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的十二月到达广州。

　　7．复返广州设译场

　　根据《续高僧传》以及经录等记载，真谛于陈天嘉三年(562年)“十二月中，上南海岸。刺史欧阳穆公頠延住制旨寺，请翻新文，谛顾此业缘，西还无措，乃对沙门慧恺等翻《广义法门经》及《唯识论》等。后穆公薨没，世子纥重为檀越，开传经论，时又许焉。”真谛受到广州刺史欧阳頠的供养，奉请为菩萨戒师，尽弟子礼甚恭。真谛自来中国，飘泊十六年，至此才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他被安顿在广州制旨寺，开始了一段比较专心的译经生涯。

　　真谛在广州的译经活动获得了欧阳頠、欧阳纥父子的支持，译经弘法得以展开。而这时，真谛的名声以及在广州设立译场之事已经在各地流传，有志于佛法之士纷纷南下求法，可以说，由于有真谛坐镇，广州一度成为当时南方佛教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此时，真谛来华已达十七年，围绕其间的才俊弟子数这时最多。

　　在广州跟从真谛受业并助译经论的僧人，有慧恺、法泰、僧宗、法准、僧忍、智敫、道尼等僧人，还有曹毗等在俗弟子。他们有的是从晋安追随真谛来到广州的，有的是特地从都城度岭前来广州相从的，还有一些是从广州附近州县就近前来问学的。他们中不少人已经是很有成就、享有盛誉的义学宗匠，慕真谛的道德学问，不惮艰辛，远来相寻。他们的到来，给予真谛很大的精神安慰，对真谛的译经事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他们有的担当真谛译经的笔受职责，有的记录真谛的讲义，整理成义疏、注记、本记、文义等行世。所以真谛在广州的七年时间，译出的经论及义疏等，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十六年。这一时期译出的经论，内容虽然很广泛，却以《摄大乘论》为中心，大多属于印度佛学大师无著、世亲传下的唯识法相学系的著作。《摄大乘论》正是真谛的专长，也是他远来中国弘化的主要目的。所以他在中国最后几年的经历，虽不能说是称心如意，却也可说是略申怀抱了。

　　在译经弘道的共同事业中，真谛与助手兼学生们建立起真挚深厚的感情。例如专程从京城赶到广州投于真谛门下的慧恺，先后与真谛同译《摄论》和《俱舍论》，真谛对他有相见恨晚之慨，曾对他说：“吾早值子，缀缉经论，絓是前翻，不应缺少。今译两论，词理圆备，吾无恨矣。”此处所说“两论”指《摄大乘论》、《俱舍论》。陈光大二年(568年)，慧恺代真谛为僧宗、法准、惠忍等僧人及成名学士七十多人讲《俱舍论》，讲说未完，“以八月二十日遘疾，自省不救。索纸题诗曰：“千秋本难满，三时理易倾。石火无恒焰，电光非久明。遗文空满笥，徒然昧后生。泉路方幽噎，寒陇向凄清。一朝随露尽，唯有夜松声。”因放笔，与诸名德握手语别，端坐俨思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一。”而“及恺之云亡，谛抚膺哀恸，遂来法准房中，率尼、响敫等十有二人，共传香火，令弘《摄》、《舍》两论，誓无断绝。皆共奉旨，仰无坠失。”[36]事后真谛续讲慧恺未讲完的内容，终因哀伤过度，发病停讲。至第二年，即陈太建元年(569年)正月十一日午时，真谛圆寂，终年七十一岁。

　　根据《续高僧传·真谛传》的记载：

　　时宗恺诸僧，欲延还建业，会杨辇硕望，恐夺时荣，乃奏曰：“岭表所译众部，多明无尘唯识，言乖治术，有蔽国风。不隶诸华，可流荒服。”帝然之，故南海新文，有藏陈世。[37]

　　陈朝皇帝偏爱《般若》学，尤其推崇《三论》，对于《摄论》不感兴趣。听了京城高僧大德的煽动，把真谛视为异端，加以排斥。所以弟子们想让真谛回京的愿望无法实现。

　　二、真谛翻译的经论以及著述

　　上文在叙述真谛来华之后的历程之时，也涉及到重要经典的翻译时间、地点等重要事实。下文先全面地考证说明真谛翻译、著述的所有作品的总数，然后则对当代学界争议较大的几部作品的翻译或形成情况作些考证叙述。在真谛的所有译籍中，《大乘起信论》在近代是最具争议然却是影响中国佛教最深刻、最广泛的一部经典，由于其固有的复杂性，单列标题论述。

　　1．真谛翻译经论以及著述总数

　　关于真谛翻译出的经典，确切的统计很难作出，难点有三：一是战乱时期，真谛三藏随翻随行，因此，完整地编制经录困难很大。二是真谛的翻译是经论、批注一同翻译出来，特别是真谛的批注应算作译籍还是著述，历来经录的编写者做法不一，而智升是将其批注从译籍目录中一律删去，今人则特别易于相信智升，更增添了理解的混乱。其三，隋代编写经录者所依据的《曹毗别历》或《真谛翻经目录》是否完整，也是一个大问题。而根据道宣《续高僧传》记载，智敫撰集《真谛三藏翻译历》，僧宗撰有《真谛三藏行状》。三者是否完全一致也是一个问题。

　　费长房在《历代三宝纪》中分两处标示真谛译籍的名目、数量，卷十一说：“右一十六部合四十六卷，武帝末世至承圣年，西天竺优禅尼国三藏法师波罗末陀，梁言真谛”[38]所出，这是指真谛在梁代的翻译情况。而在卷九，费长房则说：“右四十八部合二百三十二卷，周武帝世西天竺优禅尼国三藏法师”[39]真谛所出。这是指真谛在入陈之后所出译籍。二者合计共64部278卷。道宣《续高僧传》则继承了费长房的说法，真谛“始梁武之末，至陈宣即位，凡二十三载，所出经论记传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40]

　　唐代智升在《开元释教录》卷六中则说：“谛于梁代所出经论总十一部，梁末入陈复出经论如后所述。”卷七说，入陈之后翻译出“三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金七十论》上二十五部八十二卷见在，《金刚论》下一十三部三十六卷阙本。”[41]总起来，智升认定真谛翻译出经论49部142卷，另外“自作”义疏19部134卷，二者相加比费长房所说还要多。现代学者苏公望考辨出真谛译籍、著述共76种315卷，其中，翻译的经论共51部161卷，自己撰述共23部150卷，译或述不明的2部四卷。如果将三者的异同作一比较，即可知确定真谛作品目录分歧之所在。

　　首先将费长房列入真谛作品的目录与智升对照，可知二者的差异有：其一，《开元释教录》卷六说：“长房、《内典》等录，有《十八部论》一卷，亦云谛译。今寻文句，非是谛翻。既与《部执》本同，不合再出。今此删之，如别录中述。”同书卷七说：“《部执异论》一卷，亦名《部异执论》，第二出，与《十八部论》及《宗轮论》同本。”智升认为费长房将二论同列是错误的，智升只列入《部执异论》一卷。其二，《僧伽论》、《金十七地论》费长房著录为二，智升著录为一。其三，《十八空论》、《大空论》费长房仅著录《大空论》，智升著录两种。其五，智升还从当时流通的经典中发现了五种署真谛之名的译论，即《决定藏论》三卷、《显识论》一卷，《转识论》一卷，《无相思尘论》一卷，《解卷论》一卷。如此增减，智升所认可的真谛译籍比费长房还多出四部。

　　经过对勘，除去被智升吸收和否决的译籍，《历代三宝纪》所著录的真谛作品数刚好是19部，名目如下：《金光明疏》十三卷，《仁王般若疏》六卷，《起信论疏》，《中论疏》二卷，《九识义记》二卷，《转*轮义记》一卷，《正论释义》五卷，《佛性义》三卷，《禅定义》一卷，《俱舍论疏》六十卷，《金刚般若疏》十一卷，《十八部论疏》十卷，《解节经疏》四卷，《无上依经疏》四卷，《如实论疏》三卷，《四谛论疏》三卷，《破我论疏》一卷，《随相论中十六谛疏》一卷，《众经通序》二卷。

　　至于现代学者苏公望所归纳的76种，是将智升所确认的翻译作品49部和费长房确认的注疏19部相合为68种，再加上梁译《大乘起信论序》所提及的三种即《玄文》二十卷、《大品玄文》四卷、《十二因缘经》两卷；另外作者依据现存的若干资料考证出真谛注疏五种，即《中边分别论疏》三卷、《大乘唯识论义疏》二卷、《大乘唯识论注记》二卷、《摄大乘论义疏》二卷、《明了论疏》五卷。合此数者，总得76种。至于卷数的差异，由于涉及到流通时的变化和著录时的抄写错误等等复杂的原因，在此不作统计考辨。

　　对于上述三种著作关于真谛作品的著录，有四点须强调：

　　其一，费长房及其后来的沿袭者将真谛的“疏”、“注”、“记”都当作“翻译”看待，未必没有根据，现存的一些文献在引用真谛的这些作品时，有时也标为“译”。之所以如此，很大可能是真谛的这些作品在成形时是介于“译”和自著之间的，一种可能是真谛还不能以汉语写作，因而其注疏是先出梵文后再行翻译的，另一种可能则是真谛的有些注疏可能是在他来华之前就写成的，因而“译出”也很自然。

　　其二，智升将真谛的翻译与自著分开，并被后来的经录所沿袭，也是有道理的。但存在于智升内心深处的想法可能是仅仅将真谛当作了“翻译家”，而未将其当作印度瑜伽行派传承中重要的一环。换言之，即便是在印度佛教领域中言之，真谛三藏也应该是重要的佛学家。在他活跃的时候，印度瑜伽行派的基本面貌就应该是他所呈现出的样态。

　　其三，玄奘至印度时，瑜伽行派发生变化，与当年真谛所传不大相同，而玄奘回国，仅仅以翻译问题指责真谛，如此以来，印度佛教的历史变化被“旧译”与“新译”的差异所遮蔽。这是很可惜的。

　　其四，尽管智升纠正了费长房的若干失误，但他的著录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特别是将真谛的注疏删去，显得轻率，由此也造成一些误解。真谛的这些著述属于“译”还是“撰著”，也许不能一概而论。如属于真谛来华之前以梵语撰成，或者尽管是来华之后所撰成，但由于初来乍到，不谙汉语，以汉语写作甚至“口述”也有若干困难，仍然先以梵语撰成。这样的两种情况，都需要再行翻译成汉语。从这个角度说，费长房将真谛翻译的佛典及其著述都列入，应该是忠实…

《第二章 摄论学派及《大乘起信论》的传播 第一节 真谛对唯识经典的传译》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