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然并未终止传译经论的事业，但总感到周围的环境，与自己原先设想的相差太远，自己弘扬大乘经论的壮志难酬，他于是萌发了离开中国，另求理想的弘化之地的念头。只是因为道俗的苦苦挽留，他才在晋安又呆了一段时间，并与一批知名于梁代的僧人重新审订旧译的经典。一般以为，文中所说的“南越”应该是指晋安[27]。

　　6．至梁安郡设置译场

　　《续高僧传·真谛传》叙述说，真谛在晋安为时不长，又动了回国的念头，于是泛舟至梁安郡，在当地太守的请求挽留下，设立译场，翻译出了两部经典。《续高僧传·真谛传》原文如下：

　　而飘寓投委，无心宁寄。又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装大舶，欲返西国。学徒追逐，相续留连。太守王方奢，述众元情，重申邀请。谛又且修人事，权止海隅。[28]

　　上文需要澄清的要点有三：一是梁安郡的地望，二是梁安太守王方奢的情况，三是真谛离开晋安以及到达梁安的时间。以下稍作考辨。

　　真谛到达的梁安郡在什么地方？关于梁安郡的地望，现今的学者或主张在今泉州南安的，或推断是广东惠州的，或认为无可考的，众说纷纭。笔者经过仔细权衡各种证据以及学者的论证，认为梁安郡应该是指现在的泉州，具体是南安丰州。

　　经查，南朝有三个梁安郡：一为南朝梁置，隋废，故治在今河南省固始县东北35公里，今为梁安里；另一为南朝梁置，北齐废，故郡治在今湖北黄安县南。此两处梁安郡都在内地，非真谛发舶之港。真谛到达的梁安郡应是南朝的重要港口。从《续高僧传·真谛传》的叙述来看，其位置应该在福州至广州之间。现代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传抄误写，如著名的中西交通史专家冯承钧先生撰的《中国南洋交通史》就是如此，但没有考证是由何郡传写致误。[29]后来又有学者说是梁化郡之误写，如游侠在其为斯里兰卡佛教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上直接将梁安郡注为“今广东省惠阳一带”[30]。这一批注影响很大，近十年来，几乎所有佛教界、佛学界撰写的著作中，都沿袭了这一说法。不过，且不说历史地理学界以及福建地方志方面的学者，早在1988年就提出了颇有说服力的新说，而即便是认为梁安应该在广东梁化郡，准确的批注应该是今惠州惠东县西北梁化镇。据《惠州府志》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在(188年)南海郡博罗县城设在梁化屯，历时691年；南朝梁武帝天监二年(503年)梁化屯设郡，称梁化郡，历时88年；隋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废梁化郡置入循州，即现在的惠州。

　　将梁安郡解释为惠州或惠阳，显得过于曲折，现存经录、僧传中没有一处说真谛到达的是梁化郡。因此，与传抄错误说相比较，有一些学者一直坚持并非抄写错误，而是此地名很特殊而被史著(特别是正史)所遗漏。汤用彤先生认为，梁安郡在海边，但具体地点没有考证出来。[31]章巽先生认为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个梁安郡，故址在今福建省南安县的丰州，梁安郡存在的时间从梁天监年间到陈天嘉五年(502—564年)。[32]廖大珂博士在章巽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定梁安郡设置的时间是南齐中兴二年(502年)，梁安郡在隋朝改为南安郡。他认为唐初杨炯撰《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中的梁安郡守王方赊与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记》中的梁安郡太守王方赊、《续高僧传·真谛传》中的梁安郡太守王方奢，实为一人，应以碑文和真谛《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记》的王方赊为是。[33]经过核对上述原始资料，笔者认定章巽、廖大珂先生的考证是正确的，是合乎事实的。

　　首先，如前所述，目前见于正史的梁安郡都在内陆，不符合《续高僧传·真谛传》的记载，而学者通过对地方志资料的发掘，发现梁朝曾经在福建一度设立过梁安郡。章巽先生《真谛传中之梁安郡》一文指出，梁安郡为梁朝所置，位于晋安与南海之间，其郡治故址在泉州西北十里的丰州。廖大珂接着夯实了这一结论。从逻辑上说，在“误写”理由不充分的情况下，首先应该承认古代僧传、经录的记载在可靠性方面所具有的优先性。现有学者拿出了证据证实，在沿海有一个地方曾经被称为梁安郡，而且其它证据与之配合，都能够指向《续高僧传·真谛传》之记载，因此，“误写”之说不攻自破。

　　其二，关于真谛在梁安郡设立译场的地点——建造寺，也有证据表明在现今的泉州。有证据证实真谛在梁安的“建造寺”翻译出《解节经》和《金刚经》两部经以及述出相应的经疏。

　　唐圆测《解深密经疏》卷一记载：“若依《真谛翻译目录》云：陈时天嘉二年，于建造寺译《解节经》一卷，《义疏》四卷。”《〈金刚般若经〉后记》中说：

　　西天竺优禅尼国三藏法师，号拘罗那他，此云真谛。梁武皇帝远遣迎接，经游闽、越，暂憩梁安。太守王方赊乃勤心正法，性爱大乘，仍于建造伽蓝，请弘兹典。法师不乖本愿，受三请而默然。寻此旧经甚有脱悞。即于壬午年五月一日重翻，天竺定文依婆薮论释，法师善解方言，无劳度语。瞩彼玄文，宣此奥说。对偕宗法师、法虔等并共笔受。至九月二十五日，文义都竟。经本一卷，文义十卷。法虔尔目，仍愿造一百部，流通供养，并讲之十徧。普愿众生因此正说速至涅槃，常流应化。[34]

　　壬午年即陈天嘉三年(562年)。此中的“建造伽蓝”也应可以称为“建造寺”。可见，佛教史籍记载，真谛在梁安从事翻译的地点就是建造寺。值得注意的是，泉州地方志的资料也与此高度一致。

　　据《南安县志》称，现今丰州附近的九日山仍然存留真谛“翻经石”遗迹，当地人从古相传“天竺高僧拘那罗陀泛海来中国，从泉州上岸，挂锡九日山延福寺时，在此石将梵文佛经进行翻译，予以传播。”《泉州府志》“九日山翻经石”条说：“梁普通中(此年代错误)僧拘那罗陀尝翻《金刚经》于此。”最重要的是，乾隆时期编写的《泉州府志》收集的北宋晋江人曾会所撰《题清源郡武荣州九日山修寺总记》记载：

　　九日山之胜为山川之秀色，闽中之胜绝，闽中为胜者。清源为灵异。东去郡城十五里，南至大海三十里。左则南安属邑，市人之所游集；前则晋江通津，海潮之所吐纳。独其西北，岗阜连络，若虎而踞，若龙而奔，黛滴蓝喷，藏烟泄云。自远而来，豁然屏开，双峰对峙，中垣数里造寺也，始于晋太康九年，在县西南。至唐大历三年，移建于斯。会昌废之，大中复之，五年赐额，庵岩院落，总五十有四，得铭额二十有一。草树阴森，藤萝高盘，檐窗隐映。若在鹫岭沃州之上，虽尘劳俗虑，至而颖脱。

　　依照此文所记载,建造寺建于西晋太康九年(288年)，是闽南最早的寺院，本来在县西南，后来于唐大历三年(768年)移建至九日山南麓，唐武宗会昌灭法期间(841—846年)，寺院一度被废，至大中五年(851年)恢复旧观，由朝廷核准赐寺额。隋唐时期，建造寺在闽南非常著名，唐五代经常可见题建造寺的诗，如唐张为的《题建造寺》、周朴的《建造寺》，五代刘乙的《题建造寺》等。如唐末周朴《题九日山建造寺》一诗写道：“建造上方藤影里，高僧往往似天台。不知名树檐前长，曾问道人岩下来。”唐末刘乙《题建造寺》写道：“曾看书图劳健羡，如今亲见树犹粗。减除天半石初泐，欠却几株松未枯。题像阁人渔浦叟，集生台鸟谢城乌。我来一听支公论，自是吾身幻得吾。”北宋时期也一度称其为建造寺，如吕夏卿《题九日山建造寺精舍》写道：“日暖江空水涨沙，白云平处见人家。独怜此地重阳近，柿叶傲霜菊有花。”建造寺宋代改为延福寺，并且多次扩大寺域，其影响甚至远远超过唐代时期。

　　鉴于僧传、经录中都说真谛翻译《金刚般若经》、《解节经》的所在是梁安郡的建造寺，而唐宋时期的资料都证明，在泉州确实存在一所寺额为建造寺的寺院，而且至宋代时仍然在当地自古相传，这里是真谛三藏翻译佛经的地方，如于北宋端拱年间(988—989年)撰的《重修延福寺碑铭》有记载：“古《金刚经》者，昔天竺三藏拘那罗陀，梁普通中泛海来中国，翻经兹寺。因取梵文，译正了义，传授至今，后学赖也。”应该指出，宋代时期当地所传说的真谛来华时间是错误的，应该是梁中大同元年(546年)来华，于陈天嘉三年(562年)在建造寺翻译出《金刚经》。

　　仅仅依照僧传、经录的记载，真谛到梁安郡时在任的太守的名字写法也有歧义。然而幸运的是，经过廖大珂先生对于资料的充分发掘，发现唐初杨炯撰《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中所提及的王方赊，应该就是有关真谛的资料中所说的梁安太守“王方奢”。此文有这样一段话：

　　公讳义童，字符稚，其先琅琊临沂人也。永嘉之末，徙于江外。皇运之始，迁于五陵，今为雍州万年人也。祖僧兴，齐会稽令，梁安郡守南安县开国侯，禄位千石，符五等。营室回于羽仪，山河入于盟誓。父方赊，梁正ト主簿伏波将军梁安郡守，隋上仪同三司。以惠和之性，有文武之才。伏波将军，从征等于马援；仪同三司，开府均于邓骘。

　　这一资料很重要，尤其是它与现存的《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后记》中梁安郡守的写法完全一致。尽管《续高僧传·真谛传》写作“王方奢”，《开元释教录》又写作“王万奢”，但上述两条资料互相印证，已经足以支持廖大珂先生的结论了。

　　根据上述研究，真谛到达的梁安郡在福建南安丰州。真谛于陈天嘉二年(561)从晋安郡的“南越”乘小舟达到梁安郡(南安丰州)，在此地翻译出了《解节经》一卷和《金刚经》。《续高僧传·真谛传》记载，真谛在梁安停留了近两年的时间，但是始终“伺旅束装，未思安堵。至三年九月，发自梁安，泛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35]而于天嘉三年九月，真谛又从梁安郡换乘大船，“欲返西国”，其实是准备归国，然后由于洋流作用等原因，却在此年…

《第二章 摄论学派及《大乘起信论》的传播 第一节 真谛对唯识经典的传译》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