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用彤有關印度佛教的研究

　　屈大成

　　內容提要：湯用彤的佛學研究，素以客觀、精審見稱，觀湯氏現存的著述，範圍涵蓋由印度佛教成立至中國元明佛教。湯氏對于中國佛教的研究，論介文章很多；而湯氏有關印度佛教的研究，則推介較少，本文嘗試整理及闡述湯氏有關印度佛教的討論，冀藉此加深對湯氏佛教研究成果的認識。

　　湯用彤是世界公認的佛學研究大家。著有《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魏晉玄學論稿》、《印度哲學史略》等，皆成經典著作。這裏主要介紹湯氏生平裏跟佛教有關系的事項。而湯氏生平詳情，可參看《反觀人生的玄覽之路——近現代中國佛學研究》，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頁207～225；孫尚揚：《湯用彤》，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版。對于湯氏的中國佛教研究成果，討論頗多；本文論介他有關印度佛教的研究。

　　湯用彤有關印度佛教的研究《中國哲學史》2002年第4期 湯氏在《印度哲學史略》“緒論”曾表示，印度佛教與中國學術有特殊之關系，應獨立成書。參看《印度哲學史略》，《湯用彤全集》(下簡稱《全集》)卷3，頁7。他原亦打算寫一部印度佛教史專著，惜未能成事。參看武維琴：《湯用彤先生對印度佛教思想的研究》，頁162。因此今天未能較全面和有系統地知道湯氏有關印度佛教的看法和觀點。而現存湯氏的著述，多少有論及或涉及印度佛教，以下依年代先後列舉：

　　1．《佛教上座部九心輪略釋》(1924年)

　　這是湯氏根據覺音《清淨道論》、《阿毗達磨義集論》，及近人論著，對《成唯識論掌中樞要》所引述上座部所立九心輪的一段文字的闡釋。

　　2．《南傳〈念安般經〉譯解》(1928年)

　　這是巴利文本《念安般經》的漢譯文，湯氏並附上《解脫道論》的話爲釋文，另有譯者按語。

　　3．《印度哲學史略》第五章“佛教之發展”(原是1929年的講義，經修改于1945年出版)

　　4．《印度哲學講義》第五章“原始佛教”和第七章“印度佛教之發展”(任教北大時代的講義)

　　這兩種著作，論述了印度佛教的發展概況，尤重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

　　5．《印度佛學概論》(抗戰時期授課綱要)

　　這是講課提綱，分短引、佛學之特點、材料、佛說、佛教之轉變、般若空宗、瑜伽有宗七節。簡列要點，篇幅短小。第七節“瑜伽有宗”說見《乙亥讀書劄記》第二冊，但這劄記已佚。因此第七節內容不可得見。

　　6．《評“小乘佛教慨論”》(1937年)

　　這是湯氏對高井觀海(1884—1953)《小乘佛教概論》的書評。

　　7．《“佛典選讀”敘目》(1938—1939年間)

　　這是湯氏學生石峻所保留的一份研習印度佛教的簡單書目，列舉了《阿含經》、《俱舍論》、《般若經》、《中論》等十八項資料的名稱。

　　8．《法相唯識學》(40年代)

　　這是講演提綱，分唯心與唯識、功能無作用(無爲)、依大空而建立叁節，簡列要點，並附圖解。

　　9．《漢文佛經中的印度哲學史料》(宮靜等依遺稿整理，1994年出版)

　　湯氏這書主要抄錄印度哲學資料，其中“四吠陀書和佛教之比較”、“經部”、“化地部”、“提婆達多學說”、“提婆達多以及各種婆羅門的主張及行爲”、“提婆達多事實及學說”、“馬鳴關于“受後有””七項，屬佛教條目。

　　10．《漢文印度佛教史資料選編》

　　不少介紹湯用彤學術成就的著作都提及這書，但新近出版的《湯用彤全集》沒有收入，也沒有交代其下落，本文未能參考。麻天祥說：“l954年，湯氏……在盡可能的條件下做了一些資料整理工作，以之爲後學提供學習和研究條件。其中有……《漢文印度佛教史資料選編》”(氏著：《湯用彤評傳》，頁48)。孫尚揚說：“用彤還廣泛收集了漢文佛經中關于印度佛教的資料。據悉，商務印書館亦將印行這部資料”(氏著：《湯用彤》，頁271)。湯氏學生武維琴介紹湯用彤對印度佛教思想的研究時，也用到這書。《全集》卷7收入湯氏的《讀書劄記》，包括“讀《續藏》雜抄”、“成實論師資料抄”、“佛史資料摘抄”等，當中有涉及部派佛教和唯識宗的資料。筆者初以爲這劄記或即是《漢文印度佛教史資料選編》。可是，《全集》“編者後記”表示湯氏一直想修改和補充《隋唐佛教史稿》，因此這些劄記注意的是佛教宗派問題(《全集》卷7，頁684)。又錢文忠指《讀書劄記》“主要是爲研究隋唐佛教史積累資料”(參看氏著：《〈湯用彤全集〉第七卷〈讀書劄記〉與“〈隋唐佛教史〉”》，《中國哲學史》2001年第2期，頁22)。這樣看來，這劄記似乎不是《漢文印度佛教史資料選編》，故本文不用。(補記：本文完成後，得湯一介教授告知，原來《漢文印度佛教史資料選編》還在整理中，《全集》未收)本文主要根據第3和第4種著作，分六節論介湯氏有關印度佛教的研究；爲保留原著神粹，當中多引述作者的原話。

　　一、研究資料

　　巴利文佛典和梵文佛典是印度佛教的原始資料。湯氏曾學習巴利文和梵文多年，但他沒有過份偏重這兩種語文的佛典，而指出漢文佛典和藏文佛典也是研究印度佛教的重要材料：

　　經近代學者考證，公認錫蘭所傳巴利文佛藏記載最爲近古。及至佛法演變既久，宗義分歧，欲整理搜討，則中國所譯佛經實保留資料最多。現存佛典絕大部分收在漢文或藏文大藏經中，梵文所存者頗少，但自爲可供參證之極重要材料。至若佛教密宗典籍，則自以我國西藏所存爲巨擘。《印度哲學史略》，《全集》卷3，頁59。

　　湯氏認爲，梵文佛典固然重要，但存世者不多，因此要整理各派教理及追溯其來龍去脈，漢文和藏文資料甚要緊。此外，有關密宗的資料，西藏所存的尤多。湯氏編輯《漢文印度佛教史資料選編》，想是要把漢文資料的價值揭示出來。

　　二、釋迦牟尼及其教學

　　湯氏認爲，佛教雖非印度的正統宗教，但實足以代表印度的精神，信徒且遍布東亞；而佛教之所以這樣興皇，乃由于釋迦牟尼的人格及其教學，均有過人之處。參看《印度哲學史略》，《全集》卷3，頁58、62，《印度哲學講義》，《全集》卷3，頁179。有關釋迦牟尼的生平，湯氏指出其生卒年，衆說紛纭，考證困難；而在釋迦牟尼的衆多事迹中，湯氏特別談到其從弟提婆達多跟釋迦牟尼意見不合，自成一派，流傳千年：

　　有從弟提婆達多者，初爲信徒，後不嫌於佛教之和易，叛教獨立，佛弟子一時頗受誘惑。其徒黨至我國晉時，沙門法顯遊履印土，見其猶有存者，唐時玄奘亦見其寺廟。《印度哲學史略》，《全集》卷3，頁58～59。

　　湯氏還于《漢文佛經中的印度哲學史料》中，輯有關于“提婆達多”的叁條資料(抄錄自《阿毗達磨顯宗論》、《大毗婆沙論》、《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季羨林論文《佛教開創時期的一場被歪曲被遺忘了的“路線鬥爭”——提婆達多問題》(1987)啓始說：

　　唯獨有一個我認爲是佛教初期的一場重大的鬥爭問題，卻從來沒有人提出來過。只有現在常常使用的一個新詞：“路線鬥爭”約略能表達出這場鬥爭的重要性。這就是提婆達多問題。季羨林：《季羨林文集》卷7，第278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1998年。

　　最近季氏回憶他的學術生涯，也特別提及這問題：

　　(提婆達多)在印度佛教史上，應該說是一個異常重要的問題。但是，據淺見所及，東西各國治佛教史的學者，沒有哪一個把它作爲一個重要問題提出來過。參看氏著：《學海浮槎——季羨林自述》，第191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湯氏比季氏更早注意到提婆達多一系，可見他發掘問題的識見。

　　對于釋迦牟尼的教學，湯氏分宗旨、觀察方法、要義叁方面作介紹，特重其跟其他沙門、婆羅教學的不同。在宗旨方面，有兩點：

　　1．釋迦著重斷苦絕欲的修行法門，不談空洞無關人生解脫之理論，並批評外道的迷信咒術。

　　2．釋迦主張戒、定、慧的修養——戒律以持身絕外緣、禅定以治心堅性、智慧以滅癡去苦。並且不重神通、不尚苦行和不縱情欲。對于戒、定、慧叁學，湯氏指出持戒爲修定的准備、智慧是修定的結果，叁者關系密切：

　　綜計佛所謂叁學，戒實爲定之預備，慧則其最終結果。而所謂叁學，戒實爲定之預備，慧則其最終結果。《印度哲學講義》，《全集》卷3，頁187。

　　在觀察方法方面，釋迦提出五蘊、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緣等觀念分析，從各方面透視宇宙人生的真相；而如實知見宇宙人生的真相，爲契入責相，名“如實知見”、“如是知”。在要義方面，包括叁法印、四谛、無我、業報、中道等。在叁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諸行皆苦”)中，湯氏以無常爲釋迦的基要教法，最值得重視：

　　因諸行無常，故痛苦生。因五蘊非常，故曰無我。是以無常一義，最宜玩味。……綜計釋迦偉大之教法，無不在無常義之真確認識。《印度哲學史略》，《全集》卷3，頁61。

　　又四谛向被視佗佛教的核心觀念，湯氏指出苦、集、滅、道四谛的名目，或非佛陀所創，但其內容可包攬釋迦覺悟時的全體內容：

　　論者謂四谛原非佛陀之創說，上古醫方蓋有病集滅道之說。而婆羅門各宗，多有四谛之說。但四谛名辭，或非佛創，而四谛內容，則可包攝佛成道時內觀之全體。《印度哲學講義》，《全集》卷3，頁184。

　　又佛教主張無我，引起誰是業報輪回的主體的疑惑。湯氏對這微妙的問題，特作解釋，指出衆生乃五蘊的聚合，生滅相續，業力于中引生果報，非常非斷：

　　蓋釋迦雖立無我，而仍深信輪轉業報之說。業報者就福善禍淫之說，而謂作業此生，依其自然牽引力，受果來世。作業必異熟，故前後生滅相續不絕，如火燎原，薪盡火傳，五蘊散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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