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的，澄观的心学理论、顿渐思想、法界观、对儒道的分析，对禅法，特别是荷泽禅的一些论述，都直接影响了宗密。

　　第四节 着述与交往

　　一、随侍澄观，名闻京城

　　初到京城，宗密这个从四川出来的学僧，基本上还是一个无名之辈，而澄观却身为国师，名声显赫，这对宗密的成长是非常有利的。宗密在执弟子礼的最初两年，昼夜随侍澄观，不离左右，并随澄观经常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其学识和人品不断为他人所知，名声也就渐渐大起来了，京城诸寺都知道国师门下有这样一个义学高足，纷纷请他去讲法，这样，从元和八年(813年)起，宗密就离开澄观，在各寺之间穿梭讲学，但仍和澄观保持联系，每月都要固定两次到澄观处请教，平常学有疑问，则随时去讨教。

　　宗密在京城的学术活动，除了讲学之外，还有两项：一是读经，二是学术交流。长安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当时也是世界文化名城，经典收藏极为丰富，宗密得以饱读经书，遍阅藏经，对佛教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而研究的重点则又是放在《圆觉经》上，他将各种经论和此经的思想相比较，“一一对详《圆觉》”(59)。这为他日后撰写《圆觉经》的研究著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至于宗密经常参加的学术交流活动，形式上有听习、咨询、讨论等。这些活动，一方面扩大了宗密在京城的学术影响，也促进了其思想的深化。

　　二、两归终南山

　　在这些学术活动的促进下，宗密的佛学思想体系基本形成，他要把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喧嚣的都市，不利于这项工作，于是他决定离开长安到京师南部的终南山专事撰述，离开的时间，在元和十年(815年)与元和十一年(816年)之间，在此开始其第一期的写作。元和十一年(816年)正月，宗密在终南山智炬寺完成《圆觉经科文》1卷和《圆觉经纂要》2卷。这是他最早的两种撰述，撰成后都未流通公布。之后，宗密继续阅经，发誓不读尽寺中藏经，决不下山。三年后，他带着两种作品，下山回到京城。

　　元和十四年(819年)，宗密回到长安，住兴福寺。在此，他重新整理了从山上带来的书稿，又另有新着，开始其第二期写作。他把《圆觉经纂要》经常拿出来，对照经文修改，又约几位同仁详细讨论几遍，直到大家都觉得通彻无滞时，才算定稿，这种对学问的严肃认真态度，也是非常令人敬重的。另外，他又结合无著、世亲、僧肇等人的思想，阐述《金刚经》的思想，写成《金刚经疏论纂要》1卷和《金刚般若经疏钞》1卷。元和十四年(819年)冬到元和十五年(820年)春，宗密在兴福寺、保寿寺根据《大论》(《成唯识论》)和《大疏》(《成唯识论述记》)的精纯正义，解释世亲的《唯识三十颂》，写成《唯识论疏》2卷。

　　宗密这次回京城，既要写作，又还要化缘，非常劳身虑神，特别是化缘事累，宗密又想归山。长庆元年(821年)正月，宗密又回到终南山，居草堂寺，“绝迹息缘，养神炼智”(60)。但根据《景德传灯录》的资料，宗密此次在回山之前，先去了一次五台山，“北游清凉山，回住鄠县草堂寺”(61)。五台山与华严宗有着极深的渊源，澄观曾到五台山，居大华严寺。宗密拜访老师故地也是情理中事。草堂寺也是澄观造疏之寺，澄观曾在此写成《华严经疏》10卷，宗密选择该寺而居，也怀着对其师的深深敬意。

　　长庆二年(822年)，宗密将以前所写的《圆觉经科文》和《圆觉经纂要》再重新整理，在对数十部经论和数部有关《圆觉经》的疏文广泛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传世名作《圆觉经大疏》3卷，至长庆三年(823年)冬撰毕，这是宗密的第一部比较全面、深入和具体阐述自己的融合思想的重要著作。

　　在此期间(长庆二年)，宗密还在终南山距草堂寺不远的丰德寺写成《华严纶贯》5卷，此着是将《圆觉经大疏》中的基本思想贯穿于一部《华严经》中，是《华严》和《圆觉》两经的结合，实际上也是华严和禅的结合，因为《圆觉经》自宗密的隆重推荐之后，也成为禅宗所尊的重要之经。

　　长庆三年(823年)夏，宗密在丰德寺还写出一部律学著作，即《四分律疏》3卷，将《四分律》中有关适合于中国僧众的条目纂要举出，以便更有效地约束僧众。可见宗密对于僧律也是非常关注的。

　　另外还有几部作品是在此时完成的，据续法的《五祖圭峰大师传》记载，长庆三年(823年)冬，撰《圆觉经大疏钞》13卷，进一步解释、发挥和补充《圆觉经大疏》的思想。此《大疏》和《大钞》卷帙浩繁，于是又加以略写，撰成《圆觉经略疏》2卷和《圆觉经略疏钞》2卷(62)。

　　这些着述完成之后，宗密又移住圭峰。圭峰在终南山紫阁峰之东，山形如同上尖下方的玉圭，因此得名。草堂寺在圭峰的北麓，现在的新住处圭峰兰若在草堂寺南，他的许多著作都标有“圭峰兰若”字样，表明是在此地写的。太和元年(827年)九月至冬，宗密在此写成《圆觉经道场修证仪》18卷(63)，该书是在《四分律》 基础上，吸收天台宗的修行方法而成的佛教日常修行仪轨，对后世的佛教仪轨有很大的影响。

　　三、受赐紫衣，广为交友

　　在澄观门下，宗密的名声虽然逐渐上升，但还没有到惊动朝廷的地步，而以《圆觉经大疏》、《圆觉经大疏钞》、《圆觉经略疏》、《 圆觉经略疏钞》、《圆觉经道场修证仪》为代表的一批著作的问世，奠定了宗密在佛教界的学术在位，从此，宗密声震长安，也使朝廷注目，朝廷几次请宗密入宫讲学。太和二年(828年)，唐文宗李昂曾诏宗密进宫，亲自垂问佛学要义，对宗密大加赞赏，并赐紫方袍(64)，又赐号“大德”。

　　这样一来，宗密成了全城注目的重要人物，身价倍增，一时间，朝臣士庶都以归仰宗密为荣，宗密也得以结识一大批权贵官僚、文人雅士，这些人中，有裴休、温造、萧俛、李训、史山人、刘禹锡、白居易。其中裴休和宗密的关系尤其密切，最能体会宗密思想的要义。

　　裴休，字公美，河内济源(今河南济源)人，长庆(821—824)年中登第，太和初年(827年)曾任监察御史等职，后曾官至尚书，但这已是宗密圆寂以后的事了。裴休的家庭也是世代奉佛的，所以自小受佛教影响，与宗密相识后，对宗密以“吾师”相称(65)，他对宗密的思想有着超乎常人的准确理解，因此宗密的一些著作，多是由裴休作序，赞宁曾这样评述宗密和裴休的关系：“有宗密公，公则有裴相国，非相国曷能知密公？”(66)

　　裴休曾向宗密请教禅宗各派的源流，宗密作了简明的回答，而成《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67)，成为后世研究初、中期禅宗及宗密的禅宗史观的重要资料。

　　温造，字简舆，河南(今河南省内)人，太和四年(830年)任礼部尚书，他曾向宗密问佛法大义：“悟理息妄之人，不复结业，一期寿终之后，灵性何依？”(68)宗密作了详尽的回答，阐述轮回之理，世称《答温尚书书》，此书中的一些观点常为后人引用。

　　萧俛，字思谦，长庆元年(821年)拜为宰相，他嫉恶如仇，崇尚简洁，不以声名功利污染自性，也十分重孝，这与宗密有许多相似之处。他曾将自己的佛学见解呈送宗密，请其指教(69)。

　　李训，字子垂，是丞相李逢吉的侄子，太和八年(834年)任国子《周易》博士，后任兵部郎中、礼部侍郎等职。他与宗密的关系一向很好，太和九年(835年)，他发动甘露之变清除宦官未成，单骑逃入终南山投宗密，宗密想将其剃度藏匿，但被手下止之，李训只得向凤翔逃去，后被宦官仇士良追杀。仇又以藏奸之罪，逮捕宗密，意欲置于死地。面对死亡，宗密坦然地说：“贫道识训年深，亦知反叛，然本师教法，遇苦即救，不爱身命，死固甘心。”(70)幸好中尉鱼恒志十分欣赏宗密，奏请释放宗密，宗密才得以生还，由此可以看出宗密也是有一定气节的人。宗密说这样的话当然也另有其意，并不见得就是表面的意思，有一种反对宦官的政治态度包含其中，然从另一个角度看，明知其反叛而收留，容易给反佛者留下口实。

　　史山人(史制诚)，生平事迹不详，《祖堂集》和《景德传灯录》中都载有他向宗密提出的十个问题，涉及到什么是佛教真理、如何修行等，宗密都作了回答。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贞元十一年(795年)应吏部考试合格，踏入仕途，他是唐代儒学思潮的重要代表，与宗密的关系，直接资料是其作于太和五年(831年)十月的一首送别诗，即《送宗密上人归南山草堂寺因诣河南尹白侍郎》诗：

　　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却忘言。

　　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门。

　　东泛沧江寻古迹，西归紫阁出尘喧。

　　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经相对翻。(71)诗中对宗密的学问、师承、经历归趣等都加以概括，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佛教状况非常了解。特别要提到的是，他讲到七祖，这是指的荷泽神会，神会为七祖，惠能自然是六祖，说明当时惠能南宗的正统地位已经得到了政府的承认。他也是在强调宗密的祖师是荷泽神会。所以这首诗在禅宗史上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贞元十八年(802年)中进士而到长安，他在太和七年(833年)作《赠草堂宗密上人》一首：

　　吾师道与佛相应，念念无为法法能。

　　口藏宣传十二部，心台照耀百千灯。

　　尽离文字非中道，长住虚空是小乘。

　　少有人知菩萨行，世间只是重高僧。(72)诗中称宗密为“吾师”，称颂宗密的德行与学问，对当时的一些所谓高僧也略有微词，可见两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通过这种交往，宗密既可以了解政治动态，也能了解到思想界的状况，特别是中唐儒学界的状况。刘禹锡是是中唐儒学的重要人物，通过他，宗密可以接近他所代表的学术圈，至于儒学界的韩愈，与…

《融合的佛教 第一章 宗密其人及其佛教发展观》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