地，入中寺遇佛圖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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