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法》代替佛經，故自己可以抄經，而不許別人抄經、誦經。日本所傳《叁階教法》卷四有雲：“于佛經內，抄前抄後，抄後著前，前後著中，中著前後，當知如是諸惡比丘魔伴侶。”就連載有叁階教信奉的“常不輕菩薩”的《法華經》，叁階教亦一概反對讀誦。有僧孝慈“勸彼持《法華經》優婆夷等言：“汝等持《法華經》，不當根機，合入地獄。””[57]這樣對照一下，惠恭于法門寺刻寫《佛遺教經》、《般若心經》，且明曰“昭其未悟”，明顯有“借教悟宗”的傾向，顯然與其祖師所倡不一致。這可以看作惠恭大德“離宗背道”的一個方面。

　　惠恭立碑刻經並不是偶然行爲。碑文有雲：“道存□□，□執油于副墨”；“理歸微漸，見法雨于臨墀”；“寂靜律儀，則睹文齊相；澄清等忍，則觀義忘言”。此可看作其刻經的理論宣言。其中，最後一句論“相”與“文”、“言”與“義”的關系，認爲可以借助文字觀相，也可憑借言悟義，不過最終須得意忘言而已。第一句中，“副墨”指文字，源于《莊子·大宗師》：“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第二句中，“墀”意爲高臺，在此指講臺、講堂。這樣看來，惠恭的意思很明確，盡管其道隱微難言，但完全可通過文字得其真意，亦可于講經、誦經中得其旨歸。正因爲如此，惠恭于碑文中寫道：“碑若天工，字凝神運，密嚴顯迹，含性招訓。”不過，惠恭爲何專刻《佛遺教經》和《般若心經》呢？可能有叁條原因：一是這兩部經都很短小，便于納于一石；二是《遺教經》講“以戒爲師”，《般若心經》講“般若空觀”，“戒”與“空觀”均是叁階教義所重；叁是，這兩部經都是唐初教界及朝廷所重。唐太宗于貞觀年間曾專門下诏頒布《《〈佛遺教經〉施行敕》：

　　令所司，差書手十人，多寫經本，務在施行。所須紙、筆、墨等，有司准給。其官宦五品已上及諸州刺史各付一卷。若見僧尼行業與經文不同，宜令公私勸勉，必使遵行。[58]

　　因此緣故，《佛遺教經》十分普及。《般若心經》爲玄奘于貞觀二十叁年譯出。未幾，弘福寺沙門懷仁曆時二十五年集得王羲之字迹製成《般若心經》碑石。有唐一代，《遺教經》及《般若心經》不斷被書寫刻石。從這個角度看，惠恭選中這兩部經刻石，也有迎合朝廷、僧俗的動機。

　　作爲叁階教僧，惠恭無疑是其教義的忠誠信仰者和堅定實踐者。然而，惠恭重視禅法，看重講經、誦經，明顯與信行的傳教風格不同。這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隨著時代的變化，叁階教的“異端”色彩受到了許多僧人的批評，其生存面臨著許多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叁階僧人也有所分化，在一些僧人身上表現出了向傳統佛教回歸的傾向。惠恭大德就是這樣一位僧人。證之于武周聖曆二年(699年)敕文：“其有學叁階者，唯得乞食、長齋、絕谷、持戒、坐禅。此外辄行，皆是違法。”[59]可見，如惠恭所爲，在唐初叁階教內當較爲普遍。當然，也有固守信行立場的人，如前述之孝慈及武周時期的淨域寺的法藏。釋法藏，俗姓諸葛，蘇州吳縣人。年十二歲出家，伏膺淨域寺欽禅師。法藏對于信行之教旨“守而勿失，作禮奉行”，以爲“镕金爲像，非本也；裂素抄經，是末也。欲使賤末貴本，背僞歸真，求諸如來，取諸佛性。叁十二相、八十種好，衆生對面而不識，奈何修假以望真？”[60]法藏于開元二年(714年)十二月十九日圓寂，春秋七十八。這位法藏稍晚于惠恭，于當時亦有較大影響，代表了唐初叁階教的正統作風。

　　總之，惠恭于唐初叁階教貢獻較大。他看中了處于上升時期的法門寺，于其中建立了叁階禅院，並得到了朝廷的首肯以及民衆的信仰，高宗敕封其爲“檢校佛塔大德”。按，此處之“檢校”，當爲僧職名稱。“檢校”本爲朝廷散官名稱，東晉時有檢校禦史，唐有檢校官，如檢校司空、檢校禮部尚書等。[61]還有，淨域寺法藏亦得武後崇信，“如意元年，大聖天後聞禅師戒行精最，奉製請于東都大福先寺檢校無盡藏。長安年又奉製請檢校化度寺無盡藏。其年又奉製請爲薦福寺大德。”[62]有學者[63]誤以爲“檢校”爲“檢抄”之意，似乎武後曾下令大規模地清理叁階教寺院的“無盡藏”。從惠恭于法門寺的行曆，我們有理由認爲，唐初朝廷並未特別的壓製叁階教，基本上采取聽之任之的態度。不僅如此，朝廷還對著名的叁階教僧人有所獎掖，如僧邕圓寂後“主上(太宗)崇敬情深，贈絲帛爲其追福”，“左庶子李百藥製文，率更令歐陽詢書文。”[64]又，唐書述《兩京新記》載，化度寺無盡藏院“貞觀之後，錢帛金繡，積聚不可勝計，常使名僧監藏”。不過，唐初朝廷未加限製，但也未曾如對其它教派一樣扶持其發展。叁階教義是對兩次滅法的直接反應。這種對現實情況的描述反映了社會動亂、佛法遭劫的情形。一旦政治形勢穩定，“國泰民安”，這種描述對統治者來說，無疑是一種誹謗、誣蔑，因此，引不起統治者的好感。另一方面，信行以普法標榜宗門，將其它派別一律視爲“別派”，特別是對佛經的疏遠，引起佛教內部普遍的反對。唐代許多史籍中均載有叁階教僧人遭惡報的傳聞。隨著各宗派的形成、壯大，壓製叁階教成爲各宗題中應有之義。從這個角度言，與其將叁階教的衰落甚至消亡的主因歸之于朝廷的禁斷，毋甯歸之于佛教內部的反對浪潮。而這一浪潮的興起，其根本原因在于叁階教義已經不太適應當時現實的需要。正是教內的強烈反對推動了朝廷對叁階教態度的轉變。武後的禁斷令，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其它派別僧人的鼓動，而非出自武則天之本意，故其未能行之深廣。即就是頗爲嚴厲的“開元年禁斷令”，也未能阻止叁階教的繼續流傳。德宗甚至允許將叁階典籍編入《貞元錄》。[65]之所以如此，乃是因朝廷並未生堅決禁斷之心，故其態度一直搖擺不定。甚至遭到“會昌滅佛”的打擊，叁階教方告消亡。總括叁階教的傳播曆史，基本上是自生自滅而已。

　　(原刊發于《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1期。)

　　[①]分別見于陳景富著《法門寺史略》，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韓金科、王均顯撰《新發現唐法門寺住持〈惠恭禅師大德之碑〉》，《文博》(西安)，1991年第4期；李發良著《法門寺志》，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②] 此行未滿。

　　[③] 此行未滿。

　　[④] 此行未滿。

　　[⑤] 此行未滿。

　　[⑥] 此行55字，“生”字乃添加小字。

　　[⑦] 唐道宣《集神州叁寶感通錄》卷上，《大正藏》第52卷，第406頁中。

　　[⑧] 唐道宣《集神州叁寶感通錄》卷上，《大正藏》第52卷，第406頁下。

　　[⑨] 唐道宣《集神州叁寶感通錄》卷上，《大正藏》第52卷，第406頁下。

　　[⑩]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25，《大正藏》第50卷，第633中-634頁上。

　　[11]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25，《大正藏》第50卷，第634頁下。

　　[12] 宋宋敏求《長安志》卷10，《宋元方志叢刊》第1冊，第125頁，中華書局版。

　　[13]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16，《大正藏》第50卷，第560頁上。

　　[14]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16，《大正藏》第50卷，第560頁上。

　　[15] 此段引文均見唐道宣《續高僧傳》卷19，《大正藏》第50卷，第583頁下-584頁上。

　　[16]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29，《大正藏》第50卷，第697頁上。

　　[17] 唐釋懷信《釋門自鏡錄》卷上，《大正藏》第51卷，第806頁中。

　　[18] 參見韓金科、王均顯《新發現唐法門寺主持<惠恭禅師大德>》，《文博》1991年第4期。

　　[19] 唐張彧撰《大唐聖朝無憂王寺大聖真身寶塔碑銘並序》，《全唐文》卷516。

　　[20] 唐道宣《集神州叁寶感通錄》卷上，《大正藏》第52卷，第406頁下-第407頁上。

　　[21] 唐道宣《集神州叁寶感通錄》卷上，《大正藏》第52卷，第407頁上-中。

　　[22] 唐道宣《集神州叁寶感通錄》卷上，《大正藏》第52卷，第407頁中。

　　[23] 唐張彧撰《大唐聖朝無憂王寺大聖真身寶塔碑銘並序》，《全唐文》卷516。

　　[24] 唐道宣《集神州叁寶感通錄》卷上，《大正藏》第52卷，第407頁中。

　　[25]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16，《大正藏》第50卷，第560頁中。

　　[26] 明劉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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