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的十二月到達廣州。
7．複返廣州設譯場
根據《續高僧傳》以及經錄等記載，真谛于陳天嘉叁年(562年)“十二月中，上南海岸。刺史歐陽穆公頠延住製旨寺，請翻新文，谛顧此業緣，西還無措，乃對沙門慧恺等翻《廣義法門經》及《唯識論》等。後穆公薨沒，世子纥重爲檀越，開傳經論，時又許焉。”真谛受到廣州刺史歐陽頠的供養，奉請爲菩薩戒師，盡弟子禮甚恭。真谛自來中國，飄泊十六年，至此才有了一個比較安定的環境。他被安頓在廣州製旨寺，開始了一段比較專心的譯經生涯。
真谛在廣州的譯經活動獲得了歐陽頠、歐陽纥父子的支持，譯經弘法得以展開。而這時，真谛的名聲以及在廣州設立譯場之事已經在各地流傳，有志于佛法之士紛紛南下求法，可以說，由于有真谛坐鎮，廣州一度成爲當時南方佛教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此時，真谛來華已達十七年，圍繞其間的才俊弟子數這時最多。
在廣州跟從真谛受業並助譯經論的僧人，有慧恺、法泰、僧宗、法准、僧忍、智敫、道尼等僧人，還有曹毗等在俗弟子。他們有的是從晉安追隨真谛來到廣州的，有的是特地從都城度嶺前來廣州相從的，還有一些是從廣州附近州縣就近前來問學的。他們中不少人已經是很有成就、享有盛譽的義學宗匠，慕真谛的道德學問，不憚艱辛，遠來相尋。他們的到來，給予真谛很大的精神安慰，對真谛的譯經事業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他們有的擔當真谛譯經的筆受職責，有的記錄真谛的講義，整理成義疏、注記、本記、文義等行世。所以真谛在廣州的七年時間，譯出的經論及義疏等，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大大超過了前十六年。這一時期譯出的經論，內容雖然很廣泛，卻以《攝大乘論》爲中心，大多屬于印度佛學大師無著、世親傳下的唯識法相學系的著作。《攝大乘論》正是真谛的專長，也是他遠來中國弘化的主要目的。所以他在中國最後幾年的經曆，雖不能說是稱心如意，卻也可說是略申懷抱了。
在譯經弘道的共同事業中，真谛與助手兼學生們建立起真摯深厚的感情。例如專程從京城趕到廣州投于真谛門下的慧恺，先後與真谛同譯《攝論》和《俱舍論》，真谛對他有相見恨晚之慨，曾對他說：“吾早值子，綴緝經論，絓是前翻，不應缺少。今譯兩論，詞理圓備，吾無恨矣。”此處所說“兩論”指《攝大乘論》、《俱舍論》。陳光大二年(568年)，慧恺代真谛爲僧宗、法准、惠忍等僧人及成名學士七十多人講《俱舍論》，講說未完，“以八月二十日遘疾，自省不救。索紙題詩曰：“千秋本難滿，叁時理易傾。石火無恒焰，電光非久明。遺文空滿笥，徒然昧後生。泉路方幽噎，寒隴向淒清。一朝隨露盡，唯有夜松聲。”因放筆，與諸名德握手語別，端坐俨思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一。”而“及恺之雲亡，谛撫膺哀恸，遂來法准房中，率尼、響敫等十有二人，共傳香火，令弘《攝》、《舍》兩論，誓無斷絕。皆共奉旨，仰無墜失。”[36]事後真谛續講慧恺未講完的內容，終因哀傷過度，發病停講。至第二年，即陳太建元年(569年)正月十一日午時，真谛圓寂，終年七十一歲。
根據《續高僧傳·真谛傳》的記載：
時宗恺諸僧，欲延還建業，會楊辇碩望，恐奪時榮，乃奏曰：“嶺表所譯衆部，多明無塵唯識，言乖治術，有蔽國風。不隸諸華，可流荒服。”帝然之，故南海新文，有藏陳世。[37]
陳朝皇帝偏愛《般若》學，尤其推崇《叁論》，對于《攝論》不感興趣。聽了京城高僧大德的煽動，把真谛視爲異端，加以排斥。所以弟子們想讓真谛回京的願望無法實現。
二、真谛翻譯的經論以及著述
上文在敘述真谛來華之後的曆程之時，也涉及到重要經典的翻譯時間、地點等重要事實。下文先全面地考證說明真谛翻譯、著述的所有作品的總數，然後則對當代學界爭議較大的幾部作品的翻譯或形成情況作些考證敘述。在真谛的所有譯籍中，《大乘起信論》在近代是最具爭議然卻是影響中國佛教最深刻、最廣泛的一部經典，由于其固有的複雜性，單列標題論述。
1．真谛翻譯經論以及著述總數
關于真谛翻譯出的經典，確切的統計很難作出，難點有叁：一是戰亂時期，真谛叁藏隨翻隨行，因此，完整地編製經錄困難很大。二是真谛的翻譯是經論、批注一同翻譯出來，特別是真谛的批注應算作譯籍還是著述，曆來經錄的編寫者做法不一，而智升是將其批注從譯籍目錄中一律刪去，今人則特別易于相信智升，更增添了理解的混亂。其叁，隋代編寫經錄者所依據的《曹毗別曆》或《真谛翻經目錄》是否完整，也是一個大問題。而根據道宣《續高僧傳》記載，智敫撰集《真谛叁藏翻譯曆》，僧宗撰有《真谛叁藏行狀》。叁者是否完全一致也是一個問題。
費長房在《曆代叁寶紀》中分兩處標示真谛譯籍的名目、數量，卷十一說：“右一十六部合四十六卷，武帝末世至承聖年，西天竺優禅尼國叁藏法師波羅末陀，梁言真谛”[38]所出，這是指真谛在梁代的翻譯情況。而在卷九，費長房則說：“右四十八部合二百叁十二卷，周武帝世西天竺優禅尼國叁藏法師”[39]真谛所出。這是指真谛在入陳之後所出譯籍。二者合計共64部278卷。道宣《續高僧傳》則繼承了費長房的說法，真谛“始梁武之末，至陳宣即位，凡二十叁載，所出經論記傳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40]
唐代智升在《開元釋教錄》卷六中則說：“谛于梁代所出經論總十一部，梁末入陳複出經論如後所述。”卷七說，入陳之後翻譯出“叁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金七十論》上二十五部八十二卷見在，《金剛論》下一十叁部叁十六卷阙本。”[41]總起來，智升認定真谛翻譯出經論49部142卷，另外“自作”義疏19部134卷，二者相加比費長房所說還要多。現代學者蘇公望考辨出真谛譯籍、著述共76種315卷，其中，翻譯的經論共51部161卷，自己撰述共23部150卷，譯或述不明的2部四卷。如果將叁者的異同作一比較，即可知確定真谛作品目錄分歧之所在。
首先將費長房列入真谛作品的目錄與智升對照，可知二者的差異有：其一，《開元釋教錄》卷六說：“長房、《內典》等錄，有《十八部論》一卷，亦雲谛譯。今尋文句，非是谛翻。既與《部執》本同，不合再出。今此刪之，如別錄中述。”同書卷七說：“《部執異論》一卷，亦名《部異執論》，第二出，與《十八部論》及《宗輪論》同本。”智升認爲費長房將二論同列是錯誤的，智升只列入《部執異論》一卷。其二，《僧伽論》、《金十七地論》費長房著錄爲二，智升著錄爲一。其叁，《十八空論》、《大空論》費長房僅著錄《大空論》，智升著錄兩種。其五，智升還從當時流通的經典中發現了五種署真谛之名的譯論，即《決定藏論》叁卷、《顯識論》一卷，《轉識論》一卷，《無相思塵論》一卷，《解卷論》一卷。如此增減，智升所認可的真谛譯籍比費長房還多出四部。
經過對勘，除去被智升吸收和否決的譯籍，《曆代叁寶紀》所著錄的真谛作品數剛好是19部，名目如下：《金光明疏》十叁卷，《仁王般若疏》六卷，《起信論疏》，《中論疏》二卷，《九識義記》二卷，《轉*輪義記》一卷，《正論釋義》五卷，《佛性義》叁卷，《禅定義》一卷，《俱舍論疏》六十卷，《金剛般若疏》十一卷，《十八部論疏》十卷，《解節經疏》四卷，《無上依經疏》四卷，《如實論疏》叁卷，《四谛論疏》叁卷，《破我論疏》一卷，《隨相論中十六谛疏》一卷，《衆經通序》二卷。
至于現代學者蘇公望所歸納的76種，是將智升所確認的翻譯作品49部和費長房確認的注疏19部相合爲68種，再加上梁譯《大乘起信論序》所提及的叁種即《玄文》二十卷、《大品玄文》四卷、《十二因緣經》兩卷；另外作者依據現存的若幹資料考證出真谛注疏五種，即《中邊分別論疏》叁卷、《大乘唯識論義疏》二卷、《大乘唯識論注記》二卷、《攝大乘論義疏》二卷、《明了論疏》五卷。合此數者，總得76種。至于卷數的差異，由于涉及到流通時的變化和著錄時的抄寫錯誤等等複雜的原因，在此不作統計考辨。
對于上述叁種著作關于真谛作品的著錄，有四點須強調：
其一，費長房及其後來的沿襲者將真谛的“疏”、“注”、“記”都當作“翻譯”看待，未必沒有根據，現存的一些文獻在引用真谛的這些作品時，有時也標爲“譯”。之所以如此，很大可能是真谛的這些作品在成形時是介于“譯”和自著之間的，一種可能是真谛還不能以漢語寫作，因而其注疏是先出梵文後再行翻譯的，另一種可能則是真谛的有些注疏可能是在他來華之前就寫成的，因而“譯出”也很自然。
其二，智升將真谛的翻譯與自著分開，並被後來的經錄所沿襲，也是有道理的。但存在于智升內心深處的想法可能是僅僅將真谛當作了“翻譯家”，而未將其當作印度瑜伽行派傳承中重要的一環。換言之，即便是在印度佛教領域中言之，真谛叁藏也應該是重要的佛學家。在他活躍的時候，印度瑜伽行派的基本面貌就應該是他所呈現出的樣態。
其叁，玄奘至印度時，瑜伽行派發生變化，與當年真谛所傳不大相同，而玄奘回國，僅僅以翻譯問題指責真谛，如此以來，印度佛教的曆史變化被“舊譯”與“新譯”的差異所遮蔽。這是很可惜的。
其四，盡管智升糾正了費長房的若幹失誤，但他的著錄也不是完全沒有問題，特別是將真谛的注疏刪去，顯得輕率，由此也造成一些誤解。真谛的這些著述屬于“譯”還是“撰著”，也許不能一概而論。如屬于真谛來華之前以梵語撰成，或者盡管是來華之後所撰成，但由于初來乍到，不谙漢語，以漢語寫作甚至“口述”也有若幹困難，仍然先以梵語撰成。這樣的兩種情況，都需要再行翻譯成漢語。從這個角度說，費長房將真谛翻譯的佛典及其著述都列入，應該是忠實…
《第二章 攝論學派及《大乘起信論》的傳播 第一節 真谛對唯識經典的傳譯》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