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与《佛国记》
《佛国记》是东晋高僧法显所撰写的记述其西行至天竺求取佛教经律文本并且返归中土的艰难历程的一部名著。《佛国记》以自己西行的历程为线索，以西域以及天竺佛教为记述主体，比较全面地记录了五世纪初中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宗教、风俗习惯、经济状况以及地理情况。由于作者写作态度严谨，言必依实，所以，极受中外史学界的重视，是研究古代南亚史、中亚史、佛教史、中外关系史以及历史地理学的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佛国记》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法显不畏艰险、舍生求法的精神，不光鼓舞了历代的佛教信徒，而且成为中华民族奋斗精神的一种象征。本文分法显生平的几个疑难问题、《佛国记》的历史价值以及法显对中国佛教的贡献等三个方面，对法显及其《佛国记》作些论述说明。
一、法显大师生平若干问题考辨
关于法显大师的生平，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三、唐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三等都载有法显的传记。其中以《出三藏记集》所载最为原始，史料价值自然最高，其它的数种传记大多抄自《出三藏记集》而鲜有新的史料出现。特别是，慧皎《高僧传》卷三所载〈法显传〉全据《出三藏记集》所成，但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却有改动。此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评论的：“查《僧传·法显传》全抄《祐录》之文，而间加以改窜，但其改窜之处往往甚误。”[①]后起的诸种有关法显生平的载记，或依《出三藏记集》之〈法显传〉，或依《高僧传》之〈法显传〉，致使法显生平的若干关键问题一直异说纷纭。在此，我们特别需要强调，有关法显的生平事迹，最可信的仍然应是《出三藏记集》卷十五的〈法显传〉以及法显自己所撰的《佛国记》。在此，我们依据有关原始材料以及今人的研究成果，对法显的籍贯、生卒年代以及生平的基本情况作些考证与说明。
关于法显的籍贯，《出三藏记集·法显法师传》及《高僧传·法显传》均作“平阳武阳人”，日本学者足立喜六[②]、长泽俊和[③]等人将其注为现今山西襄垣县，我国学者贺昌群以及通行辞书也将“平阳武阳”注为“山西襄垣县”[④]。这一批注，基本上属于以讹传讹，没有多少根据。正如章巽先生在《〈法显传〉校注序》中所说：“晋及十六国时平阳郡所属唯有平阳县而无武阳县，当时平阳郡内亦未闻有武阳之地名，武阳当为平阳之误。”杨曾文先生在《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相关章节中写道：“据《晋书·地理志》，平阳郡属司州，有十二县，但其中无武阳县；襄垣属并州的上当郡，当时也不称武阳。又查《历代三宝记》卷七载为：“平阳沙门释法显”。故说法显为“平阳郡人”更为妥当，或即生于平阳郡治所在地。”[⑤]吴玉贵先生赞同章巽先生的看法[⑥]。本人以为，将“平阳武阳”解释为现今山西襄垣县肯定是错误的，但因此而认为“武阳”一词为赘疣，也许并不很恰切。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平阳”并非郡名而是县名，“武阳”则并非县名而是村镇之名。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看似合理的推测，是否真的如此，仍然有待于对古代平阳郡平阳县(现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之村镇进行探察。从现有材料出发，笼统地说法显出生于现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是比较妥当的选择。
法显的生卒年，由于史籍未记载其卒年，更兼之关于其年龄有二说，所以一直难有定谳。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显法师传〉载，法显“后到荆州，卒于辛寺，春秋八十有二。”而慧皎《高僧传》卷三〈释法显传〉则说：“后至荆州，卒于辛寺，春秋八十有六。”唐代智升在《开元释教录》卷三中采用了慧皎的说法。除此之外，更有现代学者陈垣提出：
法显年岁，《出三藏记集》十五作八十二，梁《僧传》三作八十六，似皆不可据。《出三藏记集》云：“法显二十受大戒，以晋隆安三年发长安。”是法显出游时不过二十余，经十六年还都，不过四十，译经数年卒，不过四十五六。梁《僧传》于“受大戒”上删“二十”两字，出游年岁不明。[⑦]
其实，陈垣此说很难令人信服。《出三藏记集》卷十五的原文如下：法显“二十受大戒，志行明洁，仪轨整肃。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心。以晋隆安三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西度沙河。”显然，问题的焦点在于“二十受大戒”与“晋隆安三年”是否有直接的关联性。从《出三藏记集》以及《高僧传》的有关记载推断，二者绝对没有直接的时间关联，而是有着三十余年的时间间隔。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陈垣先生对于古代史籍的记载发生怀疑呢？其内在根由在于对于法显高龄出行的疑惑态度。如果信从《出三藏记集》或《高僧传》的记载，则法显从长安西行的年龄为五十余岁，甚至接近或超过六十岁。而以如此高龄出行，在当时的情形下确实是难于思议的。正是从这一疑惑出发，陈垣先生才对《出三藏记集》的记载发生了怀疑与误读，以为法显是二十余岁西行的。但怀疑毕竟只是怀疑，古代史籍俱在，仅凭怀疑是不够的。[⑧]所以我们仍然相信古人的说法，而对于《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的歧异，我们本着先出者可能更为近真的原则，姑且以《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所记的“八十二岁”为法显的年寿。至于法显大师具体的圆寂时间，史籍未能明载，只能依据有关材料作些推断。
关于法显的圆寂时间，《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显法师传〉仅说，法显“后到荆州，卒于新寺，春秋八十有二。”因而确定法显离开京师建康的时间，是确立其圆寂上限的唯一线索。据《出三藏记集》卷八〈六卷泥洹出经后记〉说：法显等人于“义熙十三年十月一日，于谢司空石所立道场寺，出此《方等大般泥洹经》。至十四年正月校订尽讫。”[⑨]《摩诃僧祇律》所附〈后记〉载：“沙门释法显游西域，于摩竭提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写得梵本，斋还京都，以晋义熙十二年岁在次寿星十一月，共天竺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至十四年二月末乃讫。”[⑩]义熙十四年二月末相当于418年4月20日。可见，至迟在418年4月20日之前，法显仍然在京师建康。另外，据《高僧传》卷三〈释佛驮什传〉说：佛驮什“以宋景平元年七月届扬州。先沙门法显于师子国得《弥沙塞律》梵本，未被翻译而法显迁化。京邑诸僧闻什既善此学，于是请令出焉。以其年冬十一月集于龙光寺，译为三十四卷，称为《五分律》。”[11]佛驮什于景平元年(423年)七月到达建康，十一月开始翻译，至第二年十二月方才完成《弥沙塞律》的翻译工作。可见，法显至迟是在景平元年十一月之前圆寂的。
依据上述史料，可以断定法显圆寂时间的上限为东晋义熙十四年末，下限为刘宋景平元年。考虑到法显圆寂于荆州新寺，所以，其上限应该再朝后推。这里，确定上限的关键又在于法显离开建康的时间。我们以为，法显离开建康的时间不应该离《摩诃僧祇律》译出的时间太近，因为法显西行的目的就是弘传律法，在自己带回的律本未曾译出的情况下，他不会轻易产生离开京师的想法。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以为将其定在东晋恭帝元熙元年(419年)是较为合适的。大概到江陵不久，法显就圆寂了。综合这些因素，我们得出法显最可能的圆寂时间区间为420年至423年。
法显，俗姓龚，兄弟四人，其中三位兄长都是童年丧亡，其父恐此祸殃及法显，在法显三岁时就将其送至寺院度为沙弥。后来，法显曾经被接回家几年，病笃欲死。但只要送还寺院，几天后病便痊愈。法显便不再愿意回家而长住寺院，其母想见之而不能遂愿，只得站立于屋外凝视法显。法显十岁时，其父亲病逝。法显的叔父以其母寡居，逼迫法显还俗，法显不从。不久，法显之母丧亡。法显回家办理完丧事，仍然回到寺院。
法显年二十，受具足大戒，成为正式的僧人。
法显的早期经历，留存的文献甚少，难于尽知。从《出三藏记集》等所载的本传中，仅仅知道法显早期大概住锡于自己的家乡平阳郡的寺院中，后来又来到了长安。关于法显到达长安的时间，现存史料未能明言。在此只能依据当时北方的历史状况以及佛教的发展情况，作些推断。
法显出生在后赵政权统治下的平阳郡，而在其十一、二岁时，后赵政权被前燕政权所代替，而后赵时徙居中原的氐族，乘后赵崩溃的时机，由苻健率领西归关中。公元351年，苻健在长安建立政权，史称“前秦”。此后的近二十年，中原与关中分别由鲜卑族、氐族政权统治，平阳郡与长安的交通并不太通畅。显然，法显在此前不大可能前往关中。在前燕建熙十一年(370年)，前秦灭掉前燕政权。此后不久，北方大部分地区被前秦统一。前秦建元十五年(379年)二月，前秦攻陷襄阳，道安大师北上到达长安，被苻坚安置在长安五重寺。由于道安的特殊感召力，长安成为当时北方佛教的中心。随侍道安的弟子竟达千人。法显最有可能于此时前往长安，因为这一段，恰好也是北方地区比较稳定的时期。法显所在的山西也在前秦的统治之下，正好成行。当然，法显也有于后秦时期到达长安的可能。不过，与前一种可能相比较，后一种可能性要小一些。因为在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前秦苻坚发兵九十万，企图消灭东晋政权，但在淝水被东晋军队击溃。此后，北方又陷于混乱局面。平阳郡由鲜卑族政权统治，而关中地区则由羌族人姚苌所建立的“大秦”(史称“后秦”)统治。在两大政权的对峙之下，法显贸然起程前往长安的可能是比较小的。何况法显在《佛国记》中明确说过：“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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