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佛教密宗的由來及其特點

　　 一、密宗的由來

　　 有人說印度是世界哲學的最早發源地之一。的確如此，釋迦牟尼作爲一名世界公認的古代哲學家，早在公元前六世紀就誕生于印度，並出色地創立了富于深奧哲理性的印度佛教，爲後人留下了一份豐富的文化遺産。現在人們又將佛教劃歸爲世界叁大宗教之一，這可以說是後人迄今仍然崇尚釋迦牟尼思想的一個重要標志。

　　 從曆史發展的角度看，印度佛教大致經過了四個不同的曆史時期，即原始佛教時期、部派佛教時期、大乘佛教時期和密宗佛教時期。

　　 原始佛教，也就是早期佛教，這一時期大約從釋迦牟尼創立佛教至佛祖釋迦牟尼圓寂後一百年左右，是佛教的最初傳播階段。

　　 部派佛教時期，大約從公元前370年至公元後150年。這一時期是佛教派別形成和發展的階段。

　　 大乘佛教時期，大約從公元一世紀中葉至七世紀。大乘佛教在其發展過程中又可分爲叁個不同階段，即初期大乘(約一世紀中葉至五世紀)、中期大乘(約五世紀至六世紀)、後期大乘(約六世紀至七世紀)。

　　 密宗則是印度後期佛教的一大特色。密宗，又稱密教，現在又有許多一般的通稱，諸如“怛特羅佛教”“秘密佛教”“真言乘”“金剛乘”“持明乘”“密乘”“果乘”等。佛教密宗的興起和發展與當時印度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變化有著密切的聯系。公元七世紀中葉之後，印度教融合當時印度的各種學說(包括佛教)而複興起來，這對佛教來說是一個有力的競爭者。而當時的大乘佛教不僅局限于“經院哲學”的範圍之內，而且更以思辯煩瑣的學風，正在脫離廣大群衆。爲此，大乘佛教爲了適應新的形勢和從而挽回自己的頹勢，而積極接近印度教或婆羅門教，從他們那裏開始接受曾經竭力批判的東西，如禳災、祈福和密咒等觀念，並對此進行合理化或佛教化，最後形成相對獨立的密教體系。可以說“密教是佛教與印度教結合的産物。”

　　 從密教的整個發展曆史來看，密教可分爲兩個發展階段，即初期雜密階段和後期密教階段。

　　 A、初期雜密

　　 大乘佛教終究成爲密教，可以說是突如其來，也可以認爲有其源遠流長的曆史背景。所謂突如其來，是因爲在釋迦牟尼時代，佛教極力反對神權，貶斥神秘，否定方術，一切咒語均爲抛棄之言語。可見，佛祖不提倡方術、密咒等植根于民間的觀念或信仰。其曆史淵源，如在《長阿含經》卷十四•二十“梵動經”有載：“如馀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召喚鬼神，或複驅遣，種種祈禱，無數方道，恐熱于人，能聚能散，能苦能樂……或爲人咒病，或誦惡咒，或誦善咒……或咒水火，或爲鬼咒，或誦刹利咒，或誦象咒、或支節咒，或安宅符咒，或火燒、鼠吃、能爲解咒，或誦知生死書，或誦夢書，或相手面，或誦天文書，或誦—切音書，沙門瞿昙無如此事。”在《中阿含經》卷四十七“多界經”中記載：或有沙門梵志，或持一句咒、二句、叁句、四句、多句、百千句咒，令脫我苦；是求苦、習苦、趣苦；苦盡者，終無是處。”在部派佛教的四分律卷二十七、十誦律卷四十六等，即有佛陀聽許持善咒治療宿食不消、毒蛇、齒痛、腹痛等記載。佛陀在《長阿含經》卷十二大會經中，爲了降伏諸天，結了數咒。佛陀在《雜阿含經》卷九•二五二經，也向舍利說了毒蛇護身咒(注：參見《印度佛教史》聖言法師編述，223頁)。可見，密咒及其使用早在原始佛教的經典中就已出現。不過，密咒最早還是發源于婆羅門教，釋迦牟尼在世時盡量禁止密咒在佛教學說中出現，後來加入佛教的外道人數漸多，他們習用咒語治病。至部派佛教時，如法藏部，推崇目犍連，盛說鬼神，咒法漸行。

　　 就一般而言，佛教密宗的思想萌芽見于《阿含經》。認爲唱誦巴利文《律藏》和《長阿合經•大會經》等中某些簡單經文，依此功德就可除災招福，此爲明咒信仰。這種形式的密教叫“雜密”。還有以特定的文字、語句爲特征，冥想與此有關的深刻含義，以期達到精神統一的陀羅尼。這些明咒、陀羅尼被稱作“真言”(注：參見《印度•中國•日本叁國佛教史略》49—50頁，中國佛教協會經書印贈處世哲學994年出版)。這些即是最初的“雜密”。

　　 根據密教自己的說法，密教是由大日如來(摩诃毗盧遮那)傳授給金剛薩埵(又名金剛手、持金剛)。金剛薩埵是大日如來的內眷屬，是諸執金剛的上首，處于金剛法界宮，親蒙大日如來的教敕而結誦傳持密乘，成爲付授密法的第二祖。釋迦牟尼圓寂後八百余年，龍樹菩薩出世，開南天鐵塔而親自向金剛薩埵面授密乘，爲第叁祖(注：參見《印度佛教史》227頁，聖嚴法師編述)。又如“日本傳統說金剛乘的教義照佛陀的囑咐被金剛薩埵貯在南印度的一座窣堵波下面，直到人們能夠理解的時候，方才問世。後來龍樹開了這座寶塔，接受了金剛薩埵的灌頂，然後傳播這種教義。”(注：［英］渥德爾著《印度佛教史》453頁，王世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出版)。這些傳說性的記載很可能是後來密教學者附會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密教的萌芽早在原始佛教時期就已存在，只是沒有得到發展而已。至部派佛教時期，密教已經積累了許多素材；到大乘佛教時期，密教已經有了部分理論性的東西。正如多羅那他在他的《印度佛教史》中所說：在僧護時代，事部和行部二類，顯然已流行約有二百年了，但是，瑜伽與無上瑜伽二類，此時尚未出現，直到後來波羅王朝時，始見宏傳。至此，密教的傳承系統還很模糊，也比較雜亂。既沒有出現權威的密教著作，也沒有形成完整的傳承製度。因此，公元七世紀中葉以前出現的零散密教都可歸入“初期雜密”的範疇。

　　 B、後期密教

　　 中世紀，隨著印度社會的不斷發展及其複雜變遷，佛教徒們加大順應社會變化的力度。這主要表現在他們所崇奉的佛教的變化上，佛教徒竭盡全力將後期大乘佛教逐漸向密教化方向發展。在這場大變革運動中，印度的幾座著名佛教寺院，發揮了巨大作用。比如，位于印度王臺城北面僅有幾公裏處的那爛陀寺，則是雲集當時各派學僧的宗教文化研究中心。正如“早期中觀派大師，尤其是龍樹被推斷曾在那裏工作，陳那在那裏傳授他的新理論，此後那爛陀寺一直是知識論研究的主要中心地。幾位笈多朝皇帝供經費，而在八至十二世紀統治摩羯陀和東北印度的波羅朝皇帝們的贊助之下，它達到最大規模。中國朝拜者遺留給我們關于它的逐日生活的一些詳細描寫，他們的敘述，例如好幾千比丘和學生居住該寺，每日舉行將近百來人次的演講，還有學生入學注冊的詳細製度，呈現出從現存宏偉遺址得到的高度組織的印象。印度和西藏的傳統記載有它的圖書館占滿叁座多層大廈。”(注：［英］渥德爾著《印度佛教史》433頁)。一旦密教得到那爛陀寺的接受或支持，其影響就可想而知：極其深遠廣大。

　　 公元七世紀初，那爛陀就開始重視密教中的陀羅尼，並編纂了密教根本典籍《持明咒藏》，還形成了設置壇城的禮儀，壇城中巳出現供奉的神。說明後期大乘佛教，由于煩瑣的理論，不爲群衆所接受，爲了爭取廣大群衆信徒，斷然采用了專長神秘儀式的印度教的宗教禮儀。從此那爛陀寺便成爲發展密教的重要基地之一。正如“密教的傳承系統很難判斷清楚，傳承中心是七世紀後半葉的那爛陀寺(注：聖嚴法師編述，《印度佛教史》174頁)。

　　 至于那爛陀寺的創建年代，現在有爭議，但住持那爛陀寺的名德，史料中有零星記載，除了龍樹菩薩在該寺出家爲僧外，是由德慧或護法開始的。之後，那爛陀寺的住持相繼由護月、堅慧、光友、勝友、智月、戒賢、智光、月稱、寂護等諸大論師擔任。這些著名學僧爲密教的興起和發展，作出過不同程度的貢獻。正如“中觀派成立之後，即與密教發生了關系，例如宏化于南印的佛護、清辨，轉入密乘，中印的月稱、智藏、寂護、靜命、蓮華戒，無不學密。密教擡頭，空有二系的大乘學者，終被融化于時代思潮之中。”(注：聖嚴法師編述，《印度佛教史》174頁)。特別是寂護、蓮華戒、解脫軍、師子賢和覺吉祥等在清辨的中觀自續派中加入了瑜伽行學說，從而創立和發展了瑜伽中觀自續派學說，這一學說富于佛教及外道在哲學方面的種種思想，其方法形式也很自由活潑。這就是後期大乘佛教逐漸密教化的一個重要標志。

　　 波羅王朝第四代達摩波羅王(766—829年)，對佛教倍加推崇，嫌當時的那爛陀寺規模不夠宏大，又在恒河南岸的小山上，創建了一座新寺院。這就是以王的一尊號命名的毗俱羅摩屍羅寺(一般稱超行寺或超戒寺或超岩寺)，其規模超過那爛陀寺。超戒寺的中心是一個大菩提佛殿，四周圍繞著一百零八座小寺院，其中一半屬于密教的內道部分(密教也分層次，有內有外，高等的屬于核心部分的叫內道)，另一半屬于密教的外道部分和顯教。寺的牆壁，繪著主持該寺的著名學老的畫像。住寺學者，經常有一百零八人，執事有一百一拾四人。在該寺學習畢業，成績優秀者，國王授予“班智達”(大學者)的學位，有重大成就者又稱爲“守門師”(注：詳見呂澄著《印度佛學源流略講》221—22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因此，超戒寺成爲以密教爲中心的著名寺院，許多傑出密教學僧都出于該寺。比如，九世紀以後，超戒寺的主要密教論師相繼有薰必黑魯伽、佛陀密、不二金剛、阿底峽、寶寂、般若伽羅摩提、黑天察迦林，等等。其中阿底峽于公元十一世紀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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