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信论》，开智慧门依《法华经》，显不思议解脱依《维摩经》，明诸法正性依《思益经》，了无异自然无碍解脱依《华严经》”。是北宗立教仍有藉于文字，此是与南宗不同重点之一。
弘忍传衣法的弟子慧能弘化于岭南。弟子之中有五大宗匠：一南岳怀让，二青原行思，三荷泽神会，四南阳慧忠，五永嘉玄觉。怀让与行思又称为二甘露门。怀让的弟子道一风化大行，当时称为洪州宗。神会一系称荷泽宗。这都是南宗的流派。
神秀与慧能并无所谓高下之分，而且互相尊重。神秀曾荐慧能于武后，遣使往请，而慧能谦让，终不度岭。其门下怀让、行思、慧忠、玄觉各行其道，也无所争论。争论之兴是由于神会。神会是襄阳人，姓高氏，于景龙中(707--710)谒慧能，居曹溪数年。慧能卒后遍寻名迹，开元八年(720)住南阳龙兴寺，有《南阳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一卷(敦煌经卷本)。自神秀卒后，其弟子普寂奉神秀为六祖，普寂为七祖。神会因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在滑台大云寺设无遮大会，建立南宗宗旨，攻击普寂与大云寺崇远法师，反覆论议。独孤沛集为《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一卷(敦煌经卷本)。一方面批评神秀、普寂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以此为禅门的错误，而以见本性为禅，所以不教人坐身住心人定。另一方面提出传衣的问题。说达摩传以一领袈裟，以为法信，授与慧可。可传僧璨，璨传道信，信传弘忍，忍传慧能，六代相承。而神秀不得信衣。并且说普寂同学广济曾至慧能处盗取袈裟而未能得。以至亦推此袈裟在弘忍处亦三度被偷，在道信处也一度被偷的说法。天宝四年(745)兵部侍郎宋鼎请神会到洛阳，每月说法，破清净禅，立如来禅(《历代法宝记》)。天宝八年(749)又在洛阳荷泽寺再定宗旨。天宝十二年(753)便被御史卢奕诬奏神会聚众，疑萌不利而黜往弋阳。天宝十四年因安禄山之乱，肃宗为筹军费，特请神会主坛度僧、所获财帛，顿支军费。于是南宗的正统便得确定。而神会得成为南宗第七祖，同时也是荷泽宗的初祖，由法如、惟宗、道圆、宗密次第相承。宗密转承贤首，其后荷泽宗便无闻了。究其实，神会虽极力争辩南宗的正统，而南宗之得以流传光大，却不是神会一系，相反是青原行思和南岳怀让的传流。至于当时南宗的流弊也复不小。当时南方禅人改撰《坛经》，添揉鄙谈，错会即心即佛之旨，以为身心别体，身断心常，又执妄心以为即佛，慧忠曾痛为斥责。北宗之衰，实由于接近士大夫，兼重经典文字，而脱离了离言绝虑的禅门轨则的原故。
僧制的整顿 初唐之末，出家者增多，因而规章制度也不得不更加周密。首先是整理僧籍。开元七年(719)令诸道士女道士僧尼之簿籍三年一造，其籍一本送祠部，一本送鸿胪，一本留于州县(《唐令拾遗·杂令篇》)。祠部郎中一人是管理僧尼簿籍的(《通典》卷二十三)，是自武后延载元年(694)改定的(《佛祖统纪》卷四十)。
其次是度僧的制度，开元十二年(724)敕天下僧尼，年六十以下者限诵二百纸经，每一年限诵七十三纸，三年一试，落者还俗，不得以坐禅、对策义试，诸寺三纲统应人大寺院(《唐会要》卷四九)。肃宗至德二年(757)诏白衣通佛经七百纸者令为比丘(《宋高僧传·道标传》)。乾元元年(758)又敕五岳各建寺，选高行沙门主之，诏白衣能诵五百纸者度为僧，或纳钱百缗，请牒剃度，也赐明经出身(宋本觉《释氏通鉴》卷九)。大概是七百纸的背诵太严格而又放宽了尺度。同时度僧的人数也有限额。开元十六年(728)曾因春郊礼成，推恩度僧道，诏天下观寺有绝无道士女冠僧尼者，宜量观寺大小度六七人(《全唐文》卷二四)。天宝六年(747)诏精简真行，一州许度三人(《宋高僧传·神皓传》)。
对于浮滥的寺院和僧尼，便加以沙汰和制约。开元二年(714)姚崇奏说：“中宗以来公主外戚皆奏度僧尼，出私财造寺。富户强丁多剃发避徭役，所在充满。敕有司检校僧徒，伪滥僧还俗者二百余人。”(《旧唐书·姚崇传》)开元中又有澄清佛寺诏说：“不度人来尚二十余载。访问在外有三十已下小僧尼，宜令所司及州府括责处分。”(《全唐文》卷三十)开元二年并限制造寺。敕天下寺观屋宇先成，自今已后更不得创造。若有破坏事须修理，仍经所司陈牒检验，先后所详。开元十九年(731)又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并拆除之，功德移人近寺，大者皆封闭。公私望风，凡大屋大像亦被残毁(《佛祖统纪》卷四十)。其他有诏令如禁百官与僧道往还和僧俗往还，百官不得辄容僧尼至家。缘吉凶要须设斋者，皆于州县陈牒，寺观然后依数听去。又禁僧徒敛财。僧尼除讲律外一切禁断。禁僧道掩匿诏说：道士僧尼多有虚挂名籍，或权隶他寺，或侍养私门。托少为词，避其所管。互相掩匿，共成奸诈，甚非清净之意。自今以后更不得于州县权隶，侍养师主父母。此邑者并宜括还本寺观。又禁僧道不守戒律，或公讼私竞，或饮酒食肉，非处行宿，出入市廛，罔避嫌疑，莫尊本教，令州县官严加捉搦禁止。所有以上一切措施终因安禄山之乱，卖度牒以筹军费而失去其效用。初安禄山反，司空杨国忠以为正库物不可给士，遣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万缗而已·(《新唐书·食货志》)。天宝十四年(755)两京陷没，用右仆射裴冕权计，大府各置戒坛度僧，僧税缗，谓之香水钱，聚是以充军须。于时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僧道万余人。是为卖牒之始。至德二年(757)用御史郑叔清与宰相裴冕议，以天下用度不充，诸道得召人纳钱，给空名告身，授官勋邑号。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
佛教艺术的灿烂成就 唐代的佛教绘画艺术，就人才的鼎盛，题材的丰富，画法的神妙，都呈现前所未有的灿烂。壁画中以经变为多，如《法华经变》(见《宝塔品变》、《如来寿量品变》、《净土变》、《观音普门品变》)，《药师经变》(《琉璃净土变》)、《弥勒上生》、《下生经变》(《兜率净土变》)、《无量寿经变》(《极乐净土变》)、《观无量寿佛经变》、《金光明经变》、《华严经变》、《涅槃经变》、《大方广佛报恩经变》，《贤劫千佛经变》、《佛本生变》(《六牙白象本生变》、《须大拿太子本生变》)、《地狱变》等。
唐代的造像也与六朝造像的风格有所不同。六朝晚期雕像的面部多细长，唐代则多丰圆，六朝晚期的造像，庄严增多，衣纹繁琐，唐代装饰简约，衣纹单薄，六朝菩萨造像姿式正直，唐代菩萨像姿态优柔。总之唐代造像多呈慈祥温丽之感，形态更逼真。其小铜像多系雕刻而非铸造。雕刻甚细密，发极细，足下有台，铭文或刻台脚，或刻在像背。至于石像，面像丰丽，薄衣透体，胁侍菩萨相好温雅。
唐代自唐初至开元、天宝之间开凿石窟之风，也很盛兴。如河南洛阳龙门，山西太原天龙山，甘肃敦煌莫高窟，山东济南千佛岩，都有唐代增修的石窟群。其他如山东青州驼山，四川广元等摩崖造像也是很着名的。
自仪风四年罽宾僧佛陀波利传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佛陀波利、杜行颤、地婆波罗各自译出，大得流布。于是建造石幢、刊刻经咒之风盛行于世，而石幢艺术，别具风格。幢座、幢盖都有不同的形式以及花纹或人物的雕刻，制作精美。
此外三彩陶像、磁像也极名贵。又有砖像，亦名泥压像，是用模压泥成像，此法盛行于唐初。塑像用泥塑，也有用纸塑为之的。如善遇法师临终，以所有文章杂书史积为大聚，制为纸坚，于寺造金刚两躯(《南海寄归内法传》)。至于造夹纤像的技术有更大的发展。武后命僧薛怀义造夹纤大像，其小指甲犹容数十人。
唐代名画家，如唐朱景玄《名画录》所记，以吴道玄为第一。初名道子，玄宗召人禁中，改名道玄。善功德、佛像、鬼神、地狱，都冠绝于时。所谓“天纵其能，独步当世”。其弟子中以卢楞伽、杨光庭为上足。卢楞伽善佛像、地狱，杨光庭善佛像。自贞观以来至于开元，称神品的有阎立本，善功德；尉迟乙僧善菩萨、功德，奇形异貌，笔迹洒落。薛稷善佛菩萨像；称妙品的有张孝师，善佛像、地狱；称能品的有王定，菩萨圣僧往往警绝；陈净心、陈净眼兄弟善长功德。至于名塑家当推杨惠之，初与吴道子同师张僧繇笔迹，号为画友，其后道子声光独显，惠之乃专肄塑作，成为中国塑作史中的名家。其弟子元伽儿、员名、程进善雕刻石像，吴道玄的弟子张仙乔、王耐儿也工塑。
第十三节 中唐的佛教(763—827)
佛教的升沉情况 唐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六帝相承，凡六十年间称为中唐。自安史之乱以后经济凋蔽，丁户损失了三分之二。内而宦官专权，外而藩镇割据，政治已逐渐紊乱。当时佛教在代宗初年，曾得到发扬，德宗时曾受到抑制，宪宗等各帝时度僧仍受到限制，而群众的佛教信仰却是被提倡的。
代宗好祠祀，喜祝，因为宰相元载、王缙、杜鸿渐都信佛，也就深信佛教，大事度僧。即位之初，广德元年(763)改元大赦，便令河南河北伪度僧尼道士女冠全与正度。广德二年(764)玄宗讳日、肃宗讳日各度僧数百人，并许辅相大臣置功德院。特别是宦官鱼朝恩为了把持朝政，利用佛教作为图宠和诱惑代宗的手段，于大历二年(767)以赐庄建章敬寺，为帝母章敬太后资冥福。有四十八院，四千一百三十余间，穷极壮丽。大历三年(768)代宗到章敬寺，恩度僧尼千人。秋七月又出盂兰盆赐章敬寺。大历八年(773)诏天下寺院僧尼道士不满七人者度七人，三七人以上者度一人，二七以下者度三人。又在五台山建金阇寺，铸铜为瓦，涂以黄金，光照山谷，费巨亿万。但是度僧既多，逐渐须要制约了。出家者限令念经千纸，方许落发(《宋高僧传·神凑传》)。…
《中国佛教史》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