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然並未終止傳譯經論的事業，但總感到周圍的環境，與自己原先設想的相差太遠，自己弘揚大乘經論的壯志難酬，他于是萌發了離開中國，另求理想的弘化之地的念頭。只是因爲道俗的苦苦挽留，他才在晉安又呆了一段時間，並與一批知名于梁代的僧人重新審訂舊譯的經典。一般以爲，文中所說的“南越”應該是指晉安[27]。

　　6．至梁安郡設置譯場

　　《續高僧傳·真谛傳》敘述說，真谛在晉安爲時不長，又動了回國的念頭，于是泛舟至梁安郡，在當地太守的請求挽留下，設立譯場，翻譯出了兩部經典。《續高僧傳·真谛傳》原文如下：

　　而飄寓投委，無心甯寄。又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裝大舶，欲返西國。學徒追逐，相續留連。太守王方奢，述衆元情，重申邀請。谛又且修人事，權止海隅。[28]

　　上文需要澄清的要點有叁：一是梁安郡的地望，二是梁安太守王方奢的情況，叁是真谛離開晉安以及到達梁安的時間。以下稍作考辨。

　　真谛到達的梁安郡在什麼地方？關于梁安郡的地望，現今的學者或主張在今泉州南安的，或推斷是廣東惠州的，或認爲無可考的，衆說紛纭。筆者經過仔細權衡各種證據以及學者的論證，認爲梁安郡應該是指現在的泉州，具體是南安豐州。

　　經查，南朝有叁個梁安郡：一爲南朝梁置，隋廢，故治在今河南省固始縣東北35公裏，今爲梁安裏；另一爲南朝梁置，北齊廢，故郡治在今湖北黃安縣南。此兩處梁安郡都在內地，非真谛發舶之港。真谛到達的梁安郡應是南朝的重要港口。從《續高僧傳·真谛傳》的敘述來看，其位置應該在福州至廣州之間。現代有一種意見認爲這是傳抄誤寫，如著名的中西交通史專家馮承鈞先生撰的《中國南洋交通史》就是如此，但沒有考證是由何郡傳寫致誤。[29]後來又有學者說是梁化郡之誤寫，如遊俠在其爲斯裏蘭卡佛教百科全書撰寫的詞條上直接將梁安郡注爲“今廣東省惠陽一帶”[30]。這一批注影響很大，近十年來，幾乎所有佛教界、佛學界撰寫的著作中，都沿襲了這一說法。不過，且不說曆史地理學界以及福建地方志方面的學者，早在1988年就提出了頗有說服力的新說，而即便是認爲梁安應該在廣東梁化郡，准確的批注應該是今惠州惠東縣西北梁化鎮。據《惠州府志》記載：秦始皇叁十叁年在(188年)南海郡博羅縣城設在梁化屯，曆時691年；南朝梁武帝天監二年(503年)梁化屯設郡，稱梁化郡，曆時88年；隋開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廢梁化郡置入循州，即現在的惠州。

　　將梁安郡解釋爲惠州或惠陽，顯得過于曲折，現存經錄、僧傳中沒有一處說真谛到達的是梁化郡。因此，與傳抄錯誤說相比較，有一些學者一直堅持並非抄寫錯誤，而是此地名很特殊而被史著(特別是正史)所遺漏。湯用彤先生認爲，梁安郡在海邊，但具體地點沒有考證出來。[31]章巽先生認爲曆史上確實存在一個梁安郡，故址在今福建省南安縣的豐州，梁安郡存在的時間從梁天監年間到陳天嘉五年(502—564年)。[32]廖大珂博士在章巽先生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考定梁安郡設置的時間是南齊中興二年(502年)，梁安郡在隋朝改爲南安郡。他認爲唐初楊炯撰《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中的梁安郡守王方賒與真谛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後記》中的梁安郡太守王方賒、《續高僧傳·真谛傳》中的梁安郡太守王方奢，實爲一人，應以碑文和真谛《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後記》的王方賒爲是。[33]經過核對上述原始資料，筆者認定章巽、廖大珂先生的考證是正確的，是合乎事實的。

　　首先，如前所述，目前見于正史的梁安郡都在內陸，不符合《續高僧傳·真谛傳》的記載，而學者通過對地方志資料的發掘，發現梁朝曾經在福建一度設立過梁安郡。章巽先生《真谛傳中之梁安郡》一文指出，梁安郡爲梁朝所置，位于晉安與南海之間，其郡治故址在泉州西北十裏的豐州。廖大珂接著夯實了這一結論。從邏輯上說，在“誤寫”理由不充分的情況下，首先應該承認古代僧傳、經錄的記載在可靠性方面所具有的優先性。現有學者拿出了證據證實，在沿海有一個地方曾經被稱爲梁安郡，而且其它證據與之配合，都能夠指向《續高僧傳·真谛傳》之記載，因此，“誤寫”之說不攻自破。

　　其二，關于真谛在梁安郡設立譯場的地點——建造寺，也有證據表明在現今的泉州。有證據證實真谛在梁安的“建造寺”翻譯出《解節經》和《金剛經》兩部經以及述出相應的經疏。

　　唐圓測《解深密經疏》卷一記載：“若依《真谛翻譯目錄》雲：陳時天嘉二年，于建造寺譯《解節經》一卷，《義疏》四卷。”《〈金剛般若經〉後記》中說：

　　西天竺優禅尼國叁藏法師，號拘羅那他，此雲真谛。梁武皇帝遠遣迎接，經遊閩、越，暫憩梁安。太守王方賒乃勤心正法，性愛大乘，仍于建造伽藍，請弘茲典。法師不乖本願，受叁請而默然。尋此舊經甚有脫悞。即于壬午年五月一日重翻，天竺定文依婆薮論釋，法師善解方言，無勞度語。矚彼玄文，宣此奧說。對偕宗法師、法虔等並共筆受。至九月二十五日，文義都竟。經本一卷，文義十卷。法虔爾目，仍願造一百部，流通供養，並講之十徧。普願衆生因此正說速至涅槃，常流應化。[34]

　　壬午年即陳天嘉叁年(562年)。此中的“建造伽藍”也應可以稱爲“建造寺”。可見，佛教史籍記載，真谛在梁安從事翻譯的地點就是建造寺。值得注意的是，泉州地方志的資料也與此高度一致。

　　據《南安縣志》稱，現今豐州附近的九日山仍然存留真谛“翻經石”遺迹，當地人從古相傳“天竺高僧拘那羅陀泛海來中國，從泉州上岸，挂錫九日山延福寺時，在此石將梵文佛經進行翻譯，予以傳播。”《泉州府志》“九日山翻經石”條說：“梁普通中(此年代錯誤)僧拘那羅陀嘗翻《金剛經》于此。”最重要的是，乾隆時期編寫的《泉州府志》收集的北宋晉江人曾會所撰《題清源郡武榮州九日山修寺總記》記載：

　　九日山之勝爲山川之秀色，閩中之勝絕，閩中爲勝者。清源爲靈異。東去郡城十五裏，南至大海叁十裏。左則南安屬邑，市人之所遊集；前則晉江通津，海潮之所吐納。獨其西北，崗阜連絡，若虎而踞，若龍而奔，黛滴藍噴，藏煙泄雲。自遠而來，豁然屏開，雙峰對峙，中垣數裏造寺也，始于晉太康九年，在縣西南。至唐大曆叁年，移建于斯。會昌廢之，大中複之，五年賜額，庵岩院落，總五十有四，得銘額二十有一。草樹陰森，藤蘿高盤，檐窗隱映。若在鹫嶺沃州之上，雖塵勞俗慮，至而穎脫。

　　依照此文所記載,建造寺建于西晉太康九年(288年)，是閩南最早的寺院，本來在縣西南，後來于唐大曆叁年(768年)移建至九日山南麓，唐武宗會昌滅法期間(841—846年)，寺院一度被廢，至大中五年(851年)恢複舊觀，由朝廷核准賜寺額。隋唐時期，建造寺在閩南非常著名，唐五代經常可見題建造寺的詩，如唐張爲的《題建造寺》、周樸的《建造寺》，五代劉乙的《題建造寺》等。如唐末周樸《題九日山建造寺》一詩寫道：“建造上方藤影裏，高僧往往似天臺。不知名樹檐前長，曾問道人岩下來。”唐末劉乙《題建造寺》寫道：“曾看書圖勞健羨，如今親見樹猶粗。減除天半石初泐，欠卻幾株松未枯。題像閣人漁浦叟，集生臺鳥謝城烏。我來一聽支公論，自是吾身幻得吾。”北宋時期也一度稱其爲建造寺，如呂夏卿《題九日山建造寺精舍》寫道：“日暖江空水漲沙，白雲平處見人家。獨憐此地重陽近，柿葉傲霜菊有花。”建造寺宋代改爲延福寺，並且多次擴大寺域，其影響甚至遠遠超過唐代時期。

　　鑒于僧傳、經錄中都說真谛翻譯《金剛般若經》、《解節經》的所在是梁安郡的建造寺，而唐宋時期的資料都證明，在泉州確實存在一所寺額爲建造寺的寺院，而且至宋代時仍然在當地自古相傳，這裏是真谛叁藏翻譯佛經的地方，如于北宋端拱年間(988—989年)撰的《重修延福寺碑銘》有記載：“古《金剛經》者，昔天竺叁藏拘那羅陀，梁普通中泛海來中國，翻經茲寺。因取梵文，譯正了義，傳授至今，後學賴也。”應該指出，宋代時期當地所傳說的真谛來華時間是錯誤的，應該是梁中大同元年(546年)來華，于陳天嘉叁年(562年)在建造寺翻譯出《金剛經》。

　　僅僅依照僧傳、經錄的記載，真谛到梁安郡時在任的太守的名字寫法也有歧義。然而幸運的是，經過廖大珂先生對于資料的充分發掘，發現唐初楊炯撰《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中所提及的王方賒，應該就是有關真谛的資料中所說的梁安太守“王方奢”。此文有這樣一段話：

　　公諱義童，字符稚，其先琅琊臨沂人也。永嘉之末，徙于江外。皇運之始，遷于五陵，今爲雍州萬年人也。祖僧興，齊會稽令，梁安郡守南安縣開國侯，祿位千石，符五等。營室回于羽儀，山河入于盟誓。父方賒，梁正ト主簿伏波將軍梁安郡守，隋上儀同叁司。以惠和之性，有文武之才。伏波將軍，從征等于馬援；儀同叁司，開府均于鄧骘。

　　這一資料很重要，尤其是它與現存的《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後記》中梁安郡守的寫法完全一致。盡管《續高僧傳·真谛傳》寫作“王方奢”，《開元釋教錄》又寫作“王萬奢”，但上述兩條資料互相印證，已經足以支持廖大珂先生的結論了。

　　根據上述研究，真谛到達的梁安郡在福建南安豐州。真谛于陳天嘉二年(561)從晉安郡的“南越”乘小舟達到梁安郡(南安豐州)，在此地翻譯出了《解節經》一卷和《金剛經》。《續高僧傳·真谛傳》記載，真谛在梁安停留了近兩年的時間，但是始終“伺旅束裝，未思安堵。至叁年九月，發自梁安，泛舶西引，業風賦命，飄還廣州。”[35]而于天嘉叁年九月，真谛又從梁安郡換乘大船，“欲返西國”，其實是准備歸國，然後由于洋流作用等原因，卻在此年…

《第二章 攝論學派及《大乘起信論》的傳播 第一節 真谛對唯識經典的傳譯》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