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的有蜀郡僧正僧恭(《高僧传·慧持传》)。宋齐之世有荆州僧正，吴国僧正，南克州僧正，南海僧正，江州僧正，郢州僧正，雍州僧正等。这些僧正可由中央任用，也可由刺史以教令任用。宋世都邑僧正有法和(《僧苞传》)、法颖(本传)、道温(本传)、昙岳、智斌(《僧瑾传》)。齐初法颖再为僧正，其后有法悦。京师除了僧正之外还有都维那、悦众二职。宋世以慧璩为京邑都维那。宋明帝泰始(465--471)中始以僧瑾为天下僧主，给法伎一部，亲信二十人，月给钱三万，冬夏四赐并车舆吏力。继任的是昙度(《僧瑾传》)、道盛(本传)、法持(《佛祖统纪》)。齐世以法献、玄畅同为僧主，分任南北两岸。宋代还有都邑尼正、尼统。宋明帝太始二年(466)以宝贤尼为都邑僧正，法净尼为都邑维刀口。
在宋初曾在部分地区出现沙汰沙门之举，如宋太祖即位时(元嘉元年，424)，刘粹为雍州刺史，释罢诸沙门二千余人以补府吏。其后沙门权贵交相结纳者益甚。元嘉四年(427)文帝以慧琳善谈论，因与议朝廷大事，遂参权要，当时曾有黑衣宰相之讥。庐陵王义真、谢灵运、颜延之都与慧琳周旋异常。元嘉六年(429)江夏王义恭为荆州刺史，就文帝求一义学沙门以自随。其后元嘉二十一年(444)义宣镇荆州，亦请求那跋陀罗同行。元嘉二十二年(445)范晔谋杀文帝，立彭城王义康，王园寺法静尼参预往还，义康所供养法略道人，罢道而为奔走。元嘉二十五年(448)南郡王义宣多蓄嫔媵，后房千余，尼媪数百，男千三十人。崇饰绮丽，费用殷广。孝武孝建元年(454)江州刺史臧质反，柳元景为檄宣数其罪云：“质姬妾百房，尼僧千计。”其年孝武帝普责百官谠言，周朗上书评论僧尼杂乱情况说：“习慧者日替其修，事戒者日繁其过。遂至糜散锦帛，侈饰车从，复粗假医术，托杂卜数，延姝满室，置酒浃堂，寄夫寄妻者不无，杀子乞儿者恒有。”“今宜严申佛律，裨重国令，其疵恶显着者悉皆罢遣，余则随其艺行各为条制。使禅义经诵，人能其一。”大明二年(458)沙门昙标、道方与秣陵民蓝宏期等谋于八月一日夜起兵攻宫门，杀太宰及诸大臣，立羌民高阇为天子。事发被诛。孝武帝因下诏沙汰沙门，自非诫行精苦，并使还俗。但诸寺尼僧出入宫掖，交关妃后，制竟不能行。大明六年(462)孝武帝又制沙门致敬人主。至废帝立(465)，仍复旧制。宋后废帝于元徽五年(477))游青园尼寺，又到新安寺就昙度道人饮酒醉，回宫后被害死的。到了齐代各帝游幸寺院也是常事。齐高帝建元元年(479)至庄严寺听僧远道人讲。武帝永明元年(483)往安乐寺，和帝中兴元年(501)于竹林寺禅房宴群臣。
由于汉地佛法的兴盛，对于西域和好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元嘉五年(428)师子国王刹利摩阿奉表，天竺迦毗黎王月爱遣使奉表，元嘉七年(430)诃罗陀国遣使奉表，十年(433)阿罗单国王毗阿跋摩奉表，十二年(435)阇婆婆达国王师黎婆达阿罗跋摩遣使奉表，都盛赞中国佛法的兴盛，并献方物。
第四章 众师异说时期
第七节 梁陈的佛教(502--589)
萧衍的崇佛 两晋之时，佛教的弘传，在南方是崇尚佛理，在北国是尊重僧德。而南方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主要是沙门与士大夫阶层的联系。最高统治者对佛教的优礼只是随顺士大夫阶层的风尚。宋文帝与何尚之的问答最足说明当时统治阶级中对佛教的不同观念。文帝说：“朕少时读经不多，比日弥复无暇，三世因果未辨厝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卿辈时秀率所敬信故也。”范泰、谢灵运以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必求灵性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
文帝不同意范谢的意见而赞美颜延之的《释性论》、宗炳的《难黑白论》。以为佛教“并足开奖人意。若使率土之滨皆敦此化，则朕坐致太平”。何尚之也引慧远的言论说：“释氏之化，无所不可，适道固自教源，济俗亦为要务。”而以为“若使家家持戒，则一国息刑”(《高僧传·慧严传》)。可见在晋宋之时有两种见解，一种是认为佛教只重在个人的灵性而无裨于政治，一种是认为佛教直接有助于教化。当时在统治阶级中虽有一部分人认为佛教可以利用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然而佛教毕竟是外来的宗教，其初期的发展主要是靠僧众的努力，所宣传的教义如慈悲、平等诸观念，并不完全有利于统治者。将佛教完全控制于统治者之手，使其在社会上的影响符合于统治者的要求，在南方是自梁代萧衍开始的。
梁武帝萧衍，最初研究儒学，既而信奉道教，三十九岁接管了齐代的政权。三年之后，于天监三年(504)下诏舍道奉佛。天监十八年(519)从智约受佛戒，法名冠达。于大通元年(527)，中大通元年(529)，中大同元年(546)，太清元年(547)前后四次舍身奉佛，群臣以一亿钱奉赎。每次舍身时都在同泰寺中升讲堂法座为四众讲经。大同中(535--545)曾欲自任僧正，纲维僧侣，因智藏的争论而止(《续高僧传·智藏传》)。所有这些举动，无非是要表示其以人王而兼法王的声势，凌驾诸大德之上，以便控制佛教而为己用。他先撰有《孝经》、《周易》、《毛诗》、《春秋》、《尚书》等讲疏数百卷，事佛以后又撰《涅槃》、《大品》、《净名》、《三慧》等经义记数百卷，发挥他自己的见解，以制旨颁示群臣和僧众。正因为统治者要控制佛教而直接参预了佛教的研究、撰述、辩论，这就刺激佛教内部的学术思想向前发展，一变过去笃守师承之风而为学无常师，各抒己见。于是进入了在汉地融化成熟的佛教思想逐渐完成为独立的思想体系的准备阶段。
梁代统治者为了对佛教发号施令，把佛教完全置于控制之下，使佛教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必须先要求自己通达佛理，而统治者是无暇深入研究经典的，于是纂辑佛典以供参考成为首要的工作。梁武帝曾令道朗将各家《涅槃经疏》汇成为《涅槃经集解》，天监七年(508)令僧曼撰《众经要抄》八十八卷，又令智藏撰《义林》八十一卷，天监十四年(515)令僧绍撰《华林殿众经目录》，二年后又令宝唱改定。又令宝唱集《续*轮论》七十余卷，《法集》一百三十卷，《经律异相》五十五卷。简文帝萧纲也撰《法宝联璧》二百六十卷。这些着作对于当时佛教研究上起了促进作用。特别是如《义林》之类纂述义章便成治理经论的主要方法。
成实与三论之学 当东晋和北方十六国时代，南北的佛教是交流的。到了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南北的佛教也成了对峙的局面。北方盛弘地论与毗昙，南方盛弘三论与成实。
梁代成实有三大家：一是庄严寺僧曼，二是开善寺智藏，三是光宅寺法云。三人都从僧柔、慧次受学。僧曼着《成实义疏》十卷。晋安太守刘业问曼曰：法师立义何以多儒
曼曰，宋世资道生，顿悟以通经，齐世重僧柔，影毗昙以讲论。贫道谨依经文，文玄则玄，文儒则儒耳。这说明僧曼是不以僧柔之学为然。法云以经论合撰有四十科，为四十二卷，又精研《法华》，撰有《义疏》，时人称之为“云法华”。智藏讲《大小品》、《涅槃》、《般若》、《法华》、《十地》、《金光明》、《成实》、《百论》、《阿毗昙心》等，各着《义疏》，《成实义疏》有十四卷。三家学说各有专擅。《续高僧传·义解篇》云：“梁代三师互指为谬，审文纰乱，可有致言，义在情求。情安倚伏。”慧韶初听僧曼讲成实，以为听闻义浅，更听智藏讲，遂觉理与言玄。宝琼初从法云学，觉其词富唱高，乃改从南涧仙师学。由此可辨三家为学之殊。智藏之学后传于僧绰，住龙光寺，成为陈代成实重镇。又庄严智爝立新成实宗。《续高僧传·智聚传》云：“庄严爝师新实一宗，鹰扬万代。”又说：“爝法师阐成论之美，名实腾涌，远近朝宗，独步江表。”又梁代招提慧琰撰《成论玄义》十七卷，文词繁富，难于寻阅，智脱为之删正。脱又以江南成实并述义章，至于论文曾无顾涉，乃撰《论疏》四十卷。
宋代既盛弘竺道生顿悟之说，竺道生虽咨禀于罗什而立说与罗什不同。梁武帝既代齐，自以正统自居，在佛教中也要维持法统，因此极力恢复关中三论之学。时有法度于宋末由北方南来，住在摄山。明僧绍待以师友之敬，卒后又舍所居为栖霞精舍以居之。度卒后弟子僧朗继纲山寺，《华严》、《三论》，最所命家。梁武帝乃勃诸义士受业于山。朗弟子僧诠，声誉远举。僧诠弟子四人：慧勇居禅众，共辩住长干，法朗在兴皇，慧布留摄山。时人称为“诠公四友：所谓四句朗，领悟辩，文章勇，得意布”(《续高僧传·慧布传》)。僧诠原来在山中只是顿迹幽林，禅味相得。慧勇等四人来后，最初尚无教导，经久已后，方为敷演。诫说：此法精妙，识者能行，无使出房。所以僧诠在世时，四人无敢言者。僧诠逝后方各擅威容，而共辩定慧两举，讲唱兼存禅众，其义体与法朗不同。法朗批评其为中假师。法朗卒时以徒众付嘱与茅山明法师。又有弟子吉藏居会稽嘉祥寺，隋世人长安，建立了三论宗。综观梁陈两代的佛教思想，是梁武宗崇大论，兼习成实，学人声望，从风归靡；陈武好异前朝，广流大品，尤敦三论(《续僧传·法泰传》)。
真谛的摄论之学 约当晋宋之际，在印度兴起了大乘的瑜伽学派。百余年后分51j由海陆两路传人中国。由陆路传人北魏，发展成为地论师学派，由海路传人梁陈，发展成为摄论师学派。
梁武帝于大同中遣直省张汜送扶南国使回国，因便延请摩揭陀国名德三藏及诸经论。适值西印度优禅尼国法师真谛在扶南弘化，因邀与俱来，以大同十二年(546)到南海，太清二年(548)到建业。逢世乱未能翻译，展转移徙于浙赣等处。初居富春，大宝三年(552)侯景迎还金陵。承圣三年(554)流寓于豫章、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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