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曾经短暂师从过的“许州空法师”。神照大约十八岁之后至邺城听慧休讲《摄大乘论》，一遍无遗，讲散辞还。此后“又往许州空法师所，听《杂心论》，才始八卷，为师疾而返。后因遂讲之。初后通冠，时人语曰：“河南一遍照，英声不徒召。””[15]从这一描述推测，神照从学于空法师的时间大概是在十八岁之前不久。如此则可知，“空法师”大概在625年前后在许州(今河南省许昌市)宣讲《杂心论》。
此外，《续高僧传·志念传》提及一位“明空”法师。隋文帝驾崩(605年)，隋炀帝即位，汉王举兵反抗，志念“乘衅还里，与沙门明空等讲宣二论，绍业沧溟，望风总集。”文中的“沧溟”是指沧州。尽管现在不能确定明空与志念的真正关系，但其精通《大智度论》和《杂心论》二论，通贯大小，学业优异，因此而得以与志念同于沧州弘宣“二论”。志念以年老，又先前为汉王所知遇，在汉王反抗隋炀帝被杀的情况下，不欲赴召，明空则可能后来应召到东都。而从上引文字中可推出，“空法师”是东都洛阳慧日道场的僧人。
由上述资料可知，玄奘师从的“空法师”，与许州“空法师”以及沧州的“明空法师”是同一人的可能性很大，但仍然需要更直接的证据。
2．道基、宝暹、震法师
关于玄奘师从道基之事，《续高僧传·玄奘传》叙述的较为详细：玄奘本来与道基一起从洛阳到长安，后来则分头前往成都。玄奘“既达蜀都，即而听受《阿毗昙论》，一闻不忘，见称昔人，随言镜理，又高伦等。至于《婆沙广论》、《杂心玄义》，莫不凿穷岩穴，条疏本干。然此论东被，弘唱极繁，章钞异同，计逾数十，皆蕴结胸府，闻持自然。至于得丧筌旨，而能引用无滞，时皆讶其忆念之力，终古罕类也。基每顾而叹曰：“余少游讲肆多矣，未见少年神悟若斯人也。”席中听侣，佥号英雄，四方多难，总归绵益，相与称赞，逸口传声。”玄奘在道基门下听其讲授《杂阿毗昙心论》一遍，道基则对玄奘赞赏有加。
各种文献都记载玄奘在成都曾经向宝暹学习《摄论》。但关于这位高僧，道宣在《续高僧传·道基传》中记载说：“暹神志包总，高岸伦俦，谈论倚伏，态出新异，数术方艺，无学不长。自预比肩，莫有沦溺。末年耽滞偏驳，遂掩徽猷，故不为时匠之所班列。”此中描述性语句很多，具体的信息不多。而在现存佛教史籍中可查到几条资料，可兹参证。
第一条资料是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十二记载：“时属相州沙门宝暹(道邃、智周、僧威、法宝、僧昙、智照、僧律等十有一人以)齐武平六年相结西游，往还七载，凡得梵经二百六十部。回到突厥，闻周灭齐，并毁佛法，退则不可，进无所归，迁延彼间，遂逢至德，如渴值饮，若暗遇明。仍共寻阅，所得新经，请翻名题，勘旧录目，颇觉巧便，有殊前人。暹等内诚，各私庆幸，获宝遇匠，得不虚行，同誓焚香，共契宣译。大隋受禅，佛法即兴。暹等赍经，先来应运，开皇元年季冬止，敕旨付司，访人令翻。”从这一记载看，宝暹原为北齐僧人，于武平六年(575年)西行求法，七年之后回国。开皇五年(685年)，隋文帝下敕令崛多共婆罗门沙门若那竭多等道俗六人，组成译场，至开皇十二年共翻译经典二百余卷。此后，隋文帝又置十大德沙门僧休、法粲、法经、昙迁等监掌始末，诠定旨归。这次翻译活动一直持续到开皇十五年，但参与翻译的人员中并没有宝暹。
《续高僧传》卷十五《志宽传》中也有宝暹的一条资料：“属炀帝弘道，海内搜扬，以宽行解同推，膺斯荣命。既处慧日，讲悟相仍。会枭感作逆，斋事拘缠，宽便下狱待罪。……末又配流西蜀，行达陕州。有送财帛祖饯之者，并即散而不遗，唯留一驴，负经而已。路次潼关，流僧宝暹者，高解硕德，足破不进。宽见卧于道侧，泣而哀焉。即舍驴与乘，自担经论，徒行至蜀，虽有事劳而口不告倦。其仁恕之性，登苦知其人矣。”这一条资料是说，志宽(566—643年)曾经被隋炀帝征入洛阳住慧日道场，大业九年(613年)杨玄感作乱，许多僧人受到牵连。志宽被流放到西蜀，在路途遇到了同被流放的宝暹。从“宝暹者，高解硕德”等语句推测，此位宝暹应该就是《慈恩传》所说的慧日道场的“景、脱、基、暹”中的“暹”法师。
《宋高僧传·道因传》也写道了宝暹。道因至成都之后，多次宣讲《摄论》、《维摩诘经》，听者千数。“时有宝暹法师，东海人也。殖艺该洽，尤善大乘。昔在隋朝，英尘久播，学徒来请，接武磨肩。暹公傲尔其间，仰之弥峻。每至因之论席，肃然改容，沉吟久之，方用酬遣。”《道因传》以宝暹法师来说明道因佛学素养之高深。相比于三十余岁的道因，宝暹应该属于前辈。
将上述三条资料对勘可知，后两条可以肯定就是玄奘在成都向其请教《摄论》的宝暹。但第一条是否就是如此，则不易于断定。因为这位宝暹于武平六年(575年)西行求法，七年之后回国。依照当时的规定，受具足戒后并且学习律学数年之后才可以远行求学。如果假定宝暹二十三岁西行，宝暹最晚的出生年为552年，大业末年被流放到四川的时候至少已经六十多岁。而这个假定可能是最低限度的，因为当时去天竺的十一位北齐僧人从现在记录的名单中看，他是第一位的，应该是年资较长的。因而笔者认为，很有可能西行的宝暹与《摄论》高僧的宝暹不大像是同一僧人。
玄奘在成都还向“震法师”学习《迦延》。此“震法师”是《慈恩传》的说法，而《续高僧传·玄奘传》作“道振”，《行状》作“志振”。“振法师”的师承事迹不明，而据《续高僧传》卷十五《玄会传》可知，它曾经是玄会的老师。此文中说：“振法师曰：“此公就我学迦延者，之赞成吾学耳。以我小术，不耻下问，乃回龙象于兔径也。吾何言哉！”玄会长期住于长安，振法师在去西蜀之前，应当亦在长安传法。《续高僧传·玄奘传》说：“又僧景《摄论》，道振《迦延》，世号难加，人推精覆，皆师承宗据，隅隩明铨。”可见，道振的学问很深，影响很大。
3、道深、慧休
如前所述，玄奘在蜀地就听说了道深在北方弘法，就想前去学习。这说明，道深在当时的影响力非同一般。《慈恩传》卷一记载：玄奘“又到赵州谒深法师，学《成实论》。”说明当时道深在赵州弘扬《成实论》。
关于道深，资料很匮乏。《续高僧传·志念传》中记载：“受学者数百人，如汲郡洪该、赵郡法懿、漳滨怀正、襄国道深、魏郡慧休、河间圆粲、俊仪善住、汝南慧凝、高城道照、洛寿明儒、海岱圆常、上谷慧藏，并兰菊齐芳，踵武传业。关河济洽二十余年。”道宣在罗列了志念十二位高足之后所说的“关河济洽，二十余年”，应该是指志念弘扬毗昙学的时间。襄国指今河北省邢台市。《志念传》中没有志念弘扬《成实论》的记载，而开皇四年(584年)，《成实论》大师明彦法师与其弟子洪该等请志念讲《心论》和《迦延》。从这一情形推知，道深可能是明彦的弟子。而明彦当时是在渤海弘传《成实论》，而“襄国道深”的称呼不明所以。依照当时世俗社会的一般习惯，名号前地名是指籍贯，而僧人法号之前的地名一般是指僧籍所在地。现在无法确定的是，道宣在《志念传》中叙述“襄国道深”时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的。根据一般的惯例推测，襄国应该是道深出师之后独立弘法时候的住寺。由此观之，道深确是在今河北一带传播《成实论》的大师。
经查考，玄奘回国设置译场时，有一位“廓州法讲寺沙门道深”参与其中，如《慈恩传》卷六记载：贞观十九年(645年)夏六月“证义大德、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门灵润……廓州法讲寺沙门道深”等等。根据《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廓州在隋代称浇河郡，“唐武德二年，置廓州。天宝元年，改为宁塞郡。乾元元年，复为廓州。”廓州治所在化成，即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州西。廓州的确也有法讲寺，如《广弘明集》卷十七记载：隋文帝仁寿年奉安舍利，“廓州于法讲寺起塔，舍利初发京，下宿于临皋……。”二者参照可知，此位道深确实是从廓州征发来的。鉴于廓州距离河北过于遥远，从常理推测，作为《成实论》大师的道深似乎也不一定非得要到廓州去传教。因此，笔者倾向于认定，这两位道深很大可能不是同一人。
释慧休(548—647年)是地论南道第三代的领袖人物灵裕的大弟子。《慈恩传》卷一记载：武德七年(624年)，玄奘“复北游询求先德。至相州，造休法师，质问疑碍。”《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记载得详细些：“沙门慧休，道声高邈，行解相富，夸罩古今。独据邺中，昌言传授，词锋所指，海内高尚。又往从焉，不面生来，相逢若旧，去师资礼，事等法朋。偏为独讲《杂心》、《摄论》，指摘纤隐，曲示纲猷，相续八月，领酬无厌。休又惊异绝叹，抚掌而嗟曰：“希世若人，尔其是也。””慧休此时住于相州云门寺，玄奘跟从慧休八个月，学习《杂心论》和《摄大乘论》。
4．长安四师
玄奘大概于武德九年(626年)前后重回长安。在长安数年中，他先后跟随道岳、法常、僧辩、玄会四位高僧学习《俱舍论》、《成实论》和《大涅槃经》等经论。
释道岳(568—636年)是以弘传真谛之学为己任的高僧，为道尼弟子，精通《摄大乘论》和《俱舍论》。《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记载：“沙门道岳，宗师《俱舍》，阐弘有部，包笼领袖，吞纳喉襟，扬业帝城，来仪群学。乃又从焉，创迹京都，诠途义苑。”《慈恩传》卷一说：“又入长安止大觉寺，就岳法师学《俱舍论》，皆一遍而尽其旨，经目而记于心，虽宿学耆年，不能出也。至于钩深致远，开微发伏，众所不至。独悟于幽奥者，固非一义焉。”二者所记载赞语不同，但基本事实一致。道岳的生平事迹见前一章专门…
《第三章 玄奘西行及其翻译活动 第一节 玄奘早期行历》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