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的有蜀郡僧正僧恭(《高僧傳·慧持傳》)。宋齊之世有荊州僧正，吳國僧正，南克州僧正，南海僧正，江州僧正，郢州僧正，雍州僧正等。這些僧正可由中央任用，也可由刺史以教令任用。宋世都邑僧正有法和(《僧苞傳》)、法穎(本傳)、道溫(本傳)、昙嶽、智斌(《僧瑾傳》)。齊初法穎再爲僧正，其後有法悅。京師除了僧正之外還有都維那、悅衆二職。宋世以慧璩爲京邑都維那。宋明帝泰始(465--471)中始以僧瑾爲天下僧主，給法伎一部，親信二十人，月給錢叁萬，冬夏四賜並車輿吏力。繼任的是昙度(《僧瑾傳》)、道盛(本傳)、法持(《佛祖統紀》)。齊世以法獻、玄暢同爲僧主，分任南北兩岸。宋代還有都邑尼正、尼統。宋明帝太始二年(466)以寶賢尼爲都邑僧正，法淨尼爲都邑維刀口。
在宋初曾在部分地區出現沙汰沙門之舉，如宋太祖即位時(元嘉元年，424)，劉粹爲雍州刺史，釋罷諸沙門二千余人以補府吏。其後沙門權貴交相結納者益甚。元嘉四年(427)文帝以慧琳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當時曾有黑衣宰相之譏。廬陵王義真、謝靈運、顔延之都與慧琳周旋異常。元嘉六年(429)江夏王義恭爲荊州刺史，就文帝求一義學沙門以自隨。其後元嘉二十一年(444)義宣鎮荊州，亦請求那跋陀羅同行。元嘉二十二年(445)範晔謀殺文帝，立彭城王義康，王園寺法靜尼參預往還，義康所供養法略道人，罷道而爲奔走。元嘉二十五年(448)南郡王義宣多蓄嫔媵，後房千余，尼媪數百，男千叁十人。崇飾绮麗，費用殷廣。孝武孝建元年(454)江州刺史臧質反，柳元景爲檄宣數其罪雲：“質姬妾百房，尼僧千計。”其年孝武帝普責百官谠言，周朗上書評論僧尼雜亂情況說：“習慧者日替其修，事戒者日繁其過。遂至糜散錦帛，侈飾車從，複粗假醫術，托雜蔔數，延姝滿室，置酒浃堂，寄夫寄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恒有。”“今宜嚴申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罷遣，余則隨其藝行各爲條製。使禅義經誦，人能其一。”大明二年(458)沙門昙標、道方與秣陵民藍宏期等謀于八月一日夜起兵攻宮門，殺太宰及諸大臣，立羌民高阇爲天子。事發被誅。孝武帝因下诏沙汰沙門，自非誡行精苦，並使還俗。但諸寺尼僧出入宮掖，交關妃後，製竟不能行。大明六年(462)孝武帝又製沙門致敬人主。至廢帝立(465)，仍複舊製。宋後廢帝于元徽五年(477))遊青園尼寺，又到新安寺就昙度道人飲酒醉，回宮後被害死的。到了齊代各帝遊幸寺院也是常事。齊高帝建元元年(479)至莊嚴寺聽僧遠道人講。武帝永明元年(483)往安樂寺，和帝中興元年(501)于竹林寺禅房宴群臣。
由于漢地佛法的興盛，對于西域和好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元嘉五年(428)師子國王刹利摩阿奉表，天竺迦毗黎王月愛遣使奉表，元嘉七年(430)诃羅陀國遣使奉表，十年(433)阿羅單國王毗阿跋摩奉表，十二年(435)阇婆婆達國王師黎婆達阿羅跋摩遣使奉表，都盛贊中國佛法的興盛，並獻方物。
第四章 衆師異說時期
第七節 梁陳的佛教(502--589)
蕭衍的崇佛 兩晉之時，佛教的弘傳，在南方是崇尚佛理，在北國是尊重僧德。而南方佛教與政治的關系主要是沙門與士大夫階層的聯系。最高統治者對佛教的優禮只是隨順士大夫階層的風尚。宋文帝與何尚之的問答最足說明當時統治階級中對佛教的不同觀念。文帝說：“朕少時讀經不多，比日彌複無暇，叁世因果未辨厝懷。而複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故也。”範泰、謝靈運以爲“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治，必求靈性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爲指南耶”
文帝不同意範謝的意見而贊美顔延之的《釋性論》、宗炳的《難黑白論》。以爲佛教“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何尚之也引慧遠的言論說：“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爲要務。”而以爲“若使家家持戒，則一國息刑”(《高僧傳·慧嚴傳》)。可見在晉宋之時有兩種見解，一種是認爲佛教只重在個人的靈性而無裨于政治，一種是認爲佛教直接有助于教化。當時在統治階級中雖有一部分人認爲佛教可以利用爲當時的政治服務，然而佛教畢竟是外來的宗教，其初期的發展主要是靠僧衆的努力，所宣傳的教義如慈悲、平等諸觀念，並不完全有利于統治者。將佛教完全控製于統治者之手，使其在社會上的影響符合于統治者的要求，在南方是自梁代蕭衍開始的。
梁武帝蕭衍，最初研究儒學，既而信奉道教，叁十九歲接管了齊代的政權。叁年之後，于天監叁年(504)下诏舍道奉佛。天監十八年(519)從智約受佛戒，法名冠達。于大通元年(527)，中大通元年(529)，中大同元年(546)，太清元年(547)前後四次舍身奉佛，群臣以一億錢奉贖。每次舍身時都在同泰寺中升講堂法座爲四衆講經。大同中(535--545)曾欲自任僧正，綱維僧侶，因智藏的爭論而止(《續高僧傳·智藏傳》)。所有這些舉動，無非是要表示其以人王而兼法王的聲勢，淩駕諸大德之上，以便控製佛教而爲己用。他先撰有《孝經》、《周易》、《毛詩》、《春秋》、《尚書》等講疏數百卷，事佛以後又撰《涅槃》、《大品》、《淨名》、《叁慧》等經義記數百卷，發揮他自己的見解，以製旨頒示群臣和僧衆。正因爲統治者要控製佛教而直接參預了佛教的研究、撰述、辯論，這就刺激佛教內部的學術思想向前發展，一變過去笃守師承之風而爲學無常師，各抒己見。于是進入了在漢地融化成熟的佛教思想逐漸完成爲獨立的思想體系的准備階段。
梁代統治者爲了對佛教發號施令，把佛教完全置于控製之下，使佛教爲統治者的利益服務，必須先要求自己通達佛理，而統治者是無暇深入研究經典的，于是纂輯佛典以供參考成爲首要的工作。梁武帝曾令道朗將各家《涅槃經疏》彙成爲《涅槃經集解》，天監七年(508)令僧曼撰《衆經要抄》八十八卷，又令智藏撰《義林》八十一卷，天監十四年(515)令僧紹撰《華林殿衆經目錄》，二年後又令寶唱改定。又令寶唱集《續*輪論》七十余卷，《法集》一百叁十卷，《經律異相》五十五卷。簡文帝蕭綱也撰《法寶聯璧》二百六十卷。這些著作對于當時佛教研究上起了促進作用。特別是如《義林》之類纂述義章便成治理經論的主要方法。
成實與叁論之學 當東晉和北方十六國時代，南北的佛教是交流的。到了北魏統一北方之後，南北的佛教也成了對峙的局面。北方盛弘地論與毗昙，南方盛弘叁論與成實。
梁代成實有叁大家：一是莊嚴寺僧曼，二是開善寺智藏，叁是光宅寺法雲。叁人都從僧柔、慧次受學。僧曼著《成實義疏》十卷。晉安太守劉業問曼曰：法師立義何以多儒
曼曰，宋世資道生，頓悟以通經，齊世重僧柔，影毗昙以講論。貧道謹依經文，文玄則玄，文儒則儒耳。這說明僧曼是不以僧柔之學爲然。法雲以經論合撰有四十科，爲四十二卷，又精研《法華》，撰有《義疏》，時人稱之爲“雲法華”。智藏講《大小品》、《涅槃》、《般若》、《法華》、《十地》、《金光明》、《成實》、《百論》、《阿毗昙心》等，各著《義疏》，《成實義疏》有十四卷。叁家學說各有專擅。《續高僧傳·義解篇》雲：“梁代叁師互指爲謬，審文纰亂，可有致言，義在情求。情安倚伏。”慧韶初聽僧曼講成實，以爲聽聞義淺，更聽智藏講，遂覺理與言玄。寶瓊初從法雲學，覺其詞富唱高，乃改從南澗仙師學。由此可辨叁家爲學之殊。智藏之學後傳于僧綽，住龍光寺，成爲陳代成實重鎮。又莊嚴智爝立新成實宗。《續高僧傳·智聚傳》雲：“莊嚴爝師新實一宗，鷹揚萬代。”又說：“爝法師闡成論之美，名實騰湧，遠近朝宗，獨步江表。”又梁代招提慧琰撰《成論玄義》十七卷，文詞繁富，難于尋閱，智脫爲之刪正。脫又以江南成實並述義章，至于論文曾無顧涉，乃撰《論疏》四十卷。
宋代既盛弘竺道生頓悟之說，竺道生雖咨禀于羅什而立說與羅什不同。梁武帝既代齊，自以正統自居，在佛教中也要維持法統，因此極力恢複關中叁論之學。時有法度于宋末由北方南來，住在攝山。明僧紹待以師友之敬，卒後又舍所居爲棲霞精舍以居之。度卒後弟子僧朗繼綱山寺，《華嚴》、《叁論》，最所命家。梁武帝乃勃諸義士受業于山。朗弟子僧诠，聲譽遠舉。僧诠弟子四人：慧勇居禅衆，共辯住長幹，法朗在興皇，慧布留攝山。時人稱爲“诠公四友：所謂四句朗，領悟辯，文章勇，得意布”(《續高僧傳·慧布傳》)。僧诠原來在山中只是頓迹幽林，禅味相得。慧勇等四人來後，最初尚無教導，經久已後，方爲敷演。誡說：此法精妙，識者能行，無使出房。所以僧诠在世時，四人無敢言者。僧诠逝後方各擅威容，而共辯定慧兩舉，講唱兼存禅衆，其義體與法朗不同。法朗批評其爲中假師。法朗卒時以徒衆付囑與茅山明法師。又有弟子吉藏居會稽嘉祥寺，隋世人長安，建立了叁論宗。綜觀梁陳兩代的佛教思想，是梁武宗崇大論，兼習成實，學人聲望，從風歸靡；陳武好異前朝，廣流大品，尤敦叁論(《續僧傳·法泰傳》)。
真谛的攝論之學 約當晉宋之際，在印度興起了大乘的瑜伽學派。百余年後分51j由海陸兩路傳人中國。由陸路傳人北魏，發展成爲地論師學派，由海路傳人梁陳，發展成爲攝論師學派。
梁武帝于大同中遣直省張汜送扶南國使回國，因便延請摩揭陀國名德叁藏及諸經論。適值西印度優禅尼國法師真谛在扶南弘化，因邀與俱來，以大同十二年(546)到南海，太清二年(548)到建業。逢世亂未能翻譯，展轉移徙于浙贛等處。初居富春，大寶叁年(552)侯景迎還金陵。承聖叁年(554)流寓于豫章、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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