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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如《般若》诸经，深无不极，故道者以之而归；大无不该，故乘者以之而济。然其大略，皆以适化为本。应务之门，不得不以善权为用。权之为化，悟物虽弘，于实体不足。[40]
在僧叡眼里，般若只适于济渡世用的善权之道，其用在于“虚”。但是它仍然有着根本缺陷，即“于实体不足”。相反，当罗什在众僧的请求下，译出《法华经》新本之后，罗什的弟子们奔走相告。罗什的大弟子僧叡说“《法华经》者，诸佛之秘藏，众经之实体也。”[41]僧叡于罗什处之同门慧叡亦言：“寻出《法华》，开方便门，令一实究竟，广其津途。欣乐之家，景仰沐浴，真复不知老之将至。”[42]这一记载说明，《法华经》的重译，对于久囿于般若圈中的人们来说，简直是一次思想上的解放。那么，僧叡所言之“实体”所指为何？僧叡说：“佛寿无量，永劫未足以明其久也；分身无数，万形不足于异其体也。”这样的“佛”是“一”，是“久”，实际上也就是“法身”。佛作为法身，是否为真实的存在？与此相关，众生是否皆有佛性？这是当时佛教界关心的重大问题。罗什及其门徒对此是有过讨论的。《法华经》译出后，此问题又重新引起关注。据慧叡所言，当时有人问罗什：
“此土先有经言“一切众生，皆当作佛。”此当云何？”答言：“《法华》开佛知见，亦可皆有为佛性。若有佛性，复何为不得皆作佛耶？但此《法华》所明，明其唯有佛乘，无二无三，不明一切众生皆当作佛。皆当作佛，我未见之，亦不抑言无也。”[43]
此段记载，语言平实，颇为可信。罗什囿于自己学派之见，不曾涉及佛性问题。而由竺法护等翻译的佛经，对佛性义又言之未详，遂起疑云，成为中国佛学界的难题。迨至法显译出《大般泥洹经》讲：“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44]方有竺道生之横空出世，涅槃佛性之说便代替了般若学而成为南北朝佛学的主流。法显六卷《佛说大般泥洹经》的译出，实乃中国佛学的重大转折点之一。竺道生法师在无经文直接证会的情形下，孤明先发，首唱阐提成佛之说，此乃中国佛学师心独造之始也，意义不可低估。
(此文原为台湾三民书局2004年1月出版的《新译〈佛国记〉》所写的导读的一部分，后分别以《法显大师的行历及其西行评述》、《法显大师对中国佛教的贡献》为题刊发于《澳门佛教》第25、26期，2001年4月及6月出版。)
[①]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2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3月版。
[②] 日本足立喜六《〈法显传〉考证》第1页，何健民、张小柳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③] 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第448页，〈法显之天竺求法行〉，锺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④] 贺昌群《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第33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另外，游侠先生在为斯里兰卡英文版《佛教百科全书》撰写的〈法显〉辞条之中，将“平阳郡武阳”误注为“今山西襄丘县”(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第2辑，第44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82年8月版。)，因为现在的山西省并无“襄丘县”，而台湾出版的《佛教百科全书》中的“法显”辞条却沿袭了这一错误。大概有鉴于此问题的复杂，台湾出版的《佛光大辞典》“法显”辞条则干脆未注出县名。
[⑤]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2卷，第58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1月版。此书引用了章巽于1981年发表的《法显与〈法显传〉》一文的考证结果。章巽此文见于《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
[⑥] 吴玉贵《〈佛国记〉释译》第7页，佛光出版社，1996年8月初版。
[⑦] 陈垣《释氏疑年录》第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3月第1版。
[⑧] 除《出三藏记集》及《高僧传》本身的记述之外，我们也可以从法显西行的同行者的年齿找到法显高龄西行的证据。先后加入西行行列的有10人，现在可以考见的有4人。他们是：慧嵬、智严、宝云、慧达。慧嵬是法显从长安出发时就加入的伙伴。慧皎《高僧传》卷11〈释慧嵬传〉记载，“与法显俱游西域，不知所终。”这说明，慧嵬最后可能并未回到内地。因而其之所以被列入《高僧传》完全是由于其在去西域前的名声和影响。慧皎说，慧嵬“止长安大寺，戒行澄洁，多栖处山谷，修禅定之业。”文中所记事迹全为西行之前所发生，可见，慧嵬此时已经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僧人了。宝云、智严、慧达都是在路途中加入西行队伍的，且都回到了内地。宝云圆寂于449年，与法显西行时，宝云为24岁。智严圆寂的上限为427年，享年78岁，因而加入西行队伍时至少已经50岁。据《高僧传》所载推算，慧达至迟应生于435年，其于400年在于阗加入西行行列时的年齿应该为55岁。果真如陈垣先生所说，法显20余岁西行，其在西行队伍中的感召力会大打折扣的。而从法显所写的内容看，西行的倡议者无疑应该非法显莫属。尽管从长安出发的4位同伴中，仅有慧嵬一人的年齿能够知晓，但基本上可以排除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之一为最初发起组织者的可能。从《佛国记》所附时人的〈跋〉文中可以明显看出法显所言的可靠与真实性。更何况，一同西行的宝云、智严，在《佛国记》写成并流通时，都在京师建康参与译经活动。这些人在看到法显的记述后，并未表示异议，而《佛国记》所附〈跋〉文的作者并且称赞法显“其人恭顺，言辄依实”。从这些完全可以肯定，法显不会有意夸示己功而以首领自居的。
[⑨](梁)僧祐撰，苏晋仁、萧链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8，第316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版。
[⑩]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3，校本第119页。
[11] 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第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版。
[12] 关于《佛国记》的字数，异说很多。如日本足立喜六曾说，《佛国记》“寥寥九千五百余言”(《〈法显传〉考证》第4页)。此后，贺昌群(《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第1页)、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第466页)都说《佛国记》九千五百余字。方豪在此也持此说。其实，这一说法是不确切的。吴玉贵则据宋代思溪藏本测算出“全书应为一万四千余字。”(《〈佛国记〉释译》第320页)这一测算因字、行的误差，未见精确。若依据支那内学院1932年的刻本，《佛国记》的字数应为：正文13806字(不计标题)，文后之“跋”文为174字。
[13] 方豪《中西交通史》第213页，湖南长沙，岳麓书社1982年12月重排本。
[14]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慧轮传》记载：“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寻弶伽河而下，至蜜栗伽悉他钵那寺(唐云鹿园寺也)。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牁道而出(蜀川去此寺有五百余驿)，向摩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于后唐僧亡没，村乃割属余人。现有三村入属鹿园寺矣。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余年矣。”据考证，此处的“室利笈多大王”是指笈多王朝最早的一位国王，在位时间大约为公元三世纪晚期。义净这里所说“至今可五百余年”，只是一个概数。实际上，只能有四百多年。
[15] 《汉书》卷96〈西域传〉。
[16] 季羡林《玄奘与〈大唐西域记〉》第123页，载《〈大唐西域记〉校注》，季羡林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2月版。
[17] 日本足立喜六《〈法显传〉考证》第1页，何健民、张小柳合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18] 季羡林先生在《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一文中，专门将玄奘所记资料与法显在《佛国记》中的叙述作了比较研究，以之说明印度佛教日渐衰微的趋势。参见《〈大唐西域记〉校注·前言》第85-87页。
[19] 这一供养僧众饮食的法式本是印度文化习俗的产物，但在刘宋元嘉三年却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当时，朝廷重臣范泰因为看不惯僧人踞食的做法，联络一些人士力图改变这一习俗。由于反对者太多而未能实现。关于此事可参见《弘明集》卷12范泰〈与王司徒诸人书论道人踞食〉、〈范伯伦与生、观二法师书〉、范泰〈论踞食表〉等。
[20] 参见季羡林〈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一文以及王邦维〈义净与《南海寄归内法传》〉一文。前者收于《〈大唐西域记〉校注》，后者收于《〈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
[21] 王邦维《〈南海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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