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小說中的觀音信仰
孫昌武
一
在中國佛教史、文化史以至中華民族精神史上，觀音信仰是一個十分重要、複雜而又涉及廣泛的課題。這位大乘佛教的菩薩，來曆不明，所體現的教義單薄並帶有濃厚的異端色彩，一經傳入中土，就贏得了各階層民衆的熱烈、持久的信仰。有的學者曾指出，晉、宋時期盛行起來的玄學化的佛教(這即是一般佛教史注重研究的佛教)，乃是當時佛教僧團上層和皈依佛教的貴族士大夫耽于哲理思辨、被當做學問教養的佛教。在整個佛教發展中，這只是冰山的一角；水下的、少見于文字記載、至今人們尚無所知的部份或有千倍的廣大［1］。這一時期盛行起來的觀音信仰正屬于那水下的一部份。所幸在當時的傳說故事集裏保存著不少相關材料，再參照其他文獻記載和出土文物等，可供我們初步明了早期觀音信仰的實態，這也是佛教曆史發展中的重要潮流。
引人深思的是，在南北朝佛典注疏和僧俗護法著述中，觀音信仰很少被提及；論及之處也多是做爲佛陀的權引方便的顯化來解說的［2］。而對比之下，自西晉太康七年(286)竺法護出《正法華》(其中的《光世音普門品》本是在該經主體結集完成後被附入的，所宣教義又是多與全經相悖的)，觀音信仰即迅速地流傳開來；《普門品》則脫離《法華》而以《普門品經》、《觀世音經》的名目做爲單經流行。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南北朝時期，由于國土分裂的形勢，再由于地域等諸多客觀條件，不但南、北的佛教發展形勢不同，地域間也往往有所不同。但觀音信仰卻是無所阻隔地迅速弘傳南、北，普及到社會各階層。從中可以看到宗教信仰心的威力，也可以體認觀音這位菩薩及其所體現的教義是如何地適應時代和民衆的需要。
如前所述，有關南北朝時期觀音信仰的實態的材料大量保存在當時民衆間流傳的傳說故事中。這些故事被記錄在僧史、僧傳等佛家著述裏，有些更被義學大師引述到著作裏［3］，更多則被記載、結集爲“釋氏輔教之書”［4］，或記錄在一般的搜羅奇事逸聞的故事集如劉義慶《宣驗記》、王琰《冥祥記》、侯白《旌異記》等書裏。這後一類書今人主要是當做“志怪小說”看待，被納入文學史進行研究。但究其實際情況，當時人傳說那些故事，從主導傾向看並不是有意識地進行藝術創作，而是虔誠的信仰心的一種表現形式，又是宣揚、弘傳這種信仰的有效方式。宗教的核心內容是信仰；宗教的生命力在廣大民衆的信仰實踐活動中。從這個基點看，那些觀音傳說無論是所反映的信仰內容，還是所表現的信仰實態，都顯示了當時佛教發展的重要的、本質的側面。
然而，這些以“釋氏輔教”爲主要功能的觀音傳說，一經被著錄爲文字，加上文士的辭采形容，就被賦與了一定的審美價值。就是說，它們被當作小說是有一定道理的。特別由于草創階段的六朝小說本來就沒有和逸聞瑣記、神話傳說區分開來。因此，這些觀音傳說和當時流行的另外許多佛、道二教的傳說一樣，理所當然地被看成是六朝小說的一部份。而從文化發展史的角度看，這正顯示了佛教對于小說的影響。這樣，六朝時期形成的一大批觀音傳說，既是佛教影響文人和文學的産物，它們本身又是宗教意識的表現形態。這些小說流傳廣遠，一部份在宋代被錄入《太平廣記》，以至清代以後仍憑籍《觀音慈林集》之類的宣教通俗讀物流通，它們長期深刻地作用于曆代民衆的精神生活，對整個佛教的長遠發展也産生了重大影響。
從唐宋時期的佛教造像和其它有關資料可以看出，在當時的民衆信仰中，觀音這位體現“它力救濟”、“現世利益”的菩薩，已取得了淩駕以至超越佛陀的地位。而六朝觀音傳說在造成這種潮流方面正起了決定性的推動作用，以至終于形成了明、清以後“家家阿彌陀，戶戶觀世音”的局面。所以，無論是研究佛教史還是文學史，特別是研究佛教與文學關系史，這些觀音傳說都是很重要的。
二
六朝僧俗著作中記錄的觀音傳說，主要的具有典型性的是那些流傳民間、被文人搜集、整理的靈驗故事。這也是早期觀音信仰流行的直接産物。後來的例如慧皎《高僧傳》所記載的觀音傳說，多是抄攝這些故事而已。所以，這是當時佛教信仰實態的直截的表現。
這些文人所集錄的傳說，除了《宣驗記》、《冥祥記》等書中保存一批外，更集中形成爲在我國久佚、被存留在日本寺廟裏的叁個故事集，即宋傳亮《光世音應驗集》、宋張演《續光世音應驗記》和齊陸杲《系觀光世音應驗記》［5］。其中前二者形成很早：傅亮書是根據謝敷的《光觀音應驗》寫成的，而謝書完成于隆安叁年(399)以前。即距《正法華》出經百年；在文學史上，則在幹寶《搜神記》之後，《世說新語》以前。張演續傅書；而陸書近七十條，可以看做是一代觀音傳說的“總集”。所以這叁種著作可做爲研究六朝觀音傳說的基本材料。
叁種書前都有序言，不僅明著了編撰動機與經過，而且其自身即是反映當時信仰實情的好資料。傅亮《光世音應驗記序》說［6］：
右七條。謝慶緒往撰《光世音應驗》一卷十余事，送與先君。余昔居會土，遇兵亂失之。頃還此境，尋求其文，遂不複存。其中七條具識，余不能複記其事。故以所憶者更爲此記，以悅同信之士雲。
這裏所說的可能是最早結集觀音傳說的謝慶緒，“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余年，鎮軍郗愔召爲主簿，臺征博士，皆不就”［7］。據《高僧傳》卷五《竺法曠傳》，著名居士、早期護法名篇《奉法要》作者“郗超、謝慶緒並結交塵外”。又據同書卷四《于道邃傳》，道邃“後與籣公俱過江，謝慶緒大相推重”。則謝是宗教心頗爲誠笃的人。他廣泛結交法侶，是信佛士大夫的典型。他把所著《光世音應驗》傳給傅瑗，瑗又傳給其子亮。傅瑗也“與郗超善”，而“亮以佐命功，封建成縣公”，“布衣儒生，僥幸際會，既居宰輔，兼總垂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自知傾覆，求退無由”［8］，終于在元嘉叁年(426)被誅。則他的信佛也是與所處境遇相關的。
張演《續光世音應驗記序》說：
右十條。演少因門訓，獲奉大法，每欽服靈異，用兼緬慨。竊懷記拾，久而未就。曾見傅氏所錄，有契乃心。即撰所聞，繼其篇末，傳諸同好雲。
張演出身的吳郡張氏，也是著名的奉佛世家。其家族中幾輩人，如叔父邵、兄弟永、辯、從兄弟暢、敷、子緒、再從侄融、淹等，都禮佛敬僧，以奉法著名。特別是張融，是護法名文《門律》的作者，其中有“吾門世奉佛”的話。他遺囑死後殡葬要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9］，更是代表了六朝士大夫信仰實情的具有典型性的逸話。
陸杲《系觀世音應驗記序》寫得更詳細：
陸杲曰：昔晉高士謝字慶緒記光世音應驗事十有余條，以與安成太守傅瑗字叔玉。傅家在會稽，經孫恩亂，失之。其子宋尚書令亮字季友猶憶其七條，更追撰爲記。杲祖舅太子中舍人張演字景玄又別記十條，以續傅所撰。合十七條，今傳于世。杲幸邀釋迦遺法，幼便信受。見經中說光世音，尤生恭敬。又睹近世書牒及智識永傳，其言威神諸事，蓋不可數。益悟聖靈極近，但自感激。信人人心有能感之誠，聖理謂有必起之力。以能感而求必起，且何緣不如影響也。善男善女人，可不勖哉！今以齊中興元年，敬撰此卷六十九條，以系傅、張之作。故連之相從，使覽者並見。若來哲續聞，亦即綴我後。神奇世傳，庶廣飧信。此中詳略，皆即所聞知。如其究定，請俟飧識。
從文中知道，張演是陸杲的“祖舅”。吳郡陸氏和張氏同屬吳中四大姓，陸杲母爲張暢女，這種士族間的聯姻也有著信仰方面的基礎。陸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叁十卷”［10］。釋法通“憩定林上寺……吳郡陸杲……並策步山門，禀其戒法”［11］。則他也是一位虔誠的奉法實踐者。
從以上叁篇序，可以知道當時觀音傳說流傳，也即是觀音信仰的以下特點。
首先，這些觀音傳說不是創作，而是做爲實際見聞在流傳中形成的。張演是“即撰所聞”；後來的陸杲又加上文字記載：“睹近世書牒及智識永傳”。這又可以從故事被不斷相互抄攝所證明：傅亮的書是追憶謝慶緒的記載而成的；而他的書七條中有五條被王琰錄入《冥祥記》。劉義慶《宣驗記》裏也有一批觀音故事，其中《毛德祖》條被張演所轉錄；《高荀》、《郭宣》、《李儒》叁條被陸杲轉錄。《冥祥記》集中了一批觀音傳說，在魯迅輯本裏即保存叁十四條之多，其中大半內容同于陸書［12］。這裏顯然沒有“創作權”的問題。許多傳說在被記錄時還專門著明流傳途徑。特別是早出的傅、張二書更是如此。這其中僧侶的作用值得注意。他們的特殊身份決定他們是觀音信仰熱心的傳播者。例如傅書第二條帛法橋事，其人沙門多有識之者，竺僧扶爲橋沙彌，故事傳出當與此人有關；第叁條邺西叁胡道人事，則是僧道壹在邺所聞見；第四條窦傅事，爲道山自江北到江南對謝慶緒說；第六條徐榮事，爲沙門支道蘊所述；張書第一條是徐義爲“惠嚴法師說其事”；第九條義熙中士人事是毛德祖向“法宋法師說其事”；陸書第十叁條彭城北一人事爲“德藏尼親聞本師釋慧期所記”；第二十七條王葵事“是道聰所說”；第四十九條張崇事爲“智生道人自所親見”，等等。這表現僧侶在宣揚這些傳說中所起的突出作用。當然甚或有他們特意涅造的部份。但從總的情況看，故事是在民間流傳中形成的。
其次，謝、傅、張、陸以至劉義慶、王琰等上層士大夫做爲觀音傳說的記錄者，同時大抵又是這些靈驗傳聞的信仰者。在上引序文中已明確表示了“欽服靈異”、“益悟聖靈極近”的心態。他們更積極參與、推動了觀音信仰的弘傳。前面提到傅書窦傅事是謝慶緒傳出；第六條徐榮事是“榮後爲會稽府都護，謝慶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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