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的，澄觀的心學理論、頓漸思想、法界觀、對儒道的分析，對禅法，特別是荷澤禅的一些論述，都直接影響了宗密。

　　第四節 著述與交往

　　一、隨侍澄觀，名聞京城

　　初到京城，宗密這個從四川出來的學僧，基本上還是一個無名之輩，而澄觀卻身爲國師，名聲顯赫，這對宗密的成長是非常有利的。宗密在執弟子禮的最初兩年，晝夜隨侍澄觀，不離左右，並隨澄觀經常參加各種社交活動，其學識和人品不斷爲他人所知，名聲也就漸漸大起來了，京城諸寺都知道國師門下有這樣一個義學高足，紛紛請他去講法，這樣，從元和八年(813年)起，宗密就離開澄觀，在各寺之間穿梭講學，但仍和澄觀保持聯系，每月都要固定兩次到澄觀處請教，平常學有疑問，則隨時去討教。

　　宗密在京城的學術活動，除了講學之外，還有兩項：一是讀經，二是學術交流。長安是全國的文化中心，當時也是世界文化名城，經典收藏極爲豐富，宗密得以飽讀經書，遍閱藏經，對佛教進行了全面而又系統的研究，而研究的重點則又是放在《圓覺經》上，他將各種經論和此經的思想相比較，“一一對詳《圓覺》”(59)。這爲他日後撰寫《圓覺經》的研究著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礎。至于宗密經常參加的學術交流活動，形式上有聽習、咨詢、討論等。這些活動，一方面擴大了宗密在京城的學術影響，也促進了其思想的深化。

　　二、兩歸終南山

　　在這些學術活動的促進下，宗密的佛學思想體系基本形成，他要把自己的思想記錄下來。喧囂的都市，不利于這項工作，于是他決定離開長安到京師南部的終南山專事撰述，離開的時間，在元和十年(815年)與元和十一年(816年)之間，在此開始其第一期的寫作。元和十一年(816年)正月，宗密在終南山智炬寺完成《圓覺經科文》1卷和《圓覺經纂要》2卷。這是他最早的兩種撰述，撰成後都未流通公布。之後，宗密繼續閱經，發誓不讀盡寺中藏經，決不下山。叁年後，他帶著兩種作品，下山回到京城。

　　元和十四年(819年)，宗密回到長安，住興福寺。在此，他重新整理了從山上帶來的書稿，又另有新著，開始其第二期寫作。他把《圓覺經纂要》經常拿出來，對照經文修改，又約幾位同仁詳細討論幾遍，直到大家都覺得通徹無滯時，才算定稿，這種對學問的嚴肅認真態度，也是非常令人敬重的。另外，他又結合無著、世親、僧肇等人的思想，闡述《金剛經》的思想，寫成《金剛經疏論纂要》1卷和《金剛般若經疏鈔》1卷。元和十四年(819年)冬到元和十五年(820年)春，宗密在興福寺、保壽寺根據《大論》(《成唯識論》)和《大疏》(《成唯識論述記》)的精純正義，解釋世親的《唯識叁十頌》，寫成《唯識論疏》2卷。

　　宗密這次回京城，既要寫作，又還要化緣，非常勞身慮神，特別是化緣事累，宗密又想歸山。長慶元年(821年)正月，宗密又回到終南山，居草堂寺，“絕迹息緣，養神煉智”(60)。但根據《景德傳燈錄》的資料，宗密此次在回山之前，先去了一次五臺山，“北遊清涼山，回住鄠縣草堂寺”(61)。五臺山與華嚴宗有著極深的淵源，澄觀曾到五臺山，居大華嚴寺。宗密拜訪老師故地也是情理中事。草堂寺也是澄觀造疏之寺，澄觀曾在此寫成《華嚴經疏》10卷，宗密選擇該寺而居，也懷著對其師的深深敬意。

　　長慶二年(822年)，宗密將以前所寫的《圓覺經科文》和《圓覺經纂要》再重新整理，在對數十部經論和數部有關《圓覺經》的疏文廣泛研究的基礎上，撰寫傳世名作《圓覺經大疏》3卷，至長慶叁年(823年)冬撰畢，這是宗密的第一部比較全面、深入和具體闡述自己的融合思想的重要著作。

　　在此期間(長慶二年)，宗密還在終南山距草堂寺不遠的豐德寺寫成《華嚴綸貫》5卷，此著是將《圓覺經大疏》中的基本思想貫穿于一部《華嚴經》中，是《華嚴》和《圓覺》兩經的結合，實際上也是華嚴和禅的結合，因爲《圓覺經》自宗密的隆重推薦之後，也成爲禅宗所尊的重要之經。

　　長慶叁年(823年)夏，宗密在豐德寺還寫出一部律學著作，即《四分律疏》3卷，將《四分律》中有關適合于中國僧衆的條目纂要舉出，以便更有效地約束僧衆。可見宗密對于僧律也是非常關注的。

　　另外還有幾部作品是在此時完成的，據續法的《五祖圭峰大師傳》記載，長慶叁年(823年)冬，撰《圓覺經大疏鈔》13卷，進一步解釋、發揮和補充《圓覺經大疏》的思想。此《大疏》和《大鈔》卷帙浩繁，于是又加以略寫，撰成《圓覺經略疏》2卷和《圓覺經略疏鈔》2卷(62)。

　　這些著述完成之後，宗密又移住圭峰。圭峰在終南山紫閣峰之東，山形如同上尖下方的玉圭，因此得名。草堂寺在圭峰的北麓，現在的新住處圭峰蘭若在草堂寺南，他的許多著作都標有“圭峰蘭若”字樣，表明是在此地寫的。太和元年(827年)九月至冬，宗密在此寫成《圓覺經道場修證儀》18卷(63)，該書是在《四分律》 基礎上，吸收天臺宗的修行方法而成的佛教日常修行儀軌，對後世的佛教儀軌有很大的影響。

　　叁、受賜紫衣，廣爲交友

　　在澄觀門下，宗密的名聲雖然逐漸上升，但還沒有到驚動朝廷的地步，而以《圓覺經大疏》、《圓覺經大疏鈔》、《圓覺經略疏》、《 圓覺經略疏鈔》、《圓覺經道場修證儀》爲代表的一批著作的問世，奠定了宗密在佛教界的學術在位，從此，宗密聲震長安，也使朝廷注目，朝廷幾次請宗密入宮講學。太和二年(828年)，唐文宗李昂曾诏宗密進宮，親自垂問佛學要義，對宗密大加贊賞，並賜紫方袍(64)，又賜號“大德”。

　　這樣一來，宗密成了全城注目的重要人物，身價倍增，一時間，朝臣士庶都以歸仰宗密爲榮，宗密也得以結識一大批權貴官僚、文人雅士，這些人中，有裴休、溫造、蕭俛、李訓、史山人、劉禹錫、白居易。其中裴休和宗密的關系尤其密切，最能體會宗密思想的要義。

　　裴休，字公美，河內濟源(今河南濟源)人，長慶(821—824)年中登第，太和初年(827年)曾任監察禦史等職，後曾官至尚書，但這已是宗密圓寂以後的事了。裴休的家庭也是世代奉佛的，所以自小受佛教影響，與宗密相識後，對宗密以“吾師”相稱(65)，他對宗密的思想有著超乎常人的准確理解，因此宗密的一些著作，多是由裴休作序，贊甯曾這樣評述宗密和裴休的關系：“有宗密公，公則有裴相國，非相國曷能知密公？”(66)

　　裴休曾向宗密請教禅宗各派的源流，宗密作了簡明的回答，而成《中華傳心地禅門師資承襲圖》(67)，成爲後世研究初、中期禅宗及宗密的禅宗史觀的重要資料。

　　溫造，字簡輿，河南(今河南省內)人，太和四年(830年)任禮部尚書，他曾向宗密問佛法大義：“悟理息妄之人，不複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68)宗密作了詳盡的回答，闡述輪回之理，世稱《答溫尚書書》，此書中的一些觀點常爲後人引用。

　　蕭俛，字思謙，長慶元年(821年)拜爲宰相，他嫉惡如仇，崇尚簡潔，不以聲名功利汙染自性，也十分重孝，這與宗密有許多相似之處。他曾將自己的佛學見解呈送宗密，請其指教(69)。

　　李訓，字子垂，是丞相李逢吉的侄子，太和八年(834年)任國子《周易》博士，後任兵部郎中、禮部侍郎等職。他與宗密的關系一向很好，太和九年(835年)，他發動甘露之變清除宦官未成，單騎逃入終南山投宗密，宗密想將其剃度藏匿，但被手下止之，李訓只得向鳳翔逃去，後被宦官仇士良追殺。仇又以藏奸之罪，逮捕宗密，意欲置于死地。面對死亡，宗密坦然地說：“貧道識訓年深，亦知反叛，然本師教法，遇苦即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70)幸好中尉魚恒志十分欣賞宗密，奏請釋放宗密，宗密才得以生還，由此可以看出宗密也是有一定氣節的人。宗密說這樣的話當然也另有其意，並不見得就是表面的意思，有一種反對宦官的政治態度包含其中，然從另一個角度看，明知其反叛而收留，容易給反佛者留下口實。

　　史山人(史製誠)，生平事迹不詳，《祖堂集》和《景德傳燈錄》中都載有他向宗密提出的十個問題，涉及到什麼是佛教真理、如何修行等，宗密都作了回答。

　　劉禹錫(772—842)，字夢得，貞元十一年(795年)應吏部考試合格，踏入仕途，他是唐代儒學思潮的重要代表，與宗密的關系，直接資料是其作于太和五年(831年)十月的一首送別詩，即《送宗密上人歸南山草堂寺因詣河南尹白侍郎》詩：

　　宿習修來得慧根，多聞第一卻忘言。

　　自從七祖傳心印，不要叁乘入便門。

　　東泛滄江尋古迹，西歸紫閣出塵喧。

　　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經相對翻。(71)詩中對宗密的學問、師承、經曆歸趣等都加以概括，可以看出他對當時的佛教狀況非常了解。特別要提到的是，他講到七祖，這是指的荷澤神會，神會爲七祖，惠能自然是六祖，說明當時惠能南宗的正統地位已經得到了政府的承認。他也是在強調宗密的祖師是荷澤神會。所以這首詩在禅宗史上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貞元十八年(802年)中進士而到長安，他在太和七年(833年)作《贈草堂宗密上人》一首：

　　吾師道與佛相應，念念無爲法法能。

　　口藏宣傳十二部，心臺照耀百千燈。

　　盡離文字非中道，長住虛空是小乘。

　　少有人知菩薩行，世間只是重高僧。(72)詩中稱宗密爲“吾師”，稱頌宗密的德行與學問，對當時的一些所謂高僧也略有微詞，可見兩人的關系也非同一般。

　　通過這種交往，宗密既可以了解政治動態，也能了解到思想界的狀況，特別是中唐儒學界的狀況。劉禹錫是是中唐儒學的重要人物，通過他，宗密可以接近他所代表的學術圈，至于儒學界的韓愈，與…

《融合的佛教 第一章 宗密其人及其佛教發展觀》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