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對的最嚴肅之倫理挑戰。倘若這個問題不能得到充分而令人信服的答案，那麼，即使科技上異種移植可行，在倫理上它仍然是不可行的。
質疑二、接受動物髒器，對于病人心理有可能會形成負面的沖擊。——孫效智認爲，病人心理是否能接受的問題，這不該由旁人來置喙，而該看病人的意思。
質疑叁、由于同種器官移植，有時會發生接受移植者顯示出器官供給者某些特征的現象，因此有人擔心，異種移植是否會讓病人失去某些人性，例如出現“豬頭豬腦”之類的異種特征？——孫效智認爲，這一方面要看病人及其家屬在“知情”的前提下是否“同意”(即“當事人自主原則”)，另一方面也要看在“縮短生命”與“氣質變化”的兩難之間，何者較符合“較小惡原則”。就這點來說，除非“氣質變化”的問題大到喪失人性或失去人格的地步，延長生命似乎仍是較小惡的選擇。
質疑四、所謂異種的動物若很接近人類，例如黑猩猩，那麼，在動物倫理上是否經的起“物種主義”的批判，也是不容忽視的課題。——孫效智認爲，現在異種移植研究已較少使用靈長類，而多改采用豬只，這使得物種主義的質疑幾乎不再存在。(孫效智，2002)
但上來所述，無論是質疑還是回應，都是在宗教神學或俗世哲學中“人類本位”的思維框架下進行的。即使孫教授帶到了生命倫理或醫療倫理中的“當事人自主原則”、“不傷害原則”、“造福原則”與“較小惡原則”，但這依然是在人類中心主義前提下的“不違原則”而已，它似已預設了“動物不等于生命”的前提。依佛法以觀，則吾人不免要提出如下質疑：
質疑一、異種器官移植，有經過基因豬等“當事豬”的知情同意嗎？若無，這是否依然違背了“當事人自主原則”？
質疑二、異種器官移植，有顧及基因豬等自身生命的福祉嗎？這種醫療行爲對基因豬，能看得出任何大于傷害的好處嗎？若無，這是否依然違背了“造福原則”與“不傷害原則”？而這又豈符合生命倫理中的“公正原則”？
質疑叁、異種器官移植，對器官受體的人類而言，只是要在“縮短生命”與“氣質變化”的兩難之間，比較出何者較符合“較小惡原則”，但對基因改造的豬只而言，則完全只有“終結生命”之一途，又從何以論其“惡之大小”呢？
質疑四、也許論者會說，移植則動物死，不移植則病人死，在動物與病人之間，吾甯取令動物死而病人活之一途，這依然符合“較小惡原則”。但請問：何以證明讓動物爲人而死，是倫理上的“善”或“較小之惡”？是人的“神性”，還是人的“理性”？如前所言，這些用以證明人類優位的論據，都有其辯證上的漏洞。
質疑五、孫教授認爲，倘用黑猩猩作異種移植，容或會遭“物種主義”的批判，但現在異種移植研究已較少使用靈長類，而多改采用豬只，這使得物種主義的質疑幾乎不再存在。然而爲了人類利益而犧牲豬只生命，這難道不是對豬只的物種歧視嗎？不采用靈長類動物，就能避除“物種主義”的責難嗎？
總的來說，趨樂避苦、好生惡死的本能，致令人類百般挖空心思，謀求延生之道，異種器官移植科技發展的動力在此。然而動物同樣有趨樂避苦、好生惡死的本能，爲何就必須爲了成全人類的這種本能，而被剝奪其本能之欲求？
也許完全將動物的利益等同于人的利益，有其施行層面的實際窒礙，但完全將人的利益淩駕于動物利益之上，而且視爲理所當然，這將導致人類更缺少反省其物種歧視心態的機會，也將製造更多殘虐動物的“基因奇迹”，因此佛法的“衆生平等論”，容或陳義過高，但在人類沙文主義彌漫的氣氛之下，以佛法觀點來看待基改列車中的動物處境，最起碼也是一種“生態平衡”吧！
四、結論
(一) 綜述基改倫理爭議
綜上所述，回顧本文伊始所羅列有關基因轉殖技術的六項倫理爭議：
一、 人工改造生物乃至創造新生物的倫理爭議：由于涉及創造論，因此這是基督宗教神學所較爲關注的問題，但俗世或佛教倫理學則不于此置評。
二、人類基因植入動物體內所産生的倫理爭議：這依然是基督宗教神學所特爲關注的問題，理由是人的“獨特性”或“神性”，但俗世或佛教倫理學較不于此置評。佛法關切的是那些動物受術以後的處境。
叁、動物基因植入植物受體所産生的倫理爭議：這特別會引起伊斯蘭與素食者的關注，佛教徒既是素食者，自不可能不關切及此。但吃了含有動物基因的植物，並不等于“殺生”，因爲動物基因並不等同于動物生命，動物基因在植物受體內被人攝食，也不會引生植物的痛楚，因此無法依“覺知能力”之判准，而論斷攝食者造就“殺業”。
四、基因轉殖技術在動物實驗過程中的動物處境：這在俗世觀點與神學觀點，都會視作“無惡”或“較小之惡”，但佛法則反對此種觀點，佛法與動物解放運動者的理論容或有些小差異，但都依于“覺知能力”之判准，而認爲應減除動物的痛苦，照顧動物的福祉，並盡可能平等考量動物的處境。
五、動物受術之後畸型或夭折的處境：准前第四點可知。
六、基因轉殖潛在的人類危機與生態威脅：各種俗世倫理或宗教倫理的系統理論容或不同，但都不能不關切此一問題，這可說是所有倫理爭議中的最大共識。
(二) 誰的最大化效益？
基因轉殖科技所帶來的爭議與沖突，方興未艾。基因轉殖科技是科學與技術、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嚴密結合。嚴格而言，科學與技術是有所區隔的。科學追求的是“真實”，技術追求的是“效用”。過往科學家認爲，科學與技術都是價值中性的，與倫理無涉。依佛家而言，這確是“工巧無記”，非善非惡乃至不會覆障清淨解脫，故名“無覆無記”。
科學家往往認爲，科技的研究，無所謂倫理問題，讓它發生倫理問題的是那些將科研成果作不當之使用的人。然而從前述基因轉殖科技研究的內容來看，科技方法、科技活動、産品製造、行銷、運用與回收等等每一個環節，都無法規避倫理問題，而且明顯地滲透著社會、文化和倫理的因素，以及個人主觀價值的影響。
表象上而言，基因轉殖科技所産生的動植物食品、藥品乃至器官，似乎符合倫理學上的效益主義——在生命科技中追求“最大化效益”。但吾人依然要進一步追究，這是“誰”的最大化效益？科技研究者的，農場主人的，生物企業的，國家的，人類的，動物的還是生態環境的最大化效益？這一追問，答案招然若揭。
如前所述以觀，動物的效益，在這場基改革命中，早已被排除在倫理考量之外。因爲任何基因工程都必須經過動物實驗，以確保其對人類社會的危險性減到最低。基因工程更試圖透過動物異種基因轉殖，以研發新的肉品、乳品、醫藥成品與器官來源。
進以言之，即使暫置動物效益于不顧，而將科技“禁區”的底線設定爲“人類”，但吾人依然要質疑：主導整個基因轉殖科技的，難道只有“人類本位”的價值觀嗎？雖然相關企業一再聲稱這是當前解決人口膨脹、環境汙染、疾疫防治與器官短缺的唯一妙方，然而在操作過程中，我們卻看到了國家、企業與學界(亦即：産、官、學叁界)在尋求其共同最大化效益的斧鑿痕。此從如下近例更可明顯判斷，基因轉殖科技到底符合誰的利益！
由于歐洲民衆擔憂基改食物會造成環境影響及食品安全，歐盟自一九九九年起，暫停新基因改造産品之銷售許可。美國、加拿大及阿根廷爲了將基改成品推廣到歐洲，以獲取巨大的商業利益，乃不惜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出控訴。二○○四年五月十九日，歐盟執行委員會終于取消了五年來飽受爭議的基因改造，許可瑞士生技公司Syngenta進口一種經過抗蟲基因改造的甜玉米BT-11，這種甜玉米罐頭將可進口十年，但是必須明確標示“內含基因改造産品”。
即使歐盟已經做了這樣的讓步，但美國駐歐洲發言人坎普，在對這項突破性發展“表示歡迎”之外，還是表示，BT-11甜玉米獲得通過，並不代表著生技暫時禁令的結束，因此美國WTO對歐盟提出的控告仍將繼續，因爲單是許可一種新基改産品，無法消除美國的顧慮。
事情顯然很清楚：歐洲並非類似盧安達、衣索匹亞、阿富汗等因天災或戰亂而導致饑荒或缺糧的地區，它在農産品方面是可以自給自足的，即使進口部分糧食，也毋需指定基改食物。因此將基因轉殖食品強製推行于歐洲，其理由顯然不在于冠冕堂皇的所謂“人類利益”，而是國家商貿利益、生技企業利益與生物科學長遠發展的利益。
何以如此？原來當代科學的體製化和研究者的職業化，已使科學技術愈益受製于人的社會需求和價值觀念。而科學研究領域極爲寬廣、研究方式也趨于複雜，這使得科學技術成爲一種國家政府或企業財團支援的事業，于是，科技的研究領域、研究項目，科技産品的開發、生産、行銷等等，均是由政府或企業投資並實施管控的，研究成果自將按照社會價值體系的標准，以進行評價。
這時，科學研究的效用與功能，成爲追求的首要目標。因此，在諸多基因工程之中，具有軍事或商業方面之潛在利益的基因轉殖科目，會被格外重視，並被挹注以大量資源，而這又爲該項基改科目之研發、生産與製造，提供了豐厚的利基。一項基改科目研發與否，必當著眼于其投資報酬率。爲了獲取生技研究人員、生技開發公司乃至生技發展先進國的“最大化效益”，因此要牢牢握緊“利益獨享”或“利益有限共享”原則，盡其可能地維護其科研生産的“專利權”與市場利益。那麼，在面臨“個人利益”與“人類利益”的沖突時，倘無倫理與法律的監督機製，吾人實不難想像，他們會作何選擇。
(叁) 另一種生態平衡
如前所述，基因轉殖技術並非沒有正面…
《異種基因轉殖的倫理爭議及佛法觀點》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