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对的最严肃之伦理挑战。倘若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充分而令人信服的答案，那么，即使科技上异种移植可行，在伦理上它仍然是不可行的。

　　质疑二、接受动物脏器，对于病人心理有可能会形成负面的冲击。——孙效智认为，病人心理是否能接受的问题，这不该由旁人来置喙，而该看病人的意思。

　　质疑三、由于同种器官移植，有时会发生接受移植者显示出器官供给者某些特征的现象，因此有人担心，异种移植是否会让病人失去某些人性，例如出现“猪头猪脑”之类的异种特征？——孙效智认为，这一方面要看病人及其家属在“知情”的前提下是否“同意”(即“当事人自主原则”)，另一方面也要看在“缩短生命”与“气质变化”的两难之间，何者较符合“较小恶原则”。就这点来说，除非“气质变化”的问题大到丧失人性或失去人格的地步，延长生命似乎仍是较小恶的选择。

　　质疑四、所谓异种的动物若很接近人类，例如黑猩猩，那么，在动物伦理上是否经的起“物种主义”的批判，也是不容忽视的课题。——孙效智认为，现在异种移植研究已较少使用灵长类，而多改采用猪只，这使得物种主义的质疑几乎不再存在。(孙效智，2002)

　　但上来所述，无论是质疑还是回应，都是在宗教神学或俗世哲学中“人类本位”的思维框架下进行的。即使孙教授带到了生命伦理或医疗伦理中的“当事人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造福原则”与“较小恶原则”，但这依然是在人类中心主义前提下的“不违原则”而已，它似已预设了“动物不等于生命”的前提。依佛法以观，则吾人不免要提出如下质疑：

　　质疑一、异种器官移植，有经过基因猪等“当事猪”的知情同意吗？若无，这是否依然违背了“当事人自主原则”？

　　质疑二、异种器官移植，有顾及基因猪等自身生命的福祉吗？这种医疗行为对基因猪，能看得出任何大于伤害的好处吗？若无，这是否依然违背了“造福原则”与“不伤害原则”？而这又岂符合生命伦理中的“公正原则”？

　　质疑三、异种器官移植，对器官受体的人类而言，只是要在“缩短生命”与“气质变化”的两难之间，比较出何者较符合“较小恶原则”，但对基因改造的猪只而言，则完全只有“终结生命”之一途，又从何以论其“恶之大小”呢？

　　质疑四、也许论者会说，移植则动物死，不移植则病人死，在动物与病人之间，吾宁取令动物死而病人活之一途，这依然符合“较小恶原则”。但请问：何以证明让动物为人而死，是伦理上的“善”或“较小之恶”？是人的“神性”，还是人的“理性”？如前所言，这些用以证明人类优位的论据，都有其辩证上的漏洞。

　　质疑五、孙教授认为，倘用黑猩猩作异种移植，容或会遭“物种主义”的批判，但现在异种移植研究已较少使用灵长类，而多改采用猪只，这使得物种主义的质疑几乎不再存在。然而为了人类利益而牺牲猪只生命，这难道不是对猪只的物种歧视吗？不采用灵长类动物，就能避除“物种主义”的责难吗？

　　总的来说，趋乐避苦、好生恶死的本能，致令人类百般挖空心思，谋求延生之道，异种器官移植科技发展的动力在此。然而动物同样有趋乐避苦、好生恶死的本能，为何就必须为了成全人类的这种本能，而被剥夺其本能之欲求？

　　也许完全将动物的利益等同于人的利益，有其施行层面的实际窒碍，但完全将人的利益凌驾于动物利益之上，而且视为理所当然，这将导致人类更缺少反省其物种歧视心态的机会，也将制造更多残虐动物的“基因奇迹”，因此佛法的“众生平等论”，容或陈义过高，但在人类沙文主义弥漫的气氛之下，以佛法观点来看待基改列车中的动物处境，最起码也是一种“生态平衡”吧！

　　四、结论

　　(一) 综述基改伦理争议

　　综上所述，回顾本文伊始所罗列有关基因转殖技术的六项伦理争议：

　　一、 人工改造生物乃至创造新生物的伦理争议：由于涉及创造论，因此这是基督宗教神学所较为关注的问题，但俗世或佛教伦理学则不于此置评。

　　二、人类基因植入动物体内所产生的伦理争议：这依然是基督宗教神学所特为关注的问题，理由是人的“独特性”或“神性”，但俗世或佛教伦理学较不于此置评。佛法关切的是那些动物受术以后的处境。

　　三、动物基因植入植物受体所产生的伦理争议：这特别会引起伊斯兰与素食者的关注，佛教徒既是素食者，自不可能不关切及此。但吃了含有动物基因的植物，并不等于“杀生”，因为动物基因并不等同于动物生命，动物基因在植物受体内被人摄食，也不会引生植物的痛楚，因此无法依“觉知能力”之判准，而论断摄食者造就“杀业”。

　　四、基因转殖技术在动物实验过程中的动物处境：这在俗世观点与神学观点，都会视作“无恶”或“较小之恶”，但佛法则反对此种观点，佛法与动物解放运动者的理论容或有些小差异，但都依于“觉知能力”之判准，而认为应减除动物的痛苦，照顾动物的福祉，并尽可能平等考量动物的处境。

　　五、动物受术之后畸型或夭折的处境：准前第四点可知。

　　六、基因转殖潜在的人类危机与生态威胁：各种俗世伦理或宗教伦理的系统理论容或不同，但都不能不关切此一问题，这可说是所有伦理争议中的最大共识。

　　(二) 谁的最大化效益？

　　基因转殖科技所带来的争议与冲突，方兴未艾。基因转殖科技是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严密结合。严格而言，科学与技术是有所区隔的。科学追求的是“真实”，技术追求的是“效用”。过往科学家认为，科学与技术都是价值中性的，与伦理无涉。依佛家而言，这确是“工巧无记”，非善非恶乃至不会覆障清净解脱，故名“无覆无记”。

　　科学家往往认为，科技的研究，无所谓伦理问题，让它发生伦理问题的是那些将科研成果作不当之使用的人。然而从前述基因转殖科技研究的内容来看，科技方法、科技活动、产品制造、行销、运用与回收等等每一个环节，都无法规避伦理问题，而且明显地渗透着社会、文化和伦理的因素，以及个人主观价值的影响。

　　表象上而言，基因转殖科技所产生的动植物食品、药品乃至器官，似乎符合伦理学上的效益主义——在生命科技中追求“最大化效益”。但吾人依然要进一步追究，这是“谁”的最大化效益？科技研究者的，农场主人的，生物企业的，国家的，人类的，动物的还是生态环境的最大化效益？这一追问，答案招然若揭。

　　如前所述以观，动物的效益，在这场基改革命中，早已被排除在伦理考量之外。因为任何基因工程都必须经过动物实验，以确保其对人类社会的危险性减到最低。基因工程更试图透过动物异种基因转殖，以研发新的肉品、乳品、医药成品与器官来源。

　　进以言之，即使暂置动物效益于不顾，而将科技“禁区”的底线设定为“人类”，但吾人依然要质疑：主导整个基因转殖科技的，难道只有“人类本位”的价值观吗？虽然相关企业一再声称这是当前解决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疾疫防治与器官短缺的唯一妙方，然而在操作过程中，我们却看到了国家、企业与学界(亦即：产、官、学三界)在寻求其共同最大化效益的斧凿痕。此从如下近例更可明显判断，基因转殖科技到底符合谁的利益！

　　由于欧洲民众担忧基改食物会造成环境影响及食品安全，欧盟自一九九九年起，暂停新基因改造产品之销售许可。美国、加拿大及阿根廷为了将基改成品推广到欧洲，以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乃不惜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控诉。二○○四年五月十九日，欧盟执行委员会终于取消了五年来饱受争议的基因改造，许可瑞士生技公司Syngenta进口一种经过抗虫基因改造的甜玉米BT-11，这种甜玉米罐头将可进口十年，但是必须明确标示“内含基因改造产品”。

　　即使欧盟已经做了这样的让步，但美国驻欧洲发言人坎普，在对这项突破性发展“表示欢迎”之外，还是表示，BT-11甜玉米获得通过，并不代表着生技暂时禁令的结束，因此美国WTO对欧盟提出的控告仍将继续，因为单是许可一种新基改产品，无法消除美国的顾虑。

　　事情显然很清楚：欧洲并非类似卢安达、衣索匹亚、阿富汗等因天灾或战乱而导致饥荒或缺粮的地区，它在农产品方面是可以自给自足的，即使进口部分粮食，也毋需指定基改食物。因此将基因转殖食品强制推行于欧洲，其理由显然不在于冠冕堂皇的所谓“人类利益”，而是国家商贸利益、生技企业利益与生物科学长远发展的利益。

　　何以如此？原来当代科学的体制化和研究者的职业化，已使科学技术愈益受制于人的社会需求和价值观念。而科学研究领域极为宽广、研究方式也趋于复杂，这使得科学技术成为一种国家政府或企业财团支援的事业，于是，科技的研究领域、研究项目，科技产品的开发、生产、行销等等，均是由政府或企业投资并实施管控的，研究成果自将按照社会价值体系的标准，以进行评价。

　　这时，科学研究的效用与功能，成为追求的首要目标。因此，在诸多基因工程之中，具有军事或商业方面之潜在利益的基因转殖科目，会被格外重视，并被挹注以大量资源，而这又为该项基改科目之研发、生产与制造，提供了丰厚的利基。一项基改科目研发与否，必当着眼于其投资报酬率。为了获取生技研究人员、生技开发公司乃至生技发展先进国的“最大化效益”，因此要牢牢握紧“利益独享”或“利益有限共享”原则，尽其可能地维护其科研生产的“专利权”与市场利益。那么，在面临“个人利益”与“人类利益”的冲突时，倘无伦理与法律的监督机制，吾人实不难想像，他们会作何选择。

　　(三) 另一种生态平衡

　　如前所述，基因转殖技术并非没有正面…

《异种基因转殖的伦理争议及佛法观点》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