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自然律”与“自然道德律”之佛法观点——从实然的现象与法则，到应然的原理与原则
释昭慧
壹、“自然律”与“自然道德律”：定义与内涵
在论述本章正题之前，拟将本章之两大主题——自然律与自然道德律，先作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义；再依此一定义，简述西方在“自然律”与“自然道德律”方面的理论及争议。然后对照此诸理论与争议而进以论述：在佛教哲学中，是否有“自然律”与“自然道德律”的思想？其内容与特色为何？
自然律(natural law)，顾名思义，原是指自然界运行的规律(law of nature)。自然律本不必然与“道德”产生关联。易言之，有关自然律的部分，探索的是事理真假值的“实然”，而非对错、善恶之“应然”(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即是此一进路)。但在东、西方宗教与哲学领域之中，运用此一词汇时，自然律经常依(符合自然规律而运行之)人性以为中介，而指向自然界运行规律之中所蕴涵的道德基础，此即自然道德律(natural moral law)。
东、西方各种宗教与哲学，大都有一套完整的理论，用以诠释自然界一切现象生起、变迁、消灭的轨则(即自然律)。但倘若要问到：自然律是否必然可以成为道德根源或道德依凭？立即会出现以下的歧见：自然律本身究系有着仁慈属性，抑或不具仁慈属性？究系有目的地成就着“好生之德”，抑或“以万物为刍狗”？究系有某种价值取向，抑或完全价值中立？
依于前者，则天道唯仁，以“生生不已”为“天命”，有著明确的价值取向，因此自然律本身即具足道德性，也是人类道德认知(良知)与道德动力(良能)的依凭。依于后者，则“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第五章)自然界的运作是完全价值中立的，自然律本身并不具足道德性；在东方，前者以性善论的儒家为典型，后者即是道家鼻祖老子的见地。在西方，前者以基督宗教神学为典型，后者即是启蒙运动以后，近、现代科学的主流思想。
从通泛而普及万物的自然律，缩小范围而锁定到“人”的身上来看，一般而言，无论自然律本身是否具足道德性，人既然是依循自然法则而存在的身心综合体，则依儒者所谓“人心”或西哲所称“理性”，而呈显出来的道德认知与道德动力，自当还是自然律运行下的某种呈现。这部分，各方的歧见原本不大。但再追究下去，就不免有如下问题：
一、自然律(或自然道德律)究系最高法则，还是为位格之神所创造的第二序存在？
中国的儒、道二家都提到诸如“天”、“道”、“自然”这类指涉自然律的词汇。例如：孔子、孟子提到的“天”，在《中庸》将它当作是“性”(本质)，顺应此性而大化流行，即是所谓的“道”(途径)。《老子》说：“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即是将自然运行之道，归诸“自然”之规律，而非位格之上帝。相对而言，基督宗教神学家对自然道德律是否存在已有歧见，即使承认其存在，还是会将它视作第二序的存在。如多玛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即将神造的永恒律，置于自然律之上。
二、自然道德律究系直出胸臆的自明真理(self-evident truth)，还是必须依外在的“启示”以体认之？
儒家(特别是孟子)会倾向于将自然道德律当作自明真理，因此认为仁、义、理、智之四端，人皆有之。古希腊哲学家与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休谟(David Hume，1711—1776)，率皆如是。而基督宗教则坚信，自然道德律纵使有之，也依然出自神意，因此人们虽然拥有不学而能的道德认知，但还是必须依于“启示”，方能完整体认它的内容。
三、单凭“人心”或“理性”而建立的道德感，是否就足以实践道德，还是必须藉诸“启示”与“恩典”的外在力量？
儒者或康德认为，单凭“人心”或“理性”而建立的道德感，就足以完整认知并实践道德。基督宗教则认为，人还是因其罪性而力有未逮，必须藉诸“启示”与“恩典”的外在力量，方能产生抗拒诱惑以实践道德的强烈动机。
贰、略述西方“自然道德律”思想
就东方哲学而言，由“实然”而架接到“应然”，儒家传统将“天道”与“人性”会合，直下在万物运行而生生不已的自然律中，寻求人性的道德基础——“好生之德”。因此儒者在自然律的陈述中，并未着重在非道德性的科学知识，而是着眼于道德性的哲学思辨。即使是道家的老子，在万物生灭的过程中，并不特别感受得到天地的“好生之德”，但是无论如何，舍除在自然现象中观察其“实然”的途径，人们也无从建立“应然”的答案，所以他还是认为人必须从天地运行的规律之中，寻求安身立命与接物应人之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因此，儒道二家同样倾向于自然道德律的思想。
在西方，自然道德律的思想就没有这么一致而稳定，因此在本节之中，略述西方“自然道德律”之思想递嬗如下：
西方自然律思想的依据有二：属于希腊传统的依据是理性，属于基督宗教传统的依据则是上帝。到了近代，自然律有两个方向的发展：一是作圣俗之二分，依自然界的运行法则，而在世俗领域建立西方近代的政治、法律思想；二是将自然律与道德律予以分离，自然律仅止于是自然界的运行法则，而无关乎道德意义，这是近代自然科学的进路。
自然律的思想产生于古希腊，原先指向道德或法律的理论根源。如亚理斯多德(Aristotle，西元前384—322)所提到的普遍法律，即是自然律或自然法，这等同于人的本性，是人人不学而能，不约而同地深信且服从的自然正义。流行于古罗马的斯多亚派，则提出“按照自然来生活”的原则，将宇宙理性的法则，当作最高的道德律。这种自然律思想，形成了罗马政治和法律的理论基础。显然古希腊罗马的自然律，兼具普遍性与道德性的两大意涵。自然界普遍而有规律的理性运作，让有理性的人类接受并形成了内在的道德基础。
基督宗教并不同意将自然律当作人类道德或法律的最后依据，而是将其归诸上帝。基督宗教认为，道德必须要与宗教结合，舍除上帝之外，就无从建立道德在认知与实践方面的基础。
但是另一方面，无论是为了把基督宗教从犹太地区向欧洲传播的宣教理由，还是为了合理诠释“异教徒同样也具足良好德行”的切身经验，基督宗教都须要借用希腊原有的自然律思想。保罗就曾说过：“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罗马书〉第二章第一四—一五节)因此基督宗教立足于欧洲，在传布创造论的同时，对古希腊的自然律思想，也认真思索、吸收并改造之。此中最成功结合创造论与自然律者，厥为多玛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
首先，他确认在自然律之上，还有上帝创造世界的永恒律，将自然律定位为“理性被造物对永恒律的分有”(《神学大全》，二集二部九一题二条)。以此，自然律依然是源自上帝。其次，他肯定自然律与人性相称，是人类认知和实践道德的神圣法则。再者，他肯定自然律是自明真理，由上帝“铭刻”在人心上，使人不须认识“自然律”，即自然而然地遵从自然律。
法律有成文法与不成文法。自然律是不成文法，但多玛斯认为，它确实是人类社会一切律法的来源和依据。他又将成文法分为两种：一是由天启而来的神律，一是人们通过自身的信仰，和理性的道德认知，而得到的人律(包括宗教戒律和国家法律)。于是在多玛斯的神学体系中，自然律还是销归创造论，道德并非离宗教而独立的事物，而且律法是有层级性的——由永恒律而自然律，由自然律而成文法，成文法中由神律而人律，人律中由教规而民法。
谈到人类的德性，他依自然律与神律，而区分为本性之德——智、义、勇、节四种枢德，以及超性之德——信、望、爱三种神学美德。四枢德使得人性完美，三种超性道德则将人连结于神。而这正是多玛斯伦理神学与古希腊、中国儒、道二家之德性伦理学的重大区别，后者是不可能逾越自然律来谈人类德性的。
除了德性之外，多玛斯强调“恩典”——这不是源自内在的人性，而是从外、从上所灌注于人的殊德。他与保罗同样看到罪性所带来的局限，使人不但无法具足三种神学美德，乃至无力完成四种枢德。因此认为，行善不能光靠人类自己的力量，而需要仰赖上帝的恩典来完成它。
此后有奥坎(William of Ockham，约1285—1350)其人，以彻底的唯名论(Nominalism)否认了普遍的道德自然律，只承认上帝意志对人之意志的作用，他认为，只有那些信仰上帝的人之意志，才能接受上帝自由而全善的意志作用，作出善的自由抉择。这种思想影响了基督新教的创始者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与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他们虽没有否认自然律，却将自然律赋予不同的意义。
路德依然认为自然律来自上帝，因此有其神圣性，但拒绝承认自然律是道德的基础，也不承认信仰之前和信仰之外，会有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可言。他将自然律当作是与道德律相分离的社会政治、法律之轨则，后来霍布斯更进而除去自然律的神圣性，把它定义为“自然状态”的法则。此一法则在人性中的显现，即是趋生畏死的愿望。
加尔文则融会多玛斯与奥坎的观点，他不否认自然道德律，而将它视作“上帝铭刻在人心上的良心的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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