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国宝忠谨，宜见亲信(《晋书，王国宝传》)。桓玄亦因尼支妙音为殷仲堪图荆州刺史(《比丘尼传》)。所以慧远与桓玄书亦有“佛教凌迟，秽杂日久，每一寻至，慨愤盈怀”之叹。桓玄欲沙汰众僧，慧远为之广立条制。
佛教与文化 东晋时代佛教义学之兴，是与都讲制度有关系的，而这都讲制度引起当时学术界极大兴趣。所谓都讲制度是在法师讲说经论时，另推一人为都讲，专向法师提出质疑问难以相辩驳。如支遁在山阴时讲《维摩经》，许询为都讲。遁通一义，众人都以为询无以厝难；询每说一难，众亦以为支遁不复能通。如此至竟，两家不竭。听众都以为已经了解支遁的意旨。但自相覆说，两三番以后理路便乱，不能相续了。又如晋哀帝时在建业，同时延请即色宗的支遁讲《道行般若》，请竺道潜讲《大品》，请义合宗的于法开讲《放光般若》。使不同的学派同时各自弘扬，给佛教的义学以极大的启发。此外元帝时帛尸梨蜜多罗译出《大灌顶经》等密教经典。孝武帝时昙无兰译出许多咒经。虽然当时传习的人不多，但也丰富了佛教的内容。
佛教既以慈济为怀，西域沙门多通医术。如汉代安世高洞晓医术，妙善针脉，睹色知病，投药必济。晋时于法开祖述耆婆，妙通医法。耆婆是与佛同时的名医家，可见于法开所学是印度的医道。有人问于法开曰：法师高明刚简，何以医术经怀
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调九候以愈风寒之病，自利利人不亦可乎。《隋书·经籍志》有于法开《议论备豫方》一卷，支法存《申苏方》五卷。于法开弟子于道邃也善方药。其时在北国，佛图澄善于医术。时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为医疗，应时瘳损。单道开与佛图澄同时，善治眼疾。佛图澄弟子竺佛调居常山寺，常备医药。由于佛法的东渐，同时也传人印度的医术，丰富了中国的医学。在绘画方面，自从东吴曹不兴吸取西域佛像的画法，创造性运用在中国原有的技巧之中，使中国的绘画有很大的发展，其流派日渐兴盛，曹不兴的弟子卫协，当时称为画圣。卫协的弟子张墨、顾恺之，都享盛名。张墨在屏风上画维摩诘像。顾恺之为瓦官寺壁画了一尊维摩居士像，光照一室，并规定第一天来看的每人应即施十万钱，顷刻便得钱百万。顾恺之的弟子毛惠远，远传其弟惠秀，秀有胡僧图、释迦十弟子图，张墨弟子顾骏之有严公等像，均见于《历代名画记》。又《公私画史》称永嘉法王寺有骏之画。可见当时许多画家，都用佛教画作为创作而且以寺院成为画家的研究所。
两晋之时造寺既多，造像当然更多，西域传来各种佛像。汉地也从而仿造。当时佛像的种类已经是多种多样的。第一金箔像，是用薄铜板槌打成的。东晋沙门竺道一于太和年(366--371)中在嘉祥寺造金箔千佛像。第二铜铸像，当时有铸造丈六释迦像或弥陀像的。第三雕像，用木或玉雕成。第四夹紵漆像，今俗称脱沙像。用泥作型，内里空虚而外加紵布，然后施漆。第五塑像，用泥土塑成，永和六年(350)尚书何充塑泥像七龛((晋书》卷七十九)。第六绣像。释道安居襄阳，苻坚遣使送外国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各一张(《高僧传·释道安传》)。第七织成像，宋米芾《画史}说，朱长文收锦织成诸像，阔四尺，长五六尺，上有织成牌子，题晋永和年造(345--356)。第八结珠像。第九织珠像。
东晋的雕像名家是戴逵、戴颐父子。戴逵在建康瓦官寺手制佛像五躯，在会稽灵宝寺造丈六无量寿像。造时潜坐在帏幔中听人褒贬，随加研究，三年才成。
两晋之时，内地的佛教艺术的发展多在寺内，而甘凉一带，地多山岭，接近西域，吸收西域的文化，因而有因山修龛造窟的。甘肃永靖县炳灵石窟，一名唐述谷，始于晋泰始年(265--274)(《法苑珠林》卷五十三)。
第三章 三学并弘时期
第五节 北方十六国的佛教(310—431)
后赵的佛教与佛图澄 自从西晋末年汾河流域的匈奴人刘渊起兵反抗晋统治者的压迫，推翻了西晋王朝，建立前赵，后来羯族的石勒建立后赵，攻灭前赵，于是中国北方陷于部落集团混战状态，有五族十六国先后继起，匈奴族有前赵、北凉、夏；羯族有后赵；鲜卑族有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南凉、西秦；氐族有前秦、后凉；羌族有后秦；汉人建国的有成、前凉、西凉。自愍帝建兴四年(316)西晋灭亡以后，一直到宋元嘉十六年(439)中国北部才统一于北魏，结束了混战的局面。十六国之中与佛教有重要关系的，是石赵的崇奉佛图澄，苻秦的尊敬释道安，姚秦的礼重鸠摩罗什，集三千学士广事翻译，弘传中观之学，使佛教的学术风气为之一变，于是三学并弘，各擅专业，北凉的优遇昙无谶，创译《涅槃经》。此外前凉张天锡、前燕慕容铣、后燕慕容垂、南燕慕容德、后凉吕光、西秦乞伏乾归也都与佛教有一些联系。不见有关佛教史实的纪载的只有前赵、成、南凉、西凉、夏、北燕六国。
佛教是由外国传来的宗教，其在中国得到传播，首先是由于自发的群众要求，为了在阶级压迫之下求得精神的安慰，而对佛教乐于信奉。在统治者方面最初是采取抑制的态度。虽有一二人想利用群众信仰作为政治资本，如楚王英、笮融，但是失败了。到了魏晋之初，统治者对佛教采取温和态度，也建立寺院，供养众僧，但还未曾以政令推行佛教。佛教是在东晋时南北两方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盛兴起来的，而南北两方佛教兴起的情况有所不同。南地的统治者着重在佛教学术，群众出家，人数不多，大半集中在大城市，尚能以学修为重。北方的统治者偏重在僧德，群众出家极多，普遍于各州郡，主要是逃避徭役以对异族统治消极抵抗。
十六国的兴起，主要由于种族压迫，所引起的民族仇恨，所以最初的刘赵、石赵对汉族的压迫、屠杀也极凶残。这时佛图澄以一西域沙门，仗其超人的智慧，取得石勒的信任，极力以德化相劝导。《佛图澄传》中说：“(石勒)专以杀戮为务，沙门遇害者甚众。澄悯念苍生，欲以道化劝。”及勒既见澄而信服之后，接受了佛图澄的谏劝，“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当时群众既托庇于佛教，所以佛图澄的前后门徒几及一万，所经过的州郡建立寺院有八百九十三所。但石勒、石虎并不是信仰佛教，只是由于佛图澄对于征战吉凶常有正确的预示，因而尊信其个人，有事必咨而后行。石虎对他更是敬奉，朝会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皆举舆，司空每日往候起居，太子诸公五日一往朝谒。至于群众出家以逃避徭役，石虎却深致不满，于是下书问中书令：“今沙门甚众，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简详议真伪。”结果认为汉人信奉外来的宗教，可以削弱其民族观念，于是宁可牺牲经济上的利益而取得政治上的成效，下书说：“佛是戎神，正所应奉”，“乐事佛者悉听为道。”
佛图澄的学术思想，史传不载。只称其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与诸学士论辩疑滞，无能屈者。并且注重戒行。道安的《比丘大戒序》中说：“至澄和上，多所正焉。”从其弟子释道安、竺法汰的理论造诣精湛，僧朗的硕学渊通(见《水经注》)，竺法雅妙通精理，比丘尼安令首思致渊深等来推测，而且有佛调、须菩提等远从天竺、康居等同来从他受训，可见其佛学成就是高深的。
前秦的佛教与释道安 佛图澄的弟子释道安是于刘赵时出家(325)，石赵时从佛图澄受业。佛图澄卒后，石赵灭亡，避难于山西阳城县王屋女林山，转入太行恒山，创立寺塔，渡河依陆浑，最后迁居襄阳十五年，每年宣讲《放光般若》。太元四年(379)秦苻坚攻襄阳，迎安至长安。僧众数千，大弘法化。
苻坚极力效慕汉族的文明，礼贤下士以英主自居，对于道安备致恭敬。自称“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每日召见道安与王嘉于外殿之侧。苻坚游于东苑，令道安同辇。道安既得苻坚的尊重，故得以在长安与西域沙门大力提倡翻译，为二十年后鸠摩罗什的翻译事业打下良好的基础。先后请僧伽提婆、昙摩难提、僧伽跋澄等译出众经一百八十七卷，而道安与法和共参校定，诠定音字，详核文旨，使新出诸经得以考正。同时注述经义，予以正确的发挥。其着作约有二十五部，二十八卷，今皆不传。传中说：“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湮没未通。每至讲说，惟述大意转读而已。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经，序致渊富，妙尽深旨。条贯既序，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正因为道安改革了前人用外书比拟佛教的“格义”方法而直接从经文寻绎其义旨，所以能有文理会通、经义克明之功。其着作之中，所辑《综理众经目录》尤有功于佛教文献。传中说：“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论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在道安以前只有一代或一人所翻译的经录，自道安始作总录，开后代佛典目录学的先例。此录今不传，但大致采人梁僧祜《出三藏记集》中。
安于幼年在邺从佛图澄受业时，就注意戒律，每以世乱未能尽习为恨(道安(比丘大戒序》)。安晚年在长安，徒众既有数千，不能不有共住的规约。于是安制定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之法，三日布萨差使悔过等法。第一是讲学的仪轨，第二是修道的仪轨，第三是持戒的仪轨。当时天下寺舍则而从之。魏晋沙门各自依师为姓。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为姓，果符经旨，遂成后代的永式。
道安的提倡翻译，述正经义，纂辑经录，制定轨范，在佛教界中完成了承先启后之功，是伟大的。
苻秦一代翻译的成功，竺佛念的功绩也不为小。竺佛念是凉州人，精于训沽之学，善晓华戎音义，先协助昙摩持传译，后也自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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