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國寶忠謹，宜見親信(《晉書，王國寶傳》)。桓玄亦因尼支妙音爲殷仲堪圖荊州刺史(《比丘尼傳》)。所以慧遠與桓玄書亦有“佛教淩遲，穢雜日久，每一尋至，慨憤盈懷”之歎。桓玄欲沙汰衆僧，慧遠爲之廣立條製。
佛教與文化 東晉時代佛教義學之興，是與都講製度有關系的，而這都講製度引起當時學術界極大興趣。所謂都講製度是在法師講說經論時，另推一人爲都講，專向法師提出質疑問難以相辯駁。如支遁在山陰時講《維摩經》，許詢爲都講。遁通一義，衆人都以爲詢無以厝難；詢每說一難，衆亦以爲支遁不複能通。如此至竟，兩家不竭。聽衆都以爲已經了解支遁的意旨。但自相覆說，兩叁番以後理路便亂，不能相續了。又如晉哀帝時在建業，同時延請即色宗的支遁講《道行般若》，請竺道潛講《大品》，請義合宗的于法開講《放光般若》。使不同的學派同時各自弘揚，給佛教的義學以極大的啓發。此外元帝時帛屍梨蜜多羅譯出《大灌頂經》等密教經典。孝武帝時昙無蘭譯出許多咒經。雖然當時傳習的人不多，但也豐富了佛教的內容。
佛教既以慈濟爲懷，西域沙門多通醫術。如漢代安世高洞曉醫術，妙善針脈，睹色知病，投藥必濟。晉時于法開祖述耆婆，妙通醫法。耆婆是與佛同時的名醫家，可見于法開所學是印度的醫道。有人問于法開曰：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醫術經懷
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愈風寒之病，自利利人不亦可乎。《隋書·經籍志》有于法開《議論備豫方》一卷，支法存《申蘇方》五卷。于法開弟子于道邃也善方藥。其時在北國，佛圖澄善于醫術。時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爲醫療，應時瘳損。單道開與佛圖澄同時，善治眼疾。佛圖澄弟子竺佛調居常山寺，常備醫藥。由于佛法的東漸，同時也傳人印度的醫術，豐富了中國的醫學。在繪畫方面，自從東吳曹不興吸取西域佛像的畫法，創造性運用在中國原有的技巧之中，使中國的繪畫有很大的發展，其流派日漸興盛，曹不興的弟子衛協，當時稱爲畫聖。衛協的弟子張墨、顧恺之，都享盛名。張墨在屏風上畫維摩诘像。顧恺之爲瓦官寺壁畫了一尊維摩居士像，光照一室，並規定第一天來看的每人應即施十萬錢，頃刻便得錢百萬。顧恺之的弟子毛惠遠，遠傳其弟惠秀，秀有胡僧圖、釋迦十弟子圖，張墨弟子顧駿之有嚴公等像，均見于《曆代名畫記》。又《公私畫史》稱永嘉法王寺有駿之畫。可見當時許多畫家，都用佛教畫作爲創作而且以寺院成爲畫家的研究所。
兩晉之時造寺既多，造像當然更多，西域傳來各種佛像。漢地也從而仿造。當時佛像的種類已經是多種多樣的。第一金箔像，是用薄銅板槌打成的。東晉沙門竺道一于太和年(366--371)中在嘉祥寺造金箔千佛像。第二銅鑄像，當時有鑄造丈六釋迦像或彌陀像的。第叁雕像，用木或玉雕成。第四夾紵漆像，今俗稱脫沙像。用泥作型，內裏空虛而外加紵布，然後施漆。第五塑像，用泥土塑成，永和六年(350)尚書何充塑泥像七龛((晉書》卷七十九)。第六繡像。釋道安居襄陽，苻堅遣使送外國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縷繡像，織成各一張(《高僧傳·釋道安傳》)。第七織成像，宋米芾《畫史}說，朱長文收錦織成諸像，闊四尺，長五六尺，上有織成牌子，題晉永和年造(345--356)。第八結珠像。第九織珠像。
東晉的雕像名家是戴逵、戴頤父子。戴逵在建康瓦官寺手製佛像五軀，在會稽靈寶寺造丈六無量壽像。造時潛坐在帏幔中聽人褒貶，隨加研究，叁年才成。
兩晉之時，內地的佛教藝術的發展多在寺內，而甘涼一帶，地多山嶺，接近西域，吸收西域的文化，因而有因山修龛造窟的。甘肅永靖縣炳靈石窟，一名唐述谷，始于晉泰始年(265--274)(《法苑珠林》卷五十叁)。
第叁章 叁學並弘時期
第五節 北方十六國的佛教(310—431)
後趙的佛教與佛圖澄 自從西晉末年汾河流域的匈奴人劉淵起兵反抗晉統治者的壓迫，推翻了西晉王朝，建立前趙，後來羯族的石勒建立後趙，攻滅前趙，于是中國北方陷于部落集團混戰狀態，有五族十六國先後繼起，匈奴族有前趙、北涼、夏；羯族有後趙；鮮卑族有前燕、後燕、南燕、北燕、南涼、西秦；氐族有前秦、後涼；羌族有後秦；漢人建國的有成、前涼、西涼。自愍帝建興四年(316)西晉滅亡以後，一直到宋元嘉十六年(439)中國北部才統一于北魏，結束了混戰的局面。十六國之中與佛教有重要關系的，是石趙的崇奉佛圖澄，苻秦的尊敬釋道安，姚秦的禮重鸠摩羅什，集叁千學士廣事翻譯，弘傳中觀之學，使佛教的學術風氣爲之一變，于是叁學並弘，各擅專業，北涼的優遇昙無谶，創譯《涅槃經》。此外前涼張天錫、前燕慕容銑、後燕慕容垂、南燕慕容德、後涼呂光、西秦乞伏乾歸也都與佛教有一些聯系。不見有關佛教史實的紀載的只有前趙、成、南涼、西涼、夏、北燕六國。
佛教是由外國傳來的宗教，其在中國得到傳播，首先是由于自發的群衆要求，爲了在階級壓迫之下求得精神的安慰，而對佛教樂于信奉。在統治者方面最初是采取抑製的態度。雖有一二人想利用群衆信仰作爲政治資本，如楚王英、笮融，但是失敗了。到了魏晉之初，統治者對佛教采取溫和態度，也建立寺院，供養衆僧，但還未曾以政令推行佛教。佛教是在東晉時南北兩方民族矛盾尖銳的時期盛興起來的，而南北兩方佛教興起的情況有所不同。南地的統治者著重在佛教學術，群衆出家，人數不多，大半集中在大城市，尚能以學修爲重。北方的統治者偏重在僧德，群衆出家極多，普遍于各州郡，主要是逃避徭役以對異族統治消極抵抗。
十六國的興起，主要由于種族壓迫，所引起的民族仇恨，所以最初的劉趙、石趙對漢族的壓迫、屠殺也極凶殘。這時佛圖澄以一西域沙門，仗其超人的智慧，取得石勒的信任，極力以德化相勸導。《佛圖澄傳》中說：“(石勒)專以殺戮爲務，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勸。”及勒既見澄而信服之後，接受了佛圖澄的谏勸，“凡應被誅余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當時群衆既托庇于佛教，所以佛圖澄的前後門徒幾及一萬，所經過的州郡建立寺院有八百九十叁所。但石勒、石虎並不是信仰佛教，只是由于佛圖澄對于征戰吉凶常有正確的預示，因而尊信其個人，有事必咨而後行。石虎對他更是敬奉，朝會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皆舉輿，司空每日往候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往朝谒。至于群衆出家以逃避徭役，石虎卻深致不滿，于是下書問中書令：“今沙門甚衆，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真僞。”結果認爲漢人信奉外來的宗教，可以削弱其民族觀念，于是甯可犧牲經濟上的利益而取得政治上的成效，下書說：“佛是戎神，正所應奉”，“樂事佛者悉聽爲道。”
佛圖澄的學術思想，史傳不載。只稱其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無能屈者。並且注重戒行。道安的《比丘大戒序》中說：“至澄和上，多所正焉。”從其弟子釋道安、竺法汰的理論造詣精湛，僧朗的碩學淵通(見《水經注》)，竺法雅妙通精理，比丘尼安令首思致淵深等來推測，而且有佛調、須菩提等遠從天竺、康居等同來從他受訓，可見其佛學成就是高深的。
前秦的佛教與釋道安 佛圖澄的弟子釋道安是于劉趙時出家(325)，石趙時從佛圖澄受業。佛圖澄卒後，石趙滅亡，避難于山西陽城縣王屋女林山，轉入太行恒山，創立寺塔，渡河依陸渾，最後遷居襄陽十五年，每年宣講《放光般若》。太元四年(379)秦苻堅攻襄陽，迎安至長安。僧衆數千，大弘法化。
苻堅極力效慕漢族的文明，禮賢下士以英主自居，對于道安備致恭敬。自稱“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每日召見道安與王嘉于外殿之側。苻堅遊于東苑，令道安同辇。道安既得苻堅的尊重，故得以在長安與西域沙門大力提倡翻譯，爲二十年後鸠摩羅什的翻譯事業打下良好的基礎。先後請僧伽提婆、昙摩難提、僧伽跋澄等譯出衆經一百八十七卷，而道安與法和共參校定，诠定音字，詳核文旨，使新出諸經得以考正。同時注述經義，予以正確的發揮。其著作約有二十五部，二十八卷，今皆不傳。傳中說：“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湮沒未通。每至講說，惟述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典，鈎深致遠，其所注經，序致淵富，妙盡深旨。條貫既序，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正因爲道安改革了前人用外書比擬佛教的“格義”方法而直接從經文尋繹其義旨，所以能有文理會通、經義克明之功。其著作之中，所輯《綜理衆經目錄》尤有功于佛教文獻。傳中說：“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論品新舊，撰爲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在道安以前只有一代或一人所翻譯的經錄，自道安始作總錄，開後代佛典目錄學的先例。此錄今不傳，但大致采人梁僧祜《出叁藏記集》中。
安于幼年在邺從佛圖澄受業時，就注意戒律，每以世亂未能盡習爲恨(道安(比丘大戒序》)。安晚年在長安，徒衆既有數千，不能不有共住的規約。于是安製定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爲叁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之法，叁日布薩差使悔過等法。第一是講學的儀軌，第二是修道的儀軌，第叁是持戒的儀軌。當時天下寺舍則而從之。魏晉沙門各自依師爲姓。安以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爲姓，果符經旨，遂成後代的永式。
道安的提倡翻譯，述正經義，纂輯經錄，製定軌範，在佛教界中完成了承先啓後之功，是偉大的。
苻秦一代翻譯的成功，竺佛念的功績也不爲小。竺佛念是涼州人，精于訓沽之學，善曉華戎音義，先協助昙摩持傳譯，後也自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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