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说，法显是在长安发心西行求法的，因而不存在法显为了西行求法而先到长安的可能。
综合上述理由，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法显大致是在公元371年至383年之间的某一年到达长安的。而综合当时道安大师在佛教界的影响以及由于道安大师之北上而造成的长安佛教的兴盛，我们可以再行将法显到达长安的最可能时间限定在公元380年至公元383年之间。
法显在长安十余年，萌生了西行至天竺求取戒律文本的弘愿，并且结交了四位志同道合的同伴。于是，在后秦弘始元年(399年)，法显从长安出发西行求法，至东晋义熙八年(412年)七月十四日抵达长广郡(即今山东省崂山县北)，历时十五个年头。
从天竺、师子国归来的当年七月末，法显应兖、青州刺史刘道怜的邀请，到彭城居住，并且在彭城度过了义熙九年(413年)的夏坐。而此年春天，天竺僧人佛陀跋陀罗与宝云一起，随刘裕从江陵到达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住于道场寺。七月底或八月初，法显南下至建康，在宝云等人的协助下，开始翻译经律。在建康，法显并且将其西行经历写了下来，这就是后来所称的《佛国记》。
法显在京师建康数年，共译出经律六部七十三卷。但是，这只是法显从天竺、师子国带回的经律文本的一部分。
如前所说，大概在东晋元熙元年，法显离开京师建康，最后到达江陵，住锡于新寺。法显为何在高龄之年离开建康？这是考证法显晚年生活的一大迷团。法显之所以将自己所带回的梵本经律文本置于建康而不顾，想必有其不得不如此的理由。推测言之，至少有两大因素：第一，建康佛教当时的风尚是特别重视义理，相对而言，对于法显最为关心的戒律问题并不是特别热心。具体例证至少有二：其一，在《摩诃僧祇律》未曾译成的情况下，佛陀跋陀罗等就已经开始翻译《大般泥洹经》；其二，在京城僧众的要求下，佛陀跋陀罗在义熙十四年三月开始翻译大部头的《华严经》，实际上已经没有可能再翻译法显带回的其它律本了。第二，东晋义熙十四年，以法显从摩竭提国带回的梵文本为底本译出的《大般泥洹经》(六卷本)，在建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争论。实际上，也有人怀疑其传本的真实性。——此问题在下文另有论述。可以想见，作为此经译出文本的携入者，法显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并且有可能成为一个焦点人物。上述两种因素的迭加，使得法显难于继续住锡建康，以近八十高龄之躯，西上荆州实在也是无奈之举。
在江陵新寺住锡未久，法显就圆寂了，终年八十二岁。
二、《佛国记》之历史文化价值
法显以自叙传的形式写成的记述自己西行经历的著作，比较全面地记录了五世纪初中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宗教、风俗习惯、经济状况以及地理情况，对佛教的发展情形以及佛教圣迹的记叙尤其详细。千百年来，《佛国记》这部书不仅仅作为佛教史籍起了鼓舞后世人们生起佛教信仰的作用，更为可贵的是，它对历史事件和自己所见所闻的忠实记录，早已经成为人们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宝贵资料。可以说，《佛国记》的价值早已经超越了佛教史本身，而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价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印度本身的历史数据的阙如，使得法显的记述实际上成为研究五世纪之前印度历史的最为可信的材料。可以说，《佛国记》的价值早已经超越了国界，而具有世界性的价值和意义。本节我们分《佛国记》与中外交通史研究、《佛国记》与古代中南亚史研究、《佛国记》与佛教史研究、《佛国记》的文学价值等四方面对《佛国记》的文化价值作些综合论述。
(一)《佛国记》与中外交通史研究
佛教传入中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确切初始，尽管已经无法确定，但有一点却是明确的，即其传播的途径的双向性。第一个向度是“东来”，其传法主体或者为天竺僧人，或者为很早就信奉佛教的西域国家之僧侣。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立足，并走向“中国化”的道路，这两类人是立了首功的。可以说，佛教在中土的流传主体是经历了一个由外国侨民群体再到中土人士的发展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由民间到上层贵族的提升与拓展。而随着佛教在中土的逐渐深入人心，被动地由外国僧人灌输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中土佛教信仰者的迫切需要了。在此情形下，中土人士西行求法运动便应运而生。这便是佛教东渐之中的“西取”向度。法显就是这一西行求法运动中最杰出的一员，而《佛国记》便是西行求法活动中所遗留给人类的为数不多的奇葩。正因为如此，《佛国记》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史之研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正如近代学者方豪所言：“法显之功绩不仅在译经及弘宣教旨，其所记历程虽仅九千五百余言[12]，然精确简明，包括往返西域历程及航海经验，尤为今日研究中西交通史及中亚中古史地者必需之参考数据。”[13]
古代文化的传播与当时的交通情形密切相关。中国古代与印度之间的交通究竟始于何时，现在已经很难确定了。但可以肯定，古代印度与西域即我国新疆地区交通极早。公元前五世纪波斯阿赫曼尼德朝占领粟特、巴克特里亚和旁遮普，曾经多次向葱岭以东地区派出商队，商队之中就有印度商人。到公元前三世纪，在阿育王统治下的孔雀王朝，双方的往来已经完全确立。随着张骞出使西域的成功，西汉政府建立了直接与西域沟通的管道。自从张骞开通西域之后，经由中亚的道路成了中国与外界交往的主要通途，中亚也就成了联结中国与南亚、西亚以及欧洲的最重要的纽带。中土从陆路西行求法的僧人大都取道此途，法显也是如此。此外，从陆路通往印度的道路还有第二条，即由今日之四川经由云南，进入缅甸，然后抵达印度。这一条线路的开通要早于张骞出使西域的时间，因为张骞在大夏(今日阿富汗)时曾经见到过邛地(四川西昌附近)出产的竹杖以及蜀布。大夏人告诉张骞，这些是从印度得来的。公元三世纪初，有一批蜀地僧人曾经通过这一条道路到达印度。[14]古代中国与印度之间第三条交通路线是海路，即从海道西行，从斯里兰卡登陆，然后北上印度。法显就是选取这条海路回归中土的。
在晋宋之际，从长安经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到敦煌，再经过玉门、阳关，就可到达西域。《汉书》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15] 法显从长安出发，经过张掖镇、敦煌到鄯善，然后从鄯善北上至焉耆，再经过龟兹至于阗。从这一行程看，法显选择的是“北道”。至焉耆后，法显一行又转向西南，取道塔克拉干大沙漠，直达“南道”重镇——于阗。从于阗前行，经过子合国，法显等人进入葱岭山中的于麾国、竭叉国，最后才到达北天竺境内。法显回国取的是海道，即从巴连弗邑沿恒河东下，到达多摩梨帝海口，然后从此乘船西南行，到达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在师子国停留二年，法显乘船东下，后经马六甲海峡到达今日所称的加里曼丹岛。在加里曼丹岛停留五个多月后，法显又乘船沿着东北方向直趣广州。在西沙群岛附近遭遇风暴，法显所搭乘的船队在海上漂流七十余日方才到达今山东崂山南岸。
法显《佛国记》对其亲身经历的往程与归程的基本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这对于当时和以后有志西行的人们，不啻是一种文字的向导。同时，《佛国记》的记载又成为人们研究中国古代与西方之交通管道的最为可信的资料。这一意义，在其问世未久，就显露出来了。北魏郦道元撰写的《水经注》中，有二十余处引用《佛国记》的记载，其涉及的地域范围甚为广泛。北起我国新疆境内，南及印度河、恒河流域。后来，我国正史的“地理志”都程度不同地吸收了法显此书之中的材料。
《佛国记》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学著作，但法显在记述中依照游记体的规范，以言必依实的原则，详细、准确地记载了自己所到之处的地理状况。特别是在西域、印度行程的记载，为研究古代西域、印度城市及国家的地理沿革提供了第一手数据。由于文化传统的关系，古代印度没有留下来专门的地理学著作，甚至连这方面的记载也很缺乏。而《佛国记》的相关记述，起了填补印度古代地理学著作之空白的作用。特别是《佛国记》所涉及的公元五世纪及其以前印度的历史地理状况，已经成为考订古代印度历史地理的权威材料。事实上，《佛国记》的相关记载，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一起，已经成为近代以来西域、印度考古发掘的最重要的线索。
(二)《佛国记》与西域史、印度史研究
法显对于公元五世纪之前的西域、中亚以及印度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方面的真实叙述，是研究这一地区古代历史的最可宝贵的历史文献。《佛国记》的这方面的价值，早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学界的共识。
西域地区由于距离内地遥远、政权变更频仍等等原因，其古代社会历史的状况，留存至今的资料较为缺乏。而印度民族，作为一个伟大的智慧非凡的民族，在古代曾经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对世界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印度民族在文化性格上却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不大重视历史的记述，对于时间、空间两个方面，夸张、想象的成分过多。因此，在印度文化史上，缺乏如同中国一样记载翔实的历史著作。因此，要搞清楚印度的古代历史只有依靠外国人的记载。从古代一直到中世纪，到过印度并且留下历史记载的人也不少。如古代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等民族，都留下过相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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