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曾經短暫師從過的“許州空法師”。神照大約十八歲之後至邺城聽慧休講《攝大乘論》，一遍無遺，講散辭還。此後“又往許州空法師所，聽《雜心論》，才始八卷，爲師疾而返。後因遂講之。初後通冠，時人語曰：“河南一遍照，英聲不徒召。””[15]從這一描述推測，神照從學于空法師的時間大概是在十八歲之前不久。如此則可知，“空法師”大概在625年前後在許州(今河南省許昌市)宣講《雜心論》。
此外，《續高僧傳·志念傳》提及一位“明空”法師。隋文帝駕崩(605年)，隋炀帝即位，漢王舉兵反抗，志念“乘釁還裏，與沙門明空等講宣二論，紹業滄溟，望風總集。”文中的“滄溟”是指滄州。盡管現在不能確定明空與志念的真正關系，但其精通《大智度論》和《雜心論》二論，通貫大小，學業優異，因此而得以與志念同于滄州弘宣“二論”。志念以年老，又先前爲漢王所知遇，在漢王反抗隋炀帝被殺的情況下，不欲赴召，明空則可能後來應召到東都。而從上引文字中可推出，“空法師”是東都洛陽慧日道場的僧人。
由上述資料可知，玄奘師從的“空法師”，與許州“空法師”以及滄州的“明空法師”是同一人的可能性很大，但仍然需要更直接的證據。
2．道基、寶暹、震法師
關于玄奘師從道基之事，《續高僧傳·玄奘傳》敘述的較爲詳細：玄奘本來與道基一起從洛陽到長安，後來則分頭前往成都。玄奘“既達蜀都，即而聽受《阿毗昙論》，一聞不忘，見稱昔人，隨言鏡理，又高倫等。至于《婆沙廣論》、《雜心玄義》，莫不鑿窮岩穴，條疏本幹。然此論東被，弘唱極繁，章鈔異同，計逾數十，皆蘊結胸府，聞持自然。至于得喪筌旨，而能引用無滯，時皆訝其憶念之力，終古罕類也。基每顧而歎曰：“余少遊講肆多矣，未見少年神悟若斯人也。”席中聽侶，佥號英雄，四方多難，總歸綿益，相與稱贊，逸口傳聲。”玄奘在道基門下聽其講授《雜阿毗昙心論》一遍，道基則對玄奘贊賞有加。
各種文獻都記載玄奘在成都曾經向寶暹學習《攝論》。但關于這位高僧，道宣在《續高僧傳·道基傳》中記載說：“暹神志包總，高岸倫俦，談論倚伏，態出新異，數術方藝，無學不長。自預比肩，莫有淪溺。末年耽滯偏駁，遂掩徽猷，故不爲時匠之所班列。”此中描述性語句很多，具體的信息不多。而在現存佛教史籍中可查到幾條資料，可茲參證。
第一條資料是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十二記載：“時屬相州沙門寶暹(道邃、智周、僧威、法寶、僧昙、智照、僧律等十有一人以)齊武平六年相結西遊，往還七載，凡得梵經二百六十部。回到突厥，聞周滅齊，並毀佛法，退則不可，進無所歸，遷延彼間，遂逢至德，如渴值飲，若暗遇明。仍共尋閱，所得新經，請翻名題，勘舊錄目，頗覺巧便，有殊前人。暹等內誠，各私慶幸，獲寶遇匠，得不虛行，同誓焚香，共契宣譯。大隋受禅，佛法即興。暹等赍經，先來應運，開皇元年季冬止，敕旨付司，訪人令翻。”從這一記載看，寶暹原爲北齊僧人，于武平六年(575年)西行求法，七年之後回國。開皇五年(685年)，隋文帝下敕令崛多共婆羅門沙門若那竭多等道俗六人，組成譯場，至開皇十二年共翻譯經典二百余卷。此後，隋文帝又置十大德沙門僧休、法粲、法經、昙遷等監掌始末，诠定旨歸。這次翻譯活動一直持續到開皇十五年，但參與翻譯的人員中並沒有寶暹。
《續高僧傳》卷十五《志寬傳》中也有寶暹的一條資料：“屬炀帝弘道，海內搜揚，以寬行解同推，膺斯榮命。既處慧日，講悟相仍。會枭感作逆，齋事拘纏，寬便下獄待罪。……末又配流西蜀，行達陝州。有送財帛祖餞之者，並即散而不遺，唯留一驢，負經而已。路次潼關，流僧寶暹者，高解碩德，足破不進。寬見臥于道側，泣而哀焉。即舍驢與乘，自擔經論，徒行至蜀，雖有事勞而口不告倦。其仁恕之性，登苦知其人矣。”這一條資料是說，志寬(566—643年)曾經被隋炀帝征入洛陽住慧日道場，大業九年(613年)楊玄感作亂，許多僧人受到牽連。志寬被流放到西蜀，在路途遇到了同被流放的寶暹。從“寶暹者，高解碩德”等語句推測，此位寶暹應該就是《慈恩傳》所說的慧日道場的“景、脫、基、暹”中的“暹”法師。
《宋高僧傳·道因傳》也寫道了寶暹。道因至成都之後，多次宣講《攝論》、《維摩诘經》，聽者千數。“時有寶暹法師，東海人也。殖藝該洽，尤善大乘。昔在隋朝，英塵久播，學徒來請，接武磨肩。暹公傲爾其間，仰之彌峻。每至因之論席，肅然改容，沈吟久之，方用酬遣。”《道因傳》以寶暹法師來說明道因佛學素養之高深。相比于叁十余歲的道因，寶暹應該屬于前輩。
將上述叁條資料對勘可知，後兩條可以肯定就是玄奘在成都向其請教《攝論》的寶暹。但第一條是否就是如此，則不易于斷定。因爲這位寶暹于武平六年(575年)西行求法，七年之後回國。依照當時的規定，受具足戒後並且學習律學數年之後才可以遠行求學。如果假定寶暹二十叁歲西行，寶暹最晚的出生年爲552年，大業末年被流放到四川的時候至少已經六十多歲。而這個假定可能是最低限度的，因爲當時去天竺的十一位北齊僧人從現在記錄的名單中看，他是第一位的，應該是年資較長的。因而筆者認爲，很有可能西行的寶暹與《攝論》高僧的寶暹不大像是同一僧人。
玄奘在成都還向“震法師”學習《迦延》。此“震法師”是《慈恩傳》的說法，而《續高僧傳·玄奘傳》作“道振”，《行狀》作“志振”。“振法師”的師承事迹不明，而據《續高僧傳》卷十五《玄會傳》可知，它曾經是玄會的老師。此文中說：“振法師曰：“此公就我學迦延者，之贊成吾學耳。以我小術，不恥下問，乃回龍象于兔徑也。吾何言哉！”玄會長期住于長安，振法師在去西蜀之前，應當亦在長安傳法。《續高僧傳·玄奘傳》說：“又僧景《攝論》，道振《迦延》，世號難加，人推精覆，皆師承宗據，隅隩明铨。”可見，道振的學問很深，影響很大。
3、道深、慧休
如前所述，玄奘在蜀地就聽說了道深在北方弘法，就想前去學習。這說明，道深在當時的影響力非同一般。《慈恩傳》卷一記載：玄奘“又到趙州谒深法師，學《成實論》。”說明當時道深在趙州弘揚《成實論》。
關于道深，資料很匮乏。《續高僧傳·志念傳》中記載：“受學者數百人，如汲郡洪該、趙郡法懿、漳濱懷正、襄國道深、魏郡慧休、河間圓粲、俊儀善住、汝南慧凝、高城道照、洛壽明儒、海岱圓常、上谷慧藏，並蘭菊齊芳，踵武傳業。關河濟洽二十余年。”道宣在羅列了志念十二位高足之後所說的“關河濟洽，二十余年”，應該是指志念弘揚毗昙學的時間。襄國指今河北省邢臺市。《志念傳》中沒有志念弘揚《成實論》的記載，而開皇四年(584年)，《成實論》大師明彥法師與其弟子洪該等請志念講《心論》和《迦延》。從這一情形推知，道深可能是明彥的弟子。而明彥當時是在渤海弘傳《成實論》，而“襄國道深”的稱呼不明所以。依照當時世俗社會的一般習慣，名號前地名是指籍貫，而僧人法號之前的地名一般是指僧籍所在地。現在無法確定的是，道宣在《志念傳》中敘述“襄國道深”時是在何種意義上使用的。根據一般的慣例推測，襄國應該是道深出師之後獨立弘法時候的住寺。由此觀之，道深確是在今河北一帶傳播《成實論》的大師。
經查考，玄奘回國設置譯場時，有一位“廓州法講寺沙門道深”參與其中，如《慈恩傳》卷六記載：貞觀十九年(645年)夏六月“證義大德、谙解大小乘經論、爲時輩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門靈潤……廓州法講寺沙門道深”等等。根據《舊唐書·地理志》的記載，廓州在隋代稱澆河郡，“唐武德二年，置廓州。天寶元年，改爲甯塞郡。乾元元年，複爲廓州。”廓州治所在化成，即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州西。廓州的確也有法講寺，如《廣弘明集》卷十七記載：隋文帝仁壽年奉安舍利，“廓州于法講寺起塔，舍利初發京，下宿于臨臯……。”二者參照可知，此位道深確實是從廓州征發來的。鑒于廓州距離河北過于遙遠，從常理推測，作爲《成實論》大師的道深似乎也不一定非得要到廓州去傳教。因此，筆者傾向于認定，這兩位道深很大可能不是同一人。
釋慧休(548—647年)是地論南道第叁代的領袖人物靈裕的大弟子。《慈恩傳》卷一記載：武德七年(624年)，玄奘“複北遊詢求先德。至相州，造休法師，質問疑礙。”《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記載得詳細些：“沙門慧休，道聲高邈，行解相富，誇罩古今。獨據邺中，昌言傳授，詞鋒所指，海內高尚。又往從焉，不面生來，相逢若舊，去師資禮，事等法朋。偏爲獨講《雜心》、《攝論》，指摘纖隱，曲示綱猷，相續八月，領酬無厭。休又驚異絕歎，撫掌而嗟曰：“希世若人，爾其是也。””慧休此時住于相州雲門寺，玄奘跟從慧休八個月，學習《雜心論》和《攝大乘論》。
4．長安四師
玄奘大概于武德九年(626年)前後重回長安。在長安數年中，他先後跟隨道嶽、法常、僧辯、玄會四位高僧學習《俱舍論》、《成實論》和《大涅槃經》等經論。
釋道嶽(568—636年)是以弘傳真谛之學爲己任的高僧，爲道尼弟子，精通《攝大乘論》和《俱舍論》。《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記載：“沙門道嶽，宗師《俱舍》，闡弘有部，包籠領袖，吞納喉襟，揚業帝城，來儀群學。乃又從焉，創迹京都，诠途義苑。”《慈恩傳》卷一說：“又入長安止大覺寺，就嶽法師學《俱舍論》，皆一遍而盡其旨，經目而記于心，雖宿學耆年，不能出也。至于鈎深致遠，開微發伏，衆所不至。獨悟于幽奧者，固非一義焉。”二者所記載贊語不同，但基本事實一致。道嶽的生平事迹見前一章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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