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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唯識學者及其思想(聖嚴法師)▪P6

  ..續本文上一頁與唯識的觀點不同之處,主要在于唯識論卷九的真如被八識依,既爲生死依,亦爲涅槃依,但其性淨不受薰,離雜染不隨緣,故待八識轉成四智,方與真如合一。至于起信論的第八識,是生滅與不生滅的和合識,即是如來藏,又名真如隨染緣而入生死,隨淨緣則住涅槃,所以真如是可受薰的。研究唯識的人,當然都知道這點,但他們仍以圓融的觀點,將此兩流,合而爲一。此在明末諸師之中。可舉二例如下。

  (c)德清曾將唯識系的“百法明門論”、“八識規矩頌”,與“大乘起信論”相提並論。他在“八識規矩頌通說”的前言中說:“予不揣固陋,先取起信,會通百法,複據論義,以此方文勢,消歸于頌。”(注102)又于“百法論義”前言中,盛贊:“唯馬鳴大師作起信論,會相歸性,以顯一心迷悟差別。”又說:“其唯識所說十種真如,正是對(起信論之)生滅所立之真如耳。是知相宗唯識,定要會歸一心爲極。此唯楞嚴所說,一路涅槃門,乃二宗之究竟也。”

  (注103)

  (b)智旭的思想,看似非常廣博,實則,其重心亦以楞嚴經及起信論爲依歸,尤其對于起信論的推崇,甚至不惜批評了窺基,也指責了宗密(注104)。在其所作“起信論裂網疏”的自序中,先斥華嚴宗判唯識論爲立相始教,又判中論爲破相始教,起信論爲終教兼頓之不當。又將起信與唯識的觀點連接起來而主張:“唯識謂真如不受薰者,譬如波動之時,濕性不動,所以破定之執,初未嘗言有凝然真如也。然則,唯識所謂真,故相無別,即起信一心真如門也;唯識所謂俗,故相有別,即起信生滅門也(注105)。”又以起信論與“大乘止觀法門”一書,在思想系統上,頗有淵源,所以智旭的天臺宗,每以南嶽慧思及天臺智 並舉,毋甯說他是以起信論與大乘止觀爲中心的天臺學,故也是以起信論與大乘止觀爲中心的唯識學。在“觀心法要”之中,屢以起信論與大乘止觀,作爲論證或對比的說明。由此便可了解智旭的思想背景了。 

  ④以禅修爲基礎的唯識學:宋以後的中國佛教,不論僧俗,亦不論其以任何一宗的研修爲專長,他們的出身,大概都與禅寺的禅僧有深厚的淵源。故也可說,明末的唯識學者,均有禅宗的背景,其中最突出的,是憨山大師,所以他的“百法論義”,不爲解釋法相,旨在便利參禅用功夫,現舉數例如次:

  (a)釋“作意”條下,他說:“故今參禅看話頭,堵截意識不行,便是不容作意耳。”

  (b)釋“五遍行”條下,他說:“其實五法圓滿,方成微細善惡,總爲一念。……參禅只要斷此一念,若離此一念,即是真如心,故起信雲,離念境界,唯證相應故。” (c)釋“行舍”條下,他說“以有此舍。令心不昏掉。

  行蘊中舍者,以行蘊念念遷流者,乃叁毒習氣,薰發妄想,不覺令心昏沈掉舉。……故予教人參禅做功夫,但妄想起時,莫與作對,亦不要斷,亦不可隨,蓋撇去不顧自然心安。

  蓋撇即行舍耳。”

  (d)釋“心所”條下,他說:“此心所法,亦名心數,亦名心迹,亦名心路。謂心行處,總名妄想,又名客塵,又名染心,又名煩惱。……今修行人,專要斷此煩惱,方爲真修。楞嚴經雲“如澄濁水,沙土自沈,清水現前,名爲初伏客塵煩惱,去泥純水,名爲永斷根本無明。”故修行人,縱得禅定,未斷煩惱,但名清水現前,而沙土沈底,攪之又濁。況未得禅定而便自爲悟道耳。”此條他是以心所法作爲考察禅定功夫的依准,而且主張,悟道須假禅定功夫。

  (e)釋“色法”條下,他說:“內五根,外六塵,通屬八識相分。故參禅必先內脫身心,外遺世界者,正要泯此相、見二分。……故身心世界不清,總是生死之障礙耳。”(注106)

  另外,紫柏大師真可曾說:“性相俱通而未悟達磨之禅,則如葉公畫龍頭角,望之非而宛然也。”( 續藏一二七,九一頁)

  五、性相融會的佛教思想

  明末的唯識學,既然不能脫出華嚴四祖的清涼疏鈔,以及永明延壽的宗鏡錄的思想影響,也就不能沒有性相融會論的傾向了。從根本佛教或者佛陀的本懷而言,一切的經教理論和生活的律儀,都是爲了消解衆生的煩惱而作的方便設施,應病予藥。病有種種,方亦種種,沒有病即不須藥及藥方,也不可執死方而治變病,更不可執一藥方而治衆病。唯識唯性,雖有染淨之诤論,沒有內外之差別。一類人的根性好思辨樂分析,故用唯心識觀,逐層剝落,轉識成智。又一類人的根性好簡潔善直入,故用真如實觀,不用攀緣,直指心源,明心見性。所以唯識偏于相,唯心偏于性,是一體兩面,不是背道而馳。這是性相融會論者的看法,當然不能算不對,釋迦世尊,根本未曾分別性相的不同,性相的分流,是由于後來的祖師們,從對佛法的修證經驗,以及對于經教的認識而作的說明,佛說法門無量,門門皆通涅槃,法法皆是正法,金棒切成數段,段段皆是真金,佛法宜從基礎紮根,再向縱與橫的全面發展,如果強調發展某一種特定的法門,這是宗師的責任,如果能夠顧及全面佛法的普遍發展,那才是大師的胸襟。所以明末諸師中,不乏有遠見的大師,希望佛法不要被宗派的門戶所局限,而主張禅淨雙修、禅教一致、顯密圓通、性相融會、禅教淨律密並重。這種見解是對的。唯其也有不少纰漏,其流弊所至,乃是雜學、雜修、不知本末、不分先後、不識輕重,故將佛教的正法,弄成支離破碎,修行的結果變爲擬神擬鬼的外道邪魔。所以大師不常出世,如果不是大師,但能專弘他的所長的一種正統的法門,比較安全。

  現在,將明末諸師的性相融會之說,例舉數條如次:

  一、一雨通潤的“集解”自序,開頭就說如來的一代時教,雖然由于適應不同的根機而設不同的法門,歸結亦不出性相二字。性是不生滅、無來去、離四句、絕百非,即是楞伽經的“寂滅一心”,也是楞嚴經的“清淨覺性”。所謂相,即是此一清淨覺性中的瞥爾不覺,流而爲識,結而爲色。

  又說:“見性雖不在相,實由徹相以見性,是則相宗爲見性之明燈。”(注107)

  二、我雖將王肯堂列爲唯識的唯識學者,但他畢竟是紫柏大師的弟子,故其“證義”自序中,也說:“曰一心之德名爲真如,真如具有不變隨緣二義,心不變之心,言一不可得,況有八(識)乎?言隨緣之心,言八萬四千不足以盡之,乃以八(識)爲支離哉?夫真心即事即理,即相即性,即空即色,即智即如,即圓融即行布,即真如即生滅,所謂一法界也。迷一法界而宛然成(性相之)二矣。”(注108)此中的“真如隨緣”,是性宗的立場,“即相即性”的“圓融行布”,也是性宗立場的融會論調。

  叁、憨山德清的“百法論義”中說:“嗟今學者,但只分別名相,不達即相即性歸源之旨,致使聖教不明。”

  四、達觀真可的“唯識略解”中說:“八識四分,初無別體,特以真如隨緣,乃成種種耳,夫真如隨緣之旨,最難明了,良以真如清淨,初無薰染,如何瞥起隨緣耶?于此參之不已,忽然悟入,所謂八識四分,不煩少檢,唯識之書,便能了了。……是以有志于出世而荷擔法道,若性、若相、若禅宗,敢不竭誠而留神哉!”(注109)又于“紫柏尊者別集”卷一所見,他說:“性宗通而相宗不通,則性宗所見猶未圓滿;通相宗而不通性宗,則相宗所見亦未精徹。”(注110)

  五、雲棲 宏的“竹窗隨筆”論“性相”條下,曾說:“相傳佛滅後,性相二宗學者,各執所見,至分河飲水,其爭如是。……性者何?相之性也,相者何?性之相也,非判然二也。”

  六、 益智旭在二十五歲時代,即已悟得性相融會的道理,他的理論根據,是從“占察善惡業報經”發現的,唯心識觀及真如實觀的兩種觀法。故在“教觀要旨答問十叁則”

  一文中,他說:“唯心是性宗義,依此立真如實觀。唯識是相宗義,依此立唯心識觀,料簡二觀,須尋占察行法。”

  (注111)又在他的“刻占察行法助緣疏”中說:“此二卷(占察善惡業報)經,已收括一代時教之大綱,提挈性相禅宗之要領。”(注112)又在“觀心法要”的凡例之中,聲稱:“性之與相,如水與波,不一不異,故曰性是相家之性,相是性家之相。今約不一義邊,須辨明差別,不可一概 侗;又約不異義邊,須會歸圓融,不可終滯名相。”(注113)

  性相二字,本無定界,以此二字,可表同一意義,例如解深密經說的遍計所執相、依他起相、圓成實相,在楞伽經則稱爲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圓成實性,所以性相不妨互用。圓成實相或圓成實性,都是指的清淨不變的道理真實或真如,遍計所執相或遍計所執性,都是指的虛幻雜染的妄見,依他起相或依他起性,都是指的世俗真實或認識。可見不用鼓吹性相融會,性相本來無別。不過唯心論者主張的性相融會,是以性爲諸法實體,相系諸法現象而言。

  性宗的唯心論者的立場,實相無相,故空,相宗唯識論者的立場,叁性叁無性,故亦空。楞嚴經的征心不見心是空,唯識叁十頌的不住唯識性也是空。可是,性宗的真空是在肯定妙有,護法系的唯識宗,親證法性無所得時,是無疏所緣緣的影像相,仍有親所緣緣的真如體相。結果,不論說性說相,最後還不是沒有。所以性相二系有其共通之點,融會之說當然可以成立。雖然性相融會論者的著眼點,不在于此,而在先把性相當作一內一外,一真一妄,一實一虛地對立起來,然後泯相歸性,導相入性。視相爲事而視性爲理。在圓教的立場,事理圓融,乃至事事無礙,所以性相融會。

  六、結論

  本文的最早寫作動機,是在筆者撰作博士論文的時代,于 續藏中接觸到了不少有關明末諸學者的唯識觀點及其著述,當時因非論文的主題範圍,所以擱置下來,一九八二年八月國際佛學研究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Buddhist Studies)在倫敦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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