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關鑰，不唯講者不明難通教綱，即參禅之士若不明此，亦不知自心起滅頭數。(注47)同書之末，他又表明：“正要因此(“通說”使學者)悟心，不是專爲分別名相也。”在他晚年，手批其侍者廣益纂釋的“百法明門論”時，則說：“此百法論，以門稱者，乃入大乘之門，是知此乃性相二宗之關要。凡義學者，未有不明此法而能窮諸法門者。”(注48)可知他將百法明門論，視爲性相二宗的入門書，而鼓勵弟子們學習它。據“憨山大師自敘年譜”稱，他到七十一歲那年，因澹居铠公請益性相宗旨，故依“起信”會通“百法明門”。他本身不是相宗的唯識學者，已很明顯。

　　九、靈源大惠(？--一六二六--？)：他自稱“蓮居弟子”，足征他對于紹覺廣承的崇敬。“新續僧傳”卷七有他的傳記，同時在“雲棲學菩薩戒弟子大　顧若群”爲“成唯識論自考錄”所寫的序中，也作了若幹介紹：

　　“當今此(唯識學的)事，不得不推我雲棲座下紹覺法師，而靈源獨得其傳。靈源師者，勾余仕族，年未壯室，以優婆塞，入土橋覺師二十年，口輪未嘗停轉，源師入耳辄服膺，朝往暮歸，中途尋記其師說，必如昔人所稱，分水瀉瓶而後已，故師殁又幾二十年，其所傳習，獨不謬海昌。”(注49)

　　又從“新續僧傳”得知，大惠出家時，已五十七歲，然在白衣時代，早以仕人身份，親近善知識，受廣承的十年薰沐之後，嘗于京師慈慧寺聞其開山比丘愚庵真貴(注50)，講八識標指，而微參疑義，爲貴師歎服，故邀其登座，以未出家爲辭，強而後可，所宣皆是蓮居廣承的唯識宗旨。出家受具之後，因辨音大基于補充廣承的唯識論之疏，刻板于海昌。大惠以爲廣承之旨頗有出入，故撰“成唯識論自考錄”問世，同門的新伊、古德、金臺、元著(玄箸)諸上座，讀畢鹹謂“俨若蓮居講筵未散”(注51)。

　　十、新伊大真(一五八○--一六五○)：與大惠同門。“新續僧傳”未見其傳。可是在他同時代的　益智旭，對他備極稱贊，見于“靈峰宗論”卷八者，特爲大真所寫的文章，即有五篇之多，說他年十五從廣承爲沙彌，習師所演教法，夜以繼日，慈恩、臺嶽宗旨，每多遊刃而心益虛。後繼廣承而主持蓮居，力宏紹覺之道，著『唯識合響”，兼授金剛寶戒，而教觀並舉(注52)。他不是專宏唯識的學者，卻是唯識學的探究者。旭師又說：“師童真入道，爲紹公長子，性相二宗，無不克受其傳，服習毗尼，視紹公尤加焉”(注53)。可知大真對于天臺智　、南嶽慧思，唯識、戒律都很重視。他著有一部“成唯識論遺音合響”，此書是繼紹覺廣承未完的“音義”而作，正如大基之作“海昌疏”。只是海昌疏遭大惠批評而未流傳，“合響”則由大真的弟子苕聖智素，合輯爲“成唯識論音響補遺”，現被收入　續藏。智旭給大真的“合響”，所作評價極高：

　　“有紹覺承師，具無師智，聞而知之，述爲“音義”八卷，一篑功虧，忽爾西邁。于是及門高士，各出手眼，如辨音基師之“疏”，靈源惠師之“自考錄”，亦既各竭精思、殚才力，然皆升堂有余，入室未足，故使學斯宗者，無由詣極。唯新伊真師，紹師嫡胤，執侍最久，聞薰獨深，遂能繼志述事”(注54)。

　　紹師門下，人才出衆，有成就于唯識學的而著書立說者，即有叁家，智旭獨推大真方爲“嫡胤”、爲“長子”，其中原因，乃在于思想的投契吧。

　　十一、王肯堂(？--一六一叁--？)：自號樵子，字宇泰，江蘇人，萬曆年間進士，倭寇犯朝鮮，疏陳十議，後被任命爲南京行人司副，最後任官爲福建參政。好讀書，尤精于醫，所著“證治准繩”，該博精粹，世說競傳。晚年學佛，而“以老病一措大，博得會禅之名滿天下。”(注55)以學禅而與董玄宰等，同去親近紫柏大師，也許紫柏大師見他博學深思，精于考究分析，故以熟究唯識相囑。因此使他接觸到了當時有志于唯識的諸僧，例如：

　　(一)聞巢松及緣督諸師，結侶于焦山。研究“成唯識論”，肯堂移書招之，二師各出其所標點之本，互相印證，肯堂因此而有正誤標義之刻，四方學者，始有此論可究。

　　(二)聞王太吉言，相宗之精，無如高原法師者，“觀所緣緣論釋”，曾不可以句，而師釋之如指諸掌，則其他可知也。時東禅無主，肯堂遂虛席以延明昱，師率徒至，因囑其略釋此論。(注56)

　　(叁)由巢松及緣督二師之推薦，肯堂遣使迎一雨通潤，令爲成論作補疏，通潤當時雖以他事所羁未至，約十年後，緣督已作古，肯堂亦老病，通潤的“成唯識論集解”則完成了(注57)。

　　(四)因親近紫柏大師囑究因明而向幻齋學。訪真可的弟子密藏道開，得幻居的因明解。又在何矩所齋中，讀到師子窩鎮澄法師(注58)的因明解。又于萬曆壬子夏，請蘊璞法師結製于肯堂的拙隱園中，撰出因明解。(注59)

　　他由于紫柏大師囑其留神唯識及因明，所以認識了雪浪及紫柏兩系的唯識學者，也促成了明昱、通潤、蘊璞等人，寫出了唯識及因明的注釋。最後，因他自己無法全部認同諸師的論點(注60)，故于一六一二及一六一叁年，完成了“因明集解”及“唯識證義”二書。

　　十二、虛中廣益：他是憨山大師晚年的弟子，教以研究唯識的下手處，後來禀承大師的指示，作成“八識規矩頌纂釋”及“百法明門論纂釋”兩書，均經大師手批，當時(一六二二)大師已是七十七歲。于德清的“自序年譜”中見到，在他六十七歲時，爲弟子講起信論及八識規矩，述百法直解。七十四歲又講一次唯識論，可知廣益是他晚年的弟子，到了七十五歲那年春天，廣益請大師重述起信及圓覺直解等(注61)。在嶺南仲安劉起相爲“百法纂釋”所寫的序文中，也說廣益是德清座下諸上足之中，年紀最小的一位(注62)。

　　十叁、　益智旭(一五九九--一六五五)：早年的智旭，人稱素華，年齡小于廣益。依德清的弟子雪嶺爲剃度師，被公認爲明末四大師之中的最後一位，他的傳記資料相當豐富，見于“靈峰宗論”的“八不道人傳”，“新續僧傳”的“智旭傳”，弘一演音編訂的“　益大師年譜”等，均系研究智旭傳記的資料(注63)。智旭是明末佛教界的大著作家，總計寫了五十一種不同的專作，共有二百二十八卷之多。有關唯識的著述，即達九種一十八卷，堪與另一位明末的唯識大家高原明昱，互爲伯仲。明昱除了專攻唯識之外，並未留下任何其他著作，智旭則縱橫教海，舉凡天臺、法相、戒律、淨土、禅，無不著有專書遺世。所以他也不是以繼承相宗的陳說爲宗旨的人，倒是站在性宗的立場，作著會相歸性，相爲性用的努力。從智旭的作述之中，提到明末唯識研究的動態者，有叁處：

　　(一)“重刻成唯識論自考錄序”有雲：“萬曆初，紫柏大師接寂音之道，盛贊此宗。爰有“俗诠”、“證義”、“集解”諸書，而紹法師“音義”爲長，“音義”未全故不流通，基法主續補成“疏”，亦頗簡要，惠法主謂疏多僞。複出此“自考錄””(注64)。

　　(二)“成唯識論遺音合響序”有雲：“有紹覺承師，具無師智，聞而知之。”(注65)

　　(叁)“成唯識論觀心法要緣起”有雲：“紹覺法師爲之“音義”，一雨法師爲之“集解”，宇泰居士爲之“證義”，無不殚精竭思，極深研幾。然教道已明，觀道未顯。嗣有新伊法師爲之“合響”，力陳五觀，冠罩諸家。”(注66)

　　從以上的敘述，可知智旭對于明末唯識學者的態度，推重紹覺廣承一系。由紫柏大師的盛贊，引出俗诠、證義、集解，此叁人均在廣承的系統之外，唯有廣承的音義，大惠的自考錄，大真的合響。受到智旭的稱贊。特別是大真的合響，以“觀道”爲主眼，所以歎爲“冠罩諸家”。而智旭自己之注解唯識，“不敢更衍繁文，祗圖直明心觀”，他以重視實修的立場，不作繁複的征引，也不細究外道的計執，令使讀者將文字句句消歸自己。他雖是模擬天臺家注釋經論，而稱“觀心”。但他“以此論成立唯識道理，即是觀心法門，不同法華別立觀心釋也。”(注67)故將他的注解稱爲“觀心法要”，在所有的唯識注釋書中，這是非常特別的一部。智旭另有“相宗八要直解”，書目的選定，是根據雪浪洪恩所指定，已如前述。“直解”二字，則是受了憨山德清的影響。德清嘗有“百法直解”(注68)及“八識規矩直解”，然未見入藏，推想在智旭時代，已只知其名而未見其書，所以因襲“直解”，否則他豈敢采用與德清著作的同一書名？

　　十四、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字而農，號船山，湖南衡陽人，崇祯年間舉于鄉，瞿式耜薦于桂王，授行人，不久歸居衡陽之石船山。先後有張獻忠及吳叁桂，逼請其出山，均未赴命。夫之論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五子(注69)爲堂奧，尤其服膺張載而力辟陽明致良知之說。他的佛學淵源不明，然而筆者最近由一位韓國的法師處，見到一冊木刻本的“相宗絡索”題謂“衡陽王夫之　”，計二十五紙，共列二十九個唯識學的名相，作簡明介紹，未雜性相融會的觀念，亦未見以儒釋佛或以佛釋儒的論調。其目的顯然僅在明了相宗的名相，未有其他企圖。

　　綜合以上的分析介紹，對于明末諸家的唯識學者，及其系統關系。

　　叁、明末的唯識著述

　　在明代後半期的一百五十年間，能有如許缁素大德，重視唯識以及因明方法論的研究，于中國佛教史上，實在算得輝煌的時代。可是近代研究唯識的學者們，甚少注意到明末的唯識著作，甚至根本是故意忽略了他們努力的成果。唯一例外是太虛大師(一八八九--一九四七)，他把中國的大乘佛教分成叁大系：①法性空慧宗，②法相唯識宗，③法界圓覺宗。他以法界圓覺宗爲立場，統攝一切佛法，所謂法界圓覺，是從圓覺經、楞嚴經、起信論爲依據而構成的圓融思想　(注70)。因此，太虛大師也提倡唯識法相，他的態度，是與明末諸家相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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