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法》代替佛经，故自己可以抄经，而不许别人抄经、诵经。日本所传《三阶教法》卷四有云：“于佛经内，抄前抄后，抄后著前，前后著中，中著前后，当知如是诸恶比丘魔伴侣。”就连载有三阶教信奉的“常不轻菩萨”的《法华经》，三阶教亦一概反对读诵。有僧孝慈“劝彼持《法华经》优婆夷等言：“汝等持《法华经》，不当根机，合入地狱。””[57]这样对照一下，惠恭于法门寺刻写《佛遗教经》、《般若心经》，且明曰“昭其未悟”，明显有“借教悟宗”的倾向，显然与其祖师所倡不一致。这可以看作惠恭大德“离宗背道”的一个方面。

　　惠恭立碑刻经并不是偶然行为。碑文有云：“道存□□，□执油于副墨”；“理归微渐，见法雨于临墀”；“寂静律仪，则睹文齐相；澄清等忍，则观义忘言”。此可看作其刻经的理论宣言。其中，最后一句论“相”与“文”、“言”与“义”的关系，认为可以借助文字观相，也可凭借言悟义，不过最终须得意忘言而已。第一句中，“副墨”指文字，源于《庄子·大宗师》：“南伯子葵曰：“子独恶乎闻之？”曰：“闻诸副墨之子。””第二句中，“墀”意为高台，在此指讲台、讲堂。这样看来，惠恭的意思很明确，尽管其道隐微难言，但完全可通过文字得其真意，亦可于讲经、诵经中得其旨归。正因为如此，惠恭于碑文中写道：“碑若天工，字凝神运，密严显迹，含性招训。”不过，惠恭为何专刻《佛遗教经》和《般若心经》呢？可能有三条原因：一是这两部经都很短小，便于纳于一石；二是《遗教经》讲“以戒为师”，《般若心经》讲“般若空观”，“戒”与“空观”均是三阶教义所重；三是，这两部经都是唐初教界及朝廷所重。唐太宗于贞观年间曾专门下诏颁布《《〈佛遗教经〉施行敕》：

　　令所司，差书手十人，多写经本，务在施行。所须纸、笔、墨等，有司准给。其官宦五品已上及诸州刺史各付一卷。若见僧尼行业与经文不同，宜令公私劝勉，必使遵行。[58]

　　因此缘故，《佛遗教经》十分普及。《般若心经》为玄奘于贞观二十三年译出。未几，弘福寺沙门怀仁历时二十五年集得王羲之字迹制成《般若心经》碑石。有唐一代，《遗教经》及《般若心经》不断被书写刻石。从这个角度看，惠恭选中这两部经刻石，也有迎合朝廷、僧俗的动机。

　　作为三阶教僧，惠恭无疑是其教义的忠诚信仰者和坚定实践者。然而，惠恭重视禅法，看重讲经、诵经，明显与信行的传教风格不同。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时代的变化，三阶教的“异端”色彩受到了许多僧人的批评，其生存面临着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三阶僧人也有所分化，在一些僧人身上表现出了向传统佛教回归的倾向。惠恭大德就是这样一位僧人。证之于武周圣历二年(699年)敕文：“其有学三阶者，唯得乞食、长斋、绝谷、持戒、坐禅。此外辄行，皆是违法。”[59]可见，如惠恭所为，在唐初三阶教内当较为普遍。当然，也有固守信行立场的人，如前述之孝慈及武周时期的净域寺的法藏。释法藏，俗姓诸葛，苏州吴县人。年十二岁出家，伏膺净域寺钦禅师。法藏对于信行之教旨“守而勿失，作礼奉行”，以为“镕金为像，非本也；裂素抄经，是末也。欲使贱末贵本，背伪归真，求诸如来，取诸佛性。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众生对面而不识，奈何修假以望真？”[60]法藏于开元二年(714年)十二月十九日圆寂，春秋七十八。这位法藏稍晚于惠恭，于当时亦有较大影响，代表了唐初三阶教的正统作风。

　　总之，惠恭于唐初三阶教贡献较大。他看中了处于上升时期的法门寺，于其中建立了三阶禅院，并得到了朝廷的首肯以及民众的信仰，高宗敕封其为“检校佛塔大德”。按，此处之“检校”，当为僧职名称。“检校”本为朝廷散官名称，东晋时有检校御史，唐有检校官，如检校司空、检校礼部尚书等。[61]还有，净域寺法藏亦得武后崇信，“如意元年，大圣天后闻禅师戒行精最，奉制请于东都大福先寺检校无尽藏。长安年又奉制请检校化度寺无尽藏。其年又奉制请为荐福寺大德。”[62]有学者[63]误以为“检校”为“检抄”之意，似乎武后曾下令大规模地清理三阶教寺院的“无尽藏”。从惠恭于法门寺的行历，我们有理由认为，唐初朝廷并未特别的压制三阶教，基本上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不仅如此，朝廷还对著名的三阶教僧人有所奖掖，如僧邕圆寂后“主上(太宗)崇敬情深，赠丝帛为其追福”，“左庶子李百药制文，率更令欧阳询书文。”[64]又，唐书述《两京新记》载，化度寺无尽藏院“贞观之后，钱帛金绣，积聚不可胜计，常使名僧监藏”。不过，唐初朝廷未加限制，但也未曾如对其它教派一样扶持其发展。三阶教义是对两次灭法的直接反应。这种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反映了社会动乱、佛法遭劫的情形。一旦政治形势稳定，“国泰民安”，这种描述对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诽谤、诬蔑，因此，引不起统治者的好感。另一方面，信行以普法标榜宗门，将其它派别一律视为“别派”，特别是对佛经的疏远，引起佛教内部普遍的反对。唐代许多史籍中均载有三阶教僧人遭恶报的传闻。随着各宗派的形成、壮大，压制三阶教成为各宗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个角度言，与其将三阶教的衰落甚至消亡的主因归之于朝廷的禁断，毋宁归之于佛教内部的反对浪潮。而这一浪潮的兴起，其根本原因在于三阶教义已经不太适应当时现实的需要。正是教内的强烈反对推动了朝廷对三阶教态度的转变。武后的禁断令，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其它派别僧人的鼓动，而非出自武则天之本意，故其未能行之深广。即就是颇为严厉的“开元年禁断令”，也未能阻止三阶教的继续流传。德宗甚至允许将三阶典籍编入《贞元录》。[65]之所以如此，乃是因朝廷并未生坚决禁断之心，故其态度一直摇摆不定。甚至遭到“会昌灭佛”的打击，三阶教方告消亡。总括三阶教的传播历史，基本上是自生自灭而已。

　　(原刊发于《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1期。)

　　[①]分别见于陈景富著《法门寺史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韩金科、王均显撰《新发现唐法门寺住持〈惠恭禅师大德之碑〉》，《文博》(西安)，1991年第4期；李发良著《法门寺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②] 此行未满。

　　[③] 此行未满。

　　[④] 此行未满。

　　[⑤] 此行未满。

　　[⑥] 此行55字，“生”字乃添加小字。

　　[⑦]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第52卷，第406页中。

　　[⑧]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第52卷，第406页下。

　　[⑨]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第52卷，第406页下。

　　[⑩]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25，《大正藏》第50卷，第633中-634页上。

　　[11]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25，《大正藏》第50卷，第634页下。

　　[12] 宋宋敏求《长安志》卷10，《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第125页，中华书局版。

　　[13]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6，《大正藏》第50卷，第560页上。

　　[14]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6，《大正藏》第50卷，第560页上。

　　[15] 此段引文均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9，《大正藏》第50卷，第583页下-584页上。

　　[16]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29，《大正藏》第50卷，第697页上。

　　[17] 唐释怀信《释门自镜录》卷上，《大正藏》第51卷，第806页中。

　　[18] 参见韩金科、王均显《新发现唐法门寺主持<惠恭禅师大德>》，《文博》1991年第4期。

　　[19] 唐张彧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全唐文》卷516。

　　[20]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第52卷，第406页下-第407页上。

　　[21]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第52卷，第407页上-中。

　　[22]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第52卷，第407页中。

　　[23] 唐张彧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全唐文》卷516。

　　[24]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第52卷，第407页中。

　　[25]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6，《大正藏》第50卷，第560页中。

　　[26] 明刘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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