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信論》，開智慧門依《法華經》，顯不思議解脫依《維摩經》，明諸法正性依《思益經》，了無異自然無礙解脫依《華嚴經》”。是北宗立教仍有藉于文字，此是與南宗不同重點之一。
弘忍傳衣法的弟子慧能弘化于嶺南。弟子之中有五大宗匠：一南嶽懷讓，二青原行思，叁荷澤神會，四南陽慧忠，五永嘉玄覺。懷讓與行思又稱爲二甘露門。懷讓的弟子道一風化大行，當時稱爲洪州宗。神會一系稱荷澤宗。這都是南宗的流派。
神秀與慧能並無所謂高下之分，而且互相尊重。神秀曾薦慧能于武後，遣使往請，而慧能謙讓，終不度嶺。其門下懷讓、行思、慧忠、玄覺各行其道，也無所爭論。爭論之興是由于神會。神會是襄陽人，姓高氏，于景龍中(707--710)谒慧能，居曹溪數年。慧能卒後遍尋名迹，開元八年(720)住南陽龍興寺，有《南陽和尚頓教解脫禅門直了性壇語》一卷(敦煌經卷本)。自神秀卒後，其弟子普寂奉神秀爲六祖，普寂爲七祖。神會因于開元二十二年(734)在滑臺大雲寺設無遮大會，建立南宗宗旨，攻擊普寂與大雲寺崇遠法師，反覆論議。獨孤沛集爲《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一卷(敦煌經卷本)。一方面批評神秀、普寂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以此爲禅門的錯誤，而以見本性爲禅，所以不教人坐身住心人定。另一方面提出傳衣的問題。說達摩傳以一領袈裟，以爲法信，授與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慧能，六代相承。而神秀不得信衣。並且說普寂同學廣濟曾至慧能處盜取袈裟而未能得。以至亦推此袈裟在弘忍處亦叁度被偷，在道信處也一度被偷的說法。天寶四年(745)兵部侍郎宋鼎請神會到洛陽，每月說法，破清淨禅，立如來禅(《曆代法寶記》)。天寶八年(749)又在洛陽荷澤寺再定宗旨。天寶十二年(753)便被禦史盧奕誣奏神會聚衆，疑萌不利而黜往弋陽。天寶十四年因安祿山之亂，肅宗爲籌軍費，特請神會主壇度僧、所獲財帛，頓支軍費。于是南宗的正統便得確定。而神會得成爲南宗第七祖，同時也是荷澤宗的初祖，由法如、惟宗、道圓、宗密次第相承。宗密轉承賢首，其後荷澤宗便無聞了。究其實，神會雖極力爭辯南宗的正統，而南宗之得以流傳光大，卻不是神會一系，相反是青原行思和南嶽懷讓的傳流。至于當時南宗的流弊也複不小。當時南方禅人改撰《壇經》，添揉鄙談，錯會即心即佛之旨，以爲身心別體，身斷心常，又執妄心以爲即佛，慧忠曾痛爲斥責。北宗之衰，實由于接近士大夫，兼重經典文字，而脫離了離言絕慮的禅門軌則的原故。
僧製的整頓 初唐之末，出家者增多，因而規章製度也不得不更加周密。首先是整理僧籍。開元七年(719)令諸道士女道士僧尼之簿籍叁年一造，其籍一本送祠部，一本送鴻胪，一本留于州縣(《唐令拾遺·雜令篇》)。祠部郎中一人是管理僧尼簿籍的(《通典》卷二十叁)，是自武後延載元年(694)改定的(《佛祖統紀》卷四十)。
其次是度僧的製度，開元十二年(724)敕天下僧尼，年六十以下者限誦二百紙經，每一年限誦七十叁紙，叁年一試，落者還俗，不得以坐禅、對策義試，諸寺叁綱統應人大寺院(《唐會要》卷四九)。肅宗至德二年(757)诏白衣通佛經七百紙者令爲比丘(《宋高僧傳·道標傳》)。乾元元年(758)又敕五嶽各建寺，選高行沙門主之，诏白衣能誦五百紙者度爲僧，或納錢百缗，請牒剃度，也賜明經出身(宋本覺《釋氏通鑒》卷九)。大概是七百紙的背誦太嚴格而又放寬了尺度。同時度僧的人數也有限額。開元十六年(728)曾因春郊禮成，推恩度僧道，诏天下觀寺有絕無道士女冠僧尼者，宜量觀寺大小度六七人(《全唐文》卷二四)。天寶六年(747)诏精簡真行，一州許度叁人(《宋高僧傳·神皓傳》)。
對于浮濫的寺院和僧尼，便加以沙汰和製約。開元二年(714)姚崇奏說：“中宗以來公主外戚皆奏度僧尼，出私財造寺。富戶強丁多剃發避徭役，所在充滿。敕有司檢校僧徒，僞濫僧還俗者二百余人。”(《舊唐書·姚崇傳》)開元中又有澄清佛寺诏說：“不度人來尚二十余載。訪問在外有叁十已下小僧尼，宜令所司及州府括責處分。”(《全唐文》卷叁十)開元二年並限製造寺。敕天下寺觀屋宇先成，自今已後更不得創造。若有破壞事須修理，仍經所司陳牒檢驗，先後所詳。開元十九年(731)又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拆除之，功德移人近寺，大者皆封閉。公私望風，凡大屋大像亦被殘毀(《佛祖統紀》卷四十)。其他有诏令如禁百官與僧道往還和僧俗往還，百官不得辄容僧尼至家。緣吉凶要須設齋者，皆于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又禁僧徒斂財。僧尼除講律外一切禁斷。禁僧道掩匿诏說：道士僧尼多有虛挂名籍，或權隸他寺，或侍養私門。托少爲詞，避其所管。互相掩匿，共成奸詐，甚非清淨之意。自今以後更不得于州縣權隸，侍養師主父母。此邑者並宜括還本寺觀。又禁僧道不守戒律，或公訟私競，或飲酒食肉，非處行宿，出入市廛，罔避嫌疑，莫尊本教，令州縣官嚴加捉搦禁止。所有以上一切措施終因安祿山之亂，賣度牒以籌軍費而失去其效用。初安祿山反，司空楊國忠以爲正庫物不可給士，遣禦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缗而已·(《新唐書·食貨志》)。天寶十四年(755)兩京陷沒，用右仆射裴冕權計，大府各置戒壇度僧，僧稅缗，謂之香水錢，聚是以充軍須。于時又于關輔諸州納錢度僧道萬余人。是爲賣牒之始。至德二年(757)用禦史鄭叔清與宰相裴冕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
佛教藝術的燦爛成就 唐代的佛教繪畫藝術，就人才的鼎盛，題材的豐富，畫法的神妙，都呈現前所未有的燦爛。壁畫中以經變爲多，如《法華經變》(見《寶塔品變》、《如來壽量品變》、《淨土變》、《觀音普門品變》)，《藥師經變》(《琉璃淨土變》)、《彌勒上生》、《下生經變》(《兜率淨土變》)、《無量壽經變》(《極樂淨土變》)、《觀無量壽佛經變》、《金光明經變》、《華嚴經變》、《涅槃經變》、《大方廣佛報恩經變》，《賢劫千佛經變》、《佛本生變》(《六牙白象本生變》、《須大拿太子本生變》)、《地獄變》等。
唐代的造像也與六朝造像的風格有所不同。六朝晚期雕像的面部多細長，唐代則多豐圓，六朝晚期的造像，莊嚴增多，衣紋繁瑣，唐代裝飾簡約，衣紋單薄，六朝菩薩造像姿式正直，唐代菩薩像姿態優柔。總之唐代造像多呈慈祥溫麗之感，形態更逼真。其小銅像多系雕刻而非鑄造。雕刻甚細密，發極細，足下有臺，銘文或刻臺腳，或刻在像背。至于石像，面像豐麗，薄衣透體，脅侍菩薩相好溫雅。
唐代自唐初至開元、天寶之間開鑿石窟之風，也很盛興。如河南洛陽龍門，山西太原天龍山，甘肅敦煌莫高窟，山東濟南千佛岩，都有唐代增修的石窟群。其他如山東青州駝山，四川廣元等摩崖造像也是很著名的。
自儀風四年罽賓僧佛陀波利傳來《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經佛陀波利、杜行顫、地婆波羅各自譯出，大得流布。于是建造石幢、刊刻經咒之風盛行于世，而石幢藝術，別具風格。幢座、幢蓋都有不同的形式以及花紋或人物的雕刻，製作精美。
此外叁彩陶像、磁像也極名貴。又有磚像，亦名泥壓像，是用模壓泥成像，此法盛行于唐初。塑像用泥塑，也有用紙塑爲之的。如善遇法師臨終，以所有文章雜書史積爲大聚，製爲紙堅，于寺造金剛兩軀(《南海寄歸內法傳》)。至于造夾纖像的技術有更大的發展。武後命僧薛懷義造夾纖大像，其小指甲猶容數十人。
唐代名畫家，如唐朱景玄《名畫錄》所記，以吳道玄爲第一。初名道子，玄宗召人禁中，改名道玄。善功德、佛像、鬼神、地獄，都冠絕于時。所謂“天縱其能，獨步當世”。其弟子中以盧楞伽、楊光庭爲上足。盧楞伽善佛像、地獄，楊光庭善佛像。自貞觀以來至于開元，稱神品的有閻立本，善功德；尉遲乙僧善菩薩、功德，奇形異貌，筆迹灑落。薛稷善佛菩薩像；稱妙品的有張孝師，善佛像、地獄；稱能品的有王定，菩薩聖僧往往警絕；陳淨心、陳淨眼兄弟善長功德。至于名塑家當推楊惠之，初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筆迹，號爲畫友，其後道子聲光獨顯，惠之乃專肄塑作，成爲中國塑作史中的名家。其弟子元伽兒、員名、程進善雕刻石像，吳道玄的弟子張仙喬、王耐兒也工塑。
第十叁節 中唐的佛教(763—827)
佛教的升沈情況 唐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六帝相承，凡六十年間稱爲中唐。自安史之亂以後經濟凋蔽，丁戶損失了叁分之二。內而宦官專權，外而藩鎮割據，政治已逐漸紊亂。當時佛教在代宗初年，曾得到發揚，德宗時曾受到抑製，憲宗等各帝時度僧仍受到限製，而群衆的佛教信仰卻是被提倡的。
代宗好祠祀，喜祝，因爲宰相元載、王缙、杜鴻漸都信佛，也就深信佛教，大事度僧。即位之初，廣德元年(763)改元大赦，便令河南河北僞度僧尼道士女冠全與正度。廣德二年(764)玄宗諱日、肅宗諱日各度僧數百人，並許輔相大臣置功德院。特別是宦官魚朝恩爲了把持朝政，利用佛教作爲圖寵和誘惑代宗的手段，于大曆二年(767)以賜莊建章敬寺，爲帝母章敬太後資冥福。有四十八院，四千一百叁十余間，窮極壯麗。大曆叁年(768)代宗到章敬寺，恩度僧尼千人。秋七月又出盂蘭盆賜章敬寺。大曆八年(773)诏天下寺院僧尼道士不滿七人者度七人，叁七人以上者度一人，二七以下者度叁人。又在五臺山建金阇寺，鑄銅爲瓦，塗以黃金，光照山谷，費巨億萬。但是度僧既多，逐漸須要製約了。出家者限令念經千紙，方許落發(《宋高僧傳·神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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