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一心爲宗 照萬法如鏡——《宗鏡錄》“標宗章”之發現與淺釋

　　楊笑天

　　引言

　　永明延壽(904—975)是中國淨土教的第六祖、禅宗·法眼宗的第叁世之一，也是五代時期著名的佛教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一生著作等身，其中最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是《萬善同歸集》和《宗鏡錄》。

　　《萬善同歸集》較短，僅有叁卷，較易讀；而《宗鏡錄》則是一部百卷巨著，想把它通讀下來，並正確把握其宗旨和中心思想等等，決非易事。所以，如果有能夠充分表現《宗鏡錄》的宗旨和根本思想的短篇，我們當然願意直接參考利用。而在這一點上，能令我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宗鏡錄》的“標宗章”和那篇有名的“宗鏡錄序”。不過，關于“標宗章”和“宗鏡錄序”還有很多問題尚需研究和澄清，包括它們之間的關系。本文便是旨在將兩者聯系起來進行研究。

　　關于所謂延壽的“宗鏡錄序”

　　現在，我們一般使用的《宗鏡錄》原典是《大正新修大藏經》(以下簡稱《大正藏》)第四十八卷所收的本子。其底本是衆所周知的韓國海印寺藏本，即所謂的“高麗版”，它同時還附有元版(普甯寺版)和明版(嘉興版，或稱徑山版)的校注，是一個非常便利的本子，本文的研究主要就是圍繞著這個本子。

　　這個本子的《宗鏡錄》大體由以下幾個部分構成：

　　1、楊傑的“宗鏡錄序”；

　　2、吳越國王錢弘俶的“宗鏡錄序”；

　　3、延壽本人的“宗鏡錄序”；

　　4、以“宗鏡錄卷第一·標宗章第一”開頭的《宗鏡錄》正文一百卷[1]。

　　本節首先要探討的是據稱爲延壽本人所作的“宗鏡錄序”，這是一篇見錄于《全唐文》卷九二二的延壽的名作，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獻。

　　一

　　關于“宗鏡錄序”，我們首先要探討的是“宗鏡錄序”這個題名。

　　關于這個題名，首先要注意的是《大正藏》原文下所附的兩個校注：

　　1、元版只有“宗鏡錄”叁字，沒有“序”字；

　　2、明版爲“宗鏡錄卷一並序”[2]。

　　由此可知，不同版本的《宗鏡錄》的題名是不一樣的，或有“序”字，或無“序”字。爲什麼會有這種差異，是首先要研究的問題。

　　與這一問題有密切關系的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題名下“大宋吳越國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禅師延壽集”的著者署名。爲什麼要注意這個署名呢？因爲其他兩篇序文或用“撰”字(楊傑序)或用“製”字(錢弘俶序)，唯獨延壽的序用的是“集”字，令人甚感詫異。一般來說，一部著作的作者自序，往往是作者對著作本身的宗旨、背景、動機、目的、意義等所進行的高度概括和說明，闡述的都是個人的見解，所以一般不使用“集”字。因爲，使用“集”字意味著所闡述的不是自己的見解，而是彙集經論或他人所說。所以，綴以“集”字的著者署名一旦出現，必然地意味著它下面將要開始的不是序文，而是正文。所以，延壽的序文後面署以“延壽集”，非同尋常，有必要弄清其中的緣故。

　　上文提到，《大正藏》的校注中注明元版的題名中沒有“序”字，其實題名中沒有“序”字的版本不只是元版。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大藏經》第七十六冊所收的《宗鏡錄》的底本也是高麗版，校訂所使用的是南宋的碛砂藏、明代的南藏、徑山藏(即嘉興藏)和清代的龍藏四種。校注中注明，碛砂藏和南藏都沒有“序”字，只有“宗鏡錄”叁字，與元版相同；徑山藏當然還是“宗鏡錄卷一並序”，龍藏則是“宗鏡錄並序”。

　　衆所周知，《大正藏》所收《宗鏡錄》的校訂本“元版”是元代的“普甯寺版”(1277—1290年雕造刊行)，而“普甯寺版”(以下簡稱“普甯藏”)的底本則是宋代的“思溪版”，校訂所使用的則是兩種“福州版”，即“東禅寺版”和“開元寺版”[3]。普甯藏既然來自于思溪版和兩種福州版，當然可以理解爲它繼承了這叁種版本的特征。而碛砂藏本分爲宋代完成的部分和元代完成的部分，其《宗鏡錄》屬于元代完成的部分，其底本是元版，所以可以認爲它與元版屬于同一系統[4]。

　　我們既然已經知道元版《宗鏡錄》的題名中沒有“序”字，那麼，完全可以推定其底本思溪版和校訂所用的兩種福州版之中至少有兩種以上版本應該是沒有“序”字的(校訂理當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如果發現問題還應該參閱更可靠的本子)，當然，也有可能叁個版本中都沒有“序”字(究竟如何還需要進一步調查)。這樣一來，我們可以進一步推定，包括明代的南藏在內，在中國直到明代爲止，至少有四種以上版本的大藏經的《宗鏡錄》的題名中應該都沒有“序”字。這就意味著，在中國，不僅明代以前，即使在現在，沒有“序”字的版本也應該是占大多數的[5]。

　　楊傑的序中曾經提到，《宗鏡錄》完成後長期被藏于經藏之中，不甚爲人所知，直到元豐年間(1078—1085)才由宋神宗的弟弟魏端獻王刻版印刷，這應該就是最早的刻本，我們且稱之爲“元豐版”。如果以“元豐版”爲最初的刻本，那麼其底本是抄本則自不待言，但當時抄本究竟有多少種就無從考證了。由于“元豐版”印刷的數量少，時人難以入手，所以徐思恭、法湧、永樂、法真等人在元佑六年(1091)又推出了一個校訂版“錢塘新本”。他們校訂時是“遍取諸錄”的(楊傑序)，所以，當然應該包括了一種刻本和各種抄本。不過，哪種用爲底本，哪種用于校對就不知道了[6]。總之，《宗鏡錄》在入藏以前，在北宋時期已經有兩種刻本和多種抄本存在了，後世發生的題名不一的現象，恐怕就淵源于這種版本的歧異。

　　然而，《大正藏·宗鏡錄》的底本高麗版《宗鏡錄》的情況則與此又不相同。《高麗大藏經》(海印寺版)自身雕造的時期很早(1236—1251)，而且據傳校對也非常嚴格，但當初似乎並沒有收錄《宗鏡錄》[7]，直到1865年才將《宗鏡錄》作爲補刻版入藏[8]，但其底本和校訂所用的都是什麼版本則不明。大屋德城先生根據其卷末的刊記和卷首的函號推定它的底本是高麗高宗叁十叁至叁十五年(1246—1248)，與大藏經無關，以“單行別開”的形式，按照其底本的原樣刻印的，並從其函號的特征認定其底本是福州東禅寺版大藏經的《宗鏡錄》[9]。不過，他的推斷並非基于對東禅寺版大藏經的實物調查，所以也可能有錯誤，因爲開元寺版大藏經《宗鏡錄》的函號與東禅寺版完全相同，底本也有可能是開元寺版。總之，這些版本都現存，如果調查實物，自會一目了然，不過目前尚無條件全面調查，只好阙疑以待將來。

　　既然高麗版與元版、碛砂版、南藏不同，自然就産生了一個“哪種版本正確”的問題。通過以上介紹的《宗鏡錄》刊行的曆史來看，應以元版、碛砂版、南藏爲正確。因爲，宋元二代存在于中國本土的《宗鏡錄》，無論是刊本還是抄本其種類和數量都很豐富，可以進行充分的校訂，而與此相比，高麗版只依據單一版本的可能性很大，其按照底本原樣刻出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據。所以，那個時代在中國刊行並入藏的《宗鏡錄》理所當然更具有權威性和可信性，這是高麗版所遠遠無法企及的。所以，筆者的結論是，關于《宗鏡錄》的題名，應以元版、碛砂版等爲准，其中本不應含有“序”字。

　　爲什麼要化費這麼多筆墨來討論《宗鏡錄》的題名中是否本來應有“序”字呢？因爲這關系到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如果以元版、碛砂版等爲准而斷定題名中本無“序”字的話，那麼自然就會導出這樣一個結論：《宗鏡錄》中本沒有延壽的自序。著者署名以下的部分不應該是序文，而應該是正文。換言之，高麗版和嘉興版所謂的“宗鏡錄序”本不是序，而是《宗鏡錄》正文的一部分。

　　二

　　根據以上的結論，我們最初提到的題名與著者署名不協調的問題就有了答案，即：既然所謂的《宗鏡錄序》的部分本不是序，而是正文，那麼，著者署名當然應該用“集”字，而不必用“撰”字了。

　　不過，這個結論從整個著作的文章脈絡上來看是否能夠成立呢？換言之，被稱爲序的這部分既然不是序，那麼，它就應該是正文；既然它應該是正文，那麼它在正文中原本應該處于一個什麼樣的位置，起到一個什麼樣的作用呢？

　　因爲我們必須解決這個新的問題，所以，我們有必要對正文進行一下研究。

　　在我們要研究被稱爲“宗鏡錄序”的這一部分與《宗鏡錄》全體的關系的時候，我們首先應該著眼的是緊接著“序”後面的“宗鏡錄卷第一·標宗章第一”以下的第一卷部分。這部分的構造和內容如下：

　　宗鏡錄卷第一

　　標宗章第一

　　詳夫祖標禅理，傳默契之正宗，佛演教門，立言下之大旨，則前賢所禀，後學有歸，是以先列標宗章。爲有疑故問，以決疑故答，因問而疑情得啓，因答而妙解潛生，謂此圓宗難信難解，是第一之說，備最上之機，若不假立言诠，無以蕩其情執，因指得月，不無方便之門，獲兔忘蹄，自合天真之道，次立問答章。但以時當末代，罕遇大機，觀淺心浮，根微智劣，雖知宗旨，的有所歸，問答決疑，漸消惑障，欲堅信力，須假證明，廣引祖佛之誠言，密契圓常之大道，遍采經論之要旨，圓成決定之真心，後陳引證章。以此叁章通爲一觀，搜羅該括，備于茲矣。

　　問：先德雲：若教我立宗定旨，如龜上覓毛，兔邊求角。楞伽經偈雲：一切法不生，不應立是宗。何故標此章名？

　　答：斯言遣滯，若無宗之宗，則宗說兼暢。古佛皆垂方便門，禅宗亦開一線道……

　　問：若欲明宗，只合純提祖意，何用兼引諸佛菩薩言教以爲指南？故宗門中雲：借蝦爲眼，無自己分，只成文字聖人，不入祖位。

　　答：從上非是一向不許看教……

　　(明本于此有“問答章第二”五字)

　　問：如上所標，已知大意，何用向下更廣開釋？

　　答：上根利智，宿習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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