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兴、平固、南康、临川、晋安、梁安等处。陈天嘉二年(561)由梁安乘船西返，为风所阻，到广州，在广州八年，译出《摄大乘论》三卷、《释论》十一卷，撰《义疏》八卷，又译《俱舍论颂》一卷，《论文》二十二卷，撰《义疏》三十三卷。太建元年(569)卒。生时弟子宗恺等欲迎还建业，而京中名德奏曰：岭表所译众部，多明无尘唯识，言乖治术，有蔽国风，不隶诸华，可流荒服。陈帝然之，因此不能成行。真谛弟子有智恺、僧宗、法准、慧忍、智敫、道尼、法泰、慧旷、宗恺、慧侃等。智恺早卒。真谛来法准房中，嘱道尼、智敫等十二人令弘《摄》、《舍》两论，誓无断绝。真谛所译有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今存三十部九十七卷。所撰经论各疏皆佚失不传。《续高僧传》作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是连同所撰疏义计算在内的。与罗什、玄奘共称为中国三大译家。其译品中除《摄论》、《俱舍论》外，要以《大乘起信论》、《三自性论》、《转识论》、《显识论》为代表其学术思想之作。以真如受熏缘起而成一切法。此真如即是佛性，即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即是第九阿摩罗识。能变之识唯是第八阿赖耶识，而前七识是能缘。阿陀那识是第七识而非第／＼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故皆能成佛，无有永不成佛的。定性二乘也必由佛道而般涅槃。这是与地论师及以后玄奘学说之不同处。其学派在陈代是局限一隅，人隋以后方得盛行。
天台宗的成立 佛教是由印度传来的宗教，而佛教在印度也不断的发展，也就随时有新的学派传人中国。这新旧传人的不同学派在中国又互相结合而创立新的思想体系，这也是必然之势。天台宗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产生的。自从鸠摩罗什传人龙树的中观学派，三论师曾遍传各地。到了北魏，自永平(508--512)以后，勒那摩提、菩提留支、佛陀扇多等相继东来，传人无着、世亲的瑜伽学派。成为地论师。三论学者吸取了瑜伽思想而发展了中观学说，便创立了天台宗。如湛然在《止观义例》中说：一家教门是“以《法华》为宗旨，以《智论》为指南，以《大经》为扶疏，以《大品》为观法”。是以一向都以天台宗出于龙树的学派，但今究其内容实质，是充满瑜伽思想体系的。
最初创始者是北齐(550--577)慧文禅师。他由《中论》的《因缘颂》和《大智度论》三智一心中得而悟道。但是《中论》和《大智度论》的原论都是就真俗二谛而言，他却用地论师的三谛之说解释其文义。三论师的观行注重在观法性与实相，瑜伽师的观行注重在观佛性与唯识。慧文的禅观方法多用觉心，这显然是兼用瑜伽师的观行。
慧思于兴和元年(539)从慧文受观心之法，悟法华三昧以后，多用随自意三昧(行住坐卧饮食言语中随时修习止观)和安乐行(身口意誓愿四安乐行，见《法华经·安乐行品》)。其后在河南光郢等处讲《大品经》，屡遭毒害。陈光大二年(568)南往衡岳，居住十年，于太建九年(577)卒，时年六十三。正因为当时魏齐的统治者崇尚地论，而慧思之学是以三论为基础，不能得到重视，又以瑜伽思想解释三论，为旧三论学者所不容，因而受到迫害。如《续高僧传》所说“怨嫉鸩毒”，“异道兴谋”。结果只可南下入陈。
智顗于陈天嘉元年(560)人光州大苏山从慧思受四安乐行，得人法华三昧，发旋陀罗尼，照了法华，如高山之临幽谷，达诸法相，如长风之游太虚。慧思往南岳，顗至金陵。陈主“好异前朝而广流《大品》，尤敦三论”。慧思、智顗一系融合中观瑜伽的三论新义，便受到殊厚的礼遇，屡请开讲经论。太建七年(575)人天台山，隐栖十余年，完成了一家的教观，所以称为天台宗。其立渐、顿、秘密、不定为化仪四教，三藏、通、别、圆为化法四教。中观学派以般若为至极之教，而天台依瑜伽学派，以小乘为第一时教，称为三藏教；以般若为第二时教，称为通教；以唯识为第三时教，称为别教，更加以融通空有为第四时教，称为圆教。其观法以圆顿止观(《摩诃止观》)，次第止观(《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不定止观(《六妙门》)，随机教授。平生所有讲述，多由弟子灌顶笔记成书，凡三十余部。人隋以后，因为智顗受到陈代各帝的礼遇，所以天台宗受到排斥，只局处于天台一隅，未广弘通。唐天宝以后，经湛然的努力，方得大行于各地。
佛教发展的情况 据《辩正论》所记，梁世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余人。陈世寺有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三万二千人。梁世由于武帝的提倡，比于前代寺院增三分之一，僧尼增加一倍有半。既是骤然增多，僧徒的生活便不可能单纯依靠信徒财帛的布施，而且统治者既要控制佛教于自己的势力之下，也唯有使寺院经济与封建经济紧密结合起来，方能收效。于是寺院在南朝开始走上寺院地主的道路。梁武帝在钟山造大敬爱寺。寺旁有晋丞相王导的赐田八十顷，武帝强付评价，买以施寺。陈慧思居南岳，有十四道士因为诬告，受到给侍僧众的处分。后来道众以老病愿奉田数顷以充香积用赎老身，因名为留田庄(《佛祖统纪·慧思传》)。当时寺院还附设质库。如僧曼要建大殿，费用不足，因把什物儭施待库生长，以付后僧应用(《续高僧传·僧曼传》)。甄彬以一束芋向长沙寺库房质钱，赎时芋中得黄金五两，是他人所质，误置芋中的。可见当时质库的营业范围很广的。僧侣的生活既依赖于寺院的土地剥削，其个人受到信徒供养的便称为某人的“家僧”或“门僧”。
梁代对于寺僧的管理逐渐周密。天监中曾令法超撰《出要律仪》十四卷，通下梁境，并依详用。天监七年(508)令法云“为光宅寺主，创立僧制，雅为后则”。天监十六年(517)又集都邑僧尼，依《涅槃》、《楞伽》、《央掘魔》等经，制断肉食(见《广弘明集》)。但昙瑗与梁朝士书中曾说：“顷见僧尼有事，每越讼公府。且内外殊揆，科例不同。或内律为轻，外制成重；或内法为重，外纲更轻。凡情绳侥，肆其阿便。苟欲利己，则舍内重而附外轻；若在陷他，则弃内轻而依外重。”而要求朝士们对“僧家诤执，依何折断”作出决定。陈代太建十四年(582)曾禁止僧道挟邪左道不依经律，并详为条例。曾检括僧尼无贯者万计，准备举行策经，落第者休道。因智顗反对而止。又令国内受戒未满五夏的，皆参律肆。都邑大寺广置听场，并令昙瑗总知监校。学成还邑前，瑗都对问，理事无疑，方乃遣之。
梁陈虽对僧尼严密的整顿，但是一般僧尼行止仍极奢华。郭祖深上书梁武帝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此数与《辩正论》相差颇大)，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有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已亡其半。而僧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其蠹俗伤德，抑由于此。”至于僧正则更腐化。《宝琼传》中说：“自梁僧之于此任，熏灼威仪，翼卫亚于王公，服玩陈于郑楚。故使流水照于衢路，吏卒喧于堂庑。”这都明显地说明佛教在社会上已经与统治阶级融合无间了。
第八节 北魏的佛教(386--534)
佛教与民族矛盾 北魏的佛教与十六国时期的佛教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十六国之初，佛教流行不广，统治者只是利用僧才，如佛图澄、释道安、僧朗等，以其智慧参预军政的决策，而大德们也藉此劝诫统治者施行慈矜，推惠于民，因以推行佛教。到北魏时，经过石赵、苻秦的提倡，佛教流行已很广泛。于是统治者就直接控制佛教，使佛教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
元魏以鲜卑族崛起于塞北，兼并了北方诸国，统一了中原，进行其残酷统治。道武帝(拓跋硅)由塞北迁都平城，看出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可以利用“人王即是法王”的观念来消除人民的民族观念，所以他平定中山(定县)，经略燕赵时，所经过郡国佛寺，见沙门道士都致敬，派人送礼物给泰山僧朗。皇始中(396--398)以赵郡沙门法果为道人统，总摄僧徒。法果也就迎合其意，致拜人主说；“弘道要由人主，我不是拜天子而是拜佛。”但是统治者既要利用佛教来羁縻群众，不得不给佛教一些特权，群众也就利用这些特权来进行对统治者的反抗。所以北魏每疑沙门为贼，常常无辜地收系僧徒(《续高僧传·僧明传》)。自道武帝(拓跋硅)到宣武帝(元恪)时一百年间，由僧徒倡导的农民起义有七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声势浩大。如《魏书》所记道武帝天兴五年(402)沙门张翘自号无上王，与丁零鲜于次保聚党于常山郡行唐县，为太守楼伏连所破灭。太武帝(拓跋焘)在即位之初，也表示敬重佛教，要佛教为其利用。常与高德沙门共谈论。四月八日与佛行像，也亲自散花致敬。但是沙门多是少壮者，引起统治者的顾虑，太延四年(438)罢沙门年五十已下的。又以沙门可以假托谶记图纬作出反抗统治的信号，于太平真君五年(444)便卜诏说：“沙门之徒假托西戎虚诞，生致妖孽。”“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其在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期一月，“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沙门不住寺而私养在人家，其活动的情况当然受到统治者的猜忌，所以严刑峻法加以限制。终于在太平真君七年(446)芦水胡人盖吴利用“灭魏者吴”的民谣，起义于杏城(陕西中部县)，有众十余万，且与刘宋联络。太武帝亲往攻击，行到长安，见佛寺中大有弓矢矛盾，和富人所寄财物，因疑沙门与盖吴通谋，于是下令遍诛，坑杀全国境内沙门，焚毁经像。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中所谓“三武一宗之厄”的第一厄。毕竟统治者丧失了宗教这一利器，对于统治者是不利的，因此废佛五年之后，太武帝死后，其孙文成帝(拓跋濬)即位，便立即兴复，只是加以周密的管理而已。
地论与毗昙之学 元魏统一北方之后，与南朝成对立的局面，而民族矛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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