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白徒、淨人等寺領人口，再發展到“不作不食”農禅合一的禅林清規的分析，對晉唐佛教寺院生産作務方面的問題作了一些探討。

　　中國佛教的祖師大德從大乘菩薩戒的無相戒出發，將修道貫穿于生産作務，從而在理論上解決了農耕與不殺生戒、農耕與修道坐禅的矛盾，攝戒歸禅，從而使“不作不食”作爲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而得以確立。從佛教寺院生産作務方式的變化，可以看出佛教中國化過程中寺院經濟和生活製度上的變遷，爲我們更好地了解中國佛教的特色提供了一條途徑。

　　注釋：

　　[1][荷蘭]許理和《佛教征服中國》，李四龍、裴勇等譯，431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2]何茲全主編《五十年來漢唐佛教寺院經濟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書後附有《五十年來(1935—1981)日本學者研究中國漢唐寺院經濟論文目錄》、《臺灣、香港及東南亞地區學者研究中國漢唐寺院經濟主要論著目錄》，可以從中了解到有關中國佛教經濟研究方面的學術動態。

　　謝重光《漢唐佛教社會史論》，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臺北，1990年。

　　[3][法]謝和耐《中國五——十世紀的寺院經濟》，耿昇譯，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

　　[4]參考道端良秀《中國佛教と社會との交涉》，第65頁，平樂寺書店，京都，1980年。

　　[5]《四分僧戒本》，《大正藏》卷22，1026b。

　　[6]《四分律刪繁補缺行事鈔》卷中3，《大正藏》卷40，76b。

　　[7]《佛遺教經》，《大正藏》卷12，1110c。

　　[8]《佛祖統紀》卷叁十九說：“诏曰：遺教經者，是佛臨涅槃時所說，誡敕弟子甚爲詳要。末俗缁素，不知崇奉；永懷聖教，用思弘闡。宜令有司多寫經本，付京官刺史各一卷。若見僧尼業行與經不同者，公私勸勉，必使遵行。”《大正藏》卷49，365b。

　　[9]謝重光《漢唐佛教社會史論》，第6頁。

　　[10]《南史》卷70，《二十五史》第4冊，第2857頁，上海書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1]《釋氏要覽》卷上，《大正藏》卷54，266a。

　　[12]謝重光《漢唐佛教社會史論》，第7頁。

　　[13]《四分律刪繁補缺行事鈔》卷上，《大正藏》卷40，31a。

　　[14]《南海寄歸內法傳》卷3，《大正藏》卷54，222b。

　　[15]《魏書》卷114，《二十五史》第3冊，第2506頁。

　　[16]《魏書》卷114，《二十五史》第3冊，第2505頁。

　　[17]有關北朝的僧祇戶、佛圖戶，請參考塚本善隆《支那佛教史研究·北魏篇》“北魏の僧祇戶·佛圖戶”，弘文堂書店，日本，1942年。塚本善隆討論到七個問題：1、《佛祖統紀》以來平齊戶解釋的錯誤；2、從平齊戶到僧祇戶；3、僧祇戶、佛圖戶創設年代考；4、僧祇戶的性質與僧祇粟的運用；5、僧祇戶、佛圖戶與佛教律製；6、僧祇戶、佛圖戶的普及；7、僧祇戶、佛圖戶的功罪影響。

　　[18]《魏書》卷62《李彪傳》，《二十五史》第3冊，第2329頁；《魏書》卷110《食貨志》，《二十五史》第3冊，第2487頁。

　　[19]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上)，第28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20]《佛祖統紀》卷38，《大正藏》卷49，355a。

　　[21]《弘明集》卷12，《大正藏》卷52，85a。

　　[22]《舊唐書》卷1，《二十五史》第5冊，第3487頁。

　　[23]《高僧傳》卷5，《大正藏》卷50，351c；《高僧傳》卷3，《大正藏》卷50，337b。

　　[24]謝重光《漢唐佛教社會史論》，第12頁。

　　[25]《釋氏要覽》卷下，《大正藏》卷54，303b。

　　[26]《四分律刪繁補缺行事鈔》卷中2，《大正藏》卷40，67c。

　　[27]《續高僧傳》卷29，《大正藏》卷50，697c。

　　[28]《全唐文》卷257，第114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29]《續高僧傳》卷22，《大正藏》卷50，619b。

　　[30]《高僧傳》卷3，《大正藏》卷50，337b。

　　[31]《高僧傳》卷3，《大正藏》卷50，342c。

　　[32]唐·徐靈府《天臺山記》，見《唐文拾遺》卷50。

　　[33]《弘明集》卷6，《大正藏》卷52，35b。

　　[34]張弓《唐代禅林經濟簡論》，《學術月刊》1987年第9期。

　　[35]對于已經散逸的《百丈清規》，其概略可由下列數種現存資料推知：

　　一、《宋高僧傳》卷10所收之“百丈懷海傳”，《大正藏》卷50，770c—771a。

　　二、《景德傳燈錄》卷6之“百丈傳”附錄“禅門規式”，《大正藏》卷51，250c。

　　叁、《禅苑清規》卷10所收之“百丈規繩頌”，《卍續藏經》卷111，930b—937b。

　　四、《敕修百丈清規》卷8所收之楊億的“古清規序”，《大正藏》卷48，1157c—1158a。

　　五、陳诩的“唐洪州百丈山故懷海禅師塔銘”，《大正藏》卷48，1156b—1157a。

　　[36]近藤良一《百丈清規の成立とその原型》，《駒澤大學研究紀要》第3號。

　　[37]佐藤達玄《戒律在中國佛教的發展》，釋見愍等譯，第676—677頁，香光書鄉出版社，臺灣，1997年。

　　[38]宇井伯壽《第二禅宗史研究》，第378頁，岩波書店。

　　[39]《敕修百丈清規》卷6，《大正藏》卷48，1144a-b。

　　[40]《百丈山大智禅師語錄》，《卍續藏經》卷119，820b。

　　[41]道端良秀《中國佛教と社會との交涉》，58頁。

　　[42]《廣弘明集》卷13，《大正藏》卷52，182b。

　　[43]《全唐文》卷445，第2012頁。

　　[44]《廣弘明集》卷13，《大正藏》卷52，182b。

　　[45]《宋高僧傳》卷10，《大正藏》卷50，770c。

　　[46]《古尊宿語錄》卷1，《卍續藏經》卷118，168b—169a。

　　[47]《宋高僧傳》卷10，《大正藏》卷50，770c。

　　[48]《禅林象器箋》第9類，第350頁，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6年。

　　[49]《幻住庵清規》，《卍續藏經》卷111，997b。

《論中國佛教對生産作務態度的轉變》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