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关钥，不唯讲者不明难通教纲，即参禅之士若不明此，亦不知自心起灭头数。(注47)同书之末，他又表明：“正要因此(“通说”使学者)悟心，不是专为分别名相也。”在他晚年，手批其侍者广益纂释的“百法明门论”时，则说：“此百法论，以门称者，乃入大乘之门，是知此乃性相二宗之关要。凡义学者，未有不明此法而能穷诸法门者。”(注48)可知他将百法明门论，视为性相二宗的入门书，而鼓励弟子们学习它。据“憨山大师自叙年谱”称，他到七十一岁那年，因澹居铠公请益性相宗旨，故依“起信”会通“百法明门”。他本身不是相宗的唯识学者，已很明显。
九、灵源大惠(？--一六二六--？)：他自称“莲居弟子”，足征他对于绍觉广承的崇敬。“新续僧传”卷七有他的传记，同时在“云栖学菩萨戒弟子大 顾若群”为“成唯识论自考录”所写的序中，也作了若干介绍：
“当今此(唯识学的)事，不得不推我云栖座下绍觉法师，而灵源独得其传。灵源师者，勾余仕族，年未壮室，以优婆塞，入土桥觉师二十年，口轮未尝停转，源师入耳辄服膺，朝往暮归，中途寻记其师说，必如昔人所称，分水泻瓶而后已，故师殁又几二十年，其所传习，独不谬海昌。”(注49)
又从“新续僧传”得知，大惠出家时，已五十七岁，然在白衣时代，早以仕人身份，亲近善知识，受广承的十年薰沐之后，尝于京师慈慧寺闻其开山比丘愚庵真贵(注50)，讲八识标指，而微参疑义，为贵师叹服，故邀其登座，以未出家为辞，强而后可，所宣皆是莲居广承的唯识宗旨。出家受具之后，因辨音大基于补充广承的唯识论之疏，刻板于海昌。大惠以为广承之旨颇有出入，故撰“成唯识论自考录”问世，同门的新伊、古德、金台、元著(玄箸)诸上座，读毕咸谓“俨若莲居讲筵未散”(注51)。
十、新伊大真(一五八○--一六五○)：与大惠同门。“新续僧传”未见其传。可是在他同时代的 益智旭，对他备极称赞，见于“灵峰宗论”卷八者，特为大真所写的文章，即有五篇之多，说他年十五从广承为沙弥，习师所演教法，夜以继日，慈恩、台岳宗旨，每多游刃而心益虚。后继广承而主持莲居，力宏绍觉之道，著『唯识合响”，兼授金刚宝戒，而教观并举(注52)。他不是专宏唯识的学者，却是唯识学的探究者。旭师又说：“师童真入道，为绍公长子，性相二宗，无不克受其传，服习毗尼，视绍公尤加焉”(注53)。可知大真对于天台智 、南岳慧思，唯识、戒律都很重视。他著有一部“成唯识论遗音合响”，此书是继绍觉广承未完的“音义”而作，正如大基之作“海昌疏”。只是海昌疏遭大惠批评而未流传，“合响”则由大真的弟子苕圣智素，合辑为“成唯识论音响补遗”，现被收入 续藏。智旭给大真的“合响”，所作评价极高：
“有绍觉承师，具无师智，闻而知之，述为“音义”八卷，一篑功亏，忽尔西迈。于是及门高士，各出手眼，如辨音基师之“疏”，灵源惠师之“自考录”，亦既各竭精思、殚才力，然皆升堂有余，入室未足，故使学斯宗者，无由诣极。唯新伊真师，绍师嫡胤，执侍最久，闻薰独深，遂能继志述事”(注54)。
绍师门下，人才出众，有成就于唯识学的而著书立说者，即有三家，智旭独推大真方为“嫡胤”、为“长子”，其中原因，乃在于思想的投契吧。
十一、王肯堂(？--一六一三--？)：自号樵子，字宇泰，江苏人，万历年间进士，倭寇犯朝鲜，疏陈十议，后被任命为南京行人司副，最后任官为福建参政。好读书，尤精于医，所著“证治准绳”，该博精粹，世说竞传。晚年学佛，而“以老病一措大，博得会禅之名满天下。”(注55)以学禅而与董玄宰等，同去亲近紫柏大师，也许紫柏大师见他博学深思，精于考究分析，故以熟究唯识相嘱。因此使他接触到了当时有志于唯识的诸僧，例如：
(一)闻巢松及缘督诸师，结侣于焦山。研究“成唯识论”，肯堂移书招之，二师各出其所标点之本，互相印证，肯堂因此而有正误标义之刻，四方学者，始有此论可究。
(二)闻王太吉言，相宗之精，无如高原法师者，“观所缘缘论释”，曾不可以句，而师释之如指诸掌，则其他可知也。时东禅无主，肯堂遂虚席以延明昱，师率徒至，因嘱其略释此论。(注56)
(三)由巢松及缘督二师之推荐，肯堂遣使迎一雨通润，令为成论作补疏，通润当时虽以他事所羁未至，约十年后，缘督已作古，肯堂亦老病，通润的“成唯识论集解”则完成了(注57)。
(四)因亲近紫柏大师嘱究因明而向幻斋学。访真可的弟子密藏道开，得幻居的因明解。又在何矩所斋中，读到师子窝镇澄法师(注58)的因明解。又于万历壬子夏，请蕴璞法师结制于肯堂的拙隐园中，撰出因明解。(注59)
他由于紫柏大师嘱其留神唯识及因明，所以认识了雪浪及紫柏两系的唯识学者，也促成了明昱、通润、蕴璞等人，写出了唯识及因明的注释。最后，因他自己无法全部认同诸师的论点(注60)，故于一六一二及一六一三年，完成了“因明集解”及“唯识证义”二书。
十二、虚中广益：他是憨山大师晚年的弟子，教以研究唯识的下手处，后来禀承大师的指示，作成“八识规矩颂纂释”及“百法明门论纂释”两书，均经大师手批，当时(一六二二)大师已是七十七岁。于德清的“自序年谱”中见到，在他六十七岁时，为弟子讲起信论及八识规矩，述百法直解。七十四岁又讲一次唯识论，可知广益是他晚年的弟子，到了七十五岁那年春天，广益请大师重述起信及圆觉直解等(注61)。在岭南仲安刘起相为“百法纂释”所写的序文中，也说广益是德清座下诸上足之中，年纪最小的一位(注62)。
十三、 益智旭(一五九九--一六五五)：早年的智旭，人称素华，年龄小于广益。依德清的弟子雪岭为剃度师，被公认为明末四大师之中的最后一位，他的传记资料相当丰富，见于“灵峰宗论”的“八不道人传”，“新续僧传”的“智旭传”，弘一演音编订的“ 益大师年谱”等，均系研究智旭传记的资料(注63)。智旭是明末佛教界的大著作家，总计写了五十一种不同的专作，共有二百二十八卷之多。有关唯识的著述，即达九种一十八卷，堪与另一位明末的唯识大家高原明昱，互为伯仲。明昱除了专攻唯识之外，并未留下任何其他著作，智旭则纵横教海，举凡天台、法相、戒律、净土、禅，无不著有专书遗世。所以他也不是以继承相宗的陈说为宗旨的人，倒是站在性宗的立场，作著会相归性，相为性用的努力。从智旭的作述之中，提到明末唯识研究的动态者，有三处：
(一)“重刻成唯识论自考录序”有云：“万历初，紫柏大师接寂音之道，盛赞此宗。爰有“俗诠”、“证义”、“集解”诸书，而绍法师“音义”为长，“音义”未全故不流通，基法主续补成“疏”，亦颇简要，惠法主谓疏多伪。复出此“自考录””(注64)。
(二)“成唯识论遗音合响序”有云：“有绍觉承师，具无师智，闻而知之。”(注65)
(三)“成唯识论观心法要缘起”有云：“绍觉法师为之“音义”，一雨法师为之“集解”，宇泰居士为之“证义”，无不殚精竭思，极深研几。然教道已明，观道未显。嗣有新伊法师为之“合响”，力陈五观，冠罩诸家。”(注66)
从以上的叙述，可知智旭对于明末唯识学者的态度，推重绍觉广承一系。由紫柏大师的盛赞，引出俗诠、证义、集解，此三人均在广承的系统之外，唯有广承的音义，大惠的自考录，大真的合响。受到智旭的称赞。特别是大真的合响，以“观道”为主眼，所以叹为“冠罩诸家”。而智旭自己之注解唯识，“不敢更衍繁文，祗图直明心观”，他以重视实修的立场，不作繁复的征引，也不细究外道的计执，令使读者将文字句句消归自己。他虽是模拟天台家注释经论，而称“观心”。但他“以此论成立唯识道理，即是观心法门，不同法华别立观心释也。”(注67)故将他的注解称为“观心法要”，在所有的唯识注释书中，这是非常特别的一部。智旭另有“相宗八要直解”，书目的选定，是根据雪浪洪恩所指定，已如前述。“直解”二字，则是受了憨山德清的影响。德清尝有“百法直解”(注68)及“八识规矩直解”，然未见入藏，推想在智旭时代，已只知其名而未见其书，所以因袭“直解”，否则他岂敢采用与德清著作的同一书名？
十四、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字而农，号船山，湖南衡阳人，崇祯年间举于乡，瞿式耜荐于桂王，授行人，不久归居衡阳之石船山。先后有张献忠及吴三桂，逼请其出山，均未赴命。夫之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注69)为堂奥，尤其服膺张载而力辟阳明致良知之说。他的佛学渊源不明，然而笔者最近由一位韩国的法师处，见到一册木刻本的“相宗络索”题谓“衡阳王夫之 ”，计二十五纸，共列二十九个唯识学的名相，作简明介绍，未杂性相融会的观念，亦未见以儒释佛或以佛释儒的论调。其目的显然仅在明了相宗的名相，未有其他企图。
综合以上的分析介绍，对于明末诸家的唯识学者，及其系统关系。
三、明末的唯识著述
在明代后半期的一百五十年间，能有如许缁素大德，重视唯识以及因明方法论的研究，于中国佛教史上，实在算得辉煌的时代。可是近代研究唯识的学者们，甚少注意到明末的唯识著作，甚至根本是故意忽略了他们努力的成果。唯一例外是太虚大师(一八八九--一九四七)，他把中国的大乘佛教分成三大系：①法性空慧宗，②法相唯识宗，③法界圆觉宗。他以法界圆觉宗为立场，统摄一切佛法，所谓法界圆觉，是从圆觉经、楞严经、起信论为依据而构成的圆融思想 (注70)。因此，太虚大师也提倡唯识法相，他的态度，是与明末诸家相应的。
…
《明末的唯识学者及其思想(圣严法师)》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