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乘禅數之學，並與陳慧共注《安般守意經》。作爲譯經家，他所翻譯的《六度集經》則是一部宣揚大乘菩薩行的重要經典。盡管如此，康僧會在推動安士高所傳禅法上是安士高及其弟子的繼承者。
西晉時代(365～316)是我國譯經史上的一個過渡時代。這一時代的譯經家有竺法護、竺叔蘭、帛法祖、法炬、法立等人，但以竺法護最著名。竺法護祖籍月支，世居敦煌，8歲出家。他隨師遊曆西域諸國，通曉“外國異言叁十有六種”。他收集了大量的“胡本”典籍，還歸中夏後，“終身寫譯，勞不告倦”，總共翻譯了各類典籍“一百六十五部”①(《高僧傳》卷1竺昙摩羅刹傳。)，成爲自佛教傳來譯經最多之人。他所譯經典包括大乘般若類的《光贊般若經》(《大品》般若的異譯本)，華嚴類的《如來興顯經》、《漸備一切智德經》，法華類的《正法華經》，涅槃類的《方等般泥洹經》，還有大乘經集類、大乘律及佛本生等各類典籍，大體反映了當時西域諸國佛經流傳的情況。竺法護的譯經成就當時即受到僧衆的崇敬，“時人鹹謂敦煌菩薩”(《高僧傳》卷1)。
中國譯經的高潮出現在東晉十六國時。可以這樣說，推動這一高潮到來的是名僧道安和著名的譯經家鸠摩羅什。
道安(312～385)，常山(今河北正定南)扶柳人，12歲出家，24歲師從名僧佛圖澄。道安是中國佛教史上裏程碑式的一代偉人，他以畢生之精力專務佛教典籍的弘傳。道安一生的事業可分爲叁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其師佛圖澄去世(348)後的公元349～364年的15年，此時恰逢戰亂，道安率徒衆在山西、河北一帶地方“流離”，雖不斷遷居，卻仍然“齋講不斷，注經甚勤”。這一時期他悉心研究安士高所譯禅數諸經，據湯用彤先生考證，他爲《陰持入經》、《安般守意經》、《人本欲生經》等作注很可能就是在這一時期。①(《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華書局1983年版，142頁。)第二個時期自晉哀帝興甯叁年(365)始，這一年前燕軍攻克洛陽，道安爲避戰亂，率徒衆400余人南投襄陽，先住自馬寺，因僧人衆多，又建檀溪寺，自此開始了他在襄陽長達15年的著述和弘傳經典的活動。在襄陽，道安在地方權貴和“大家長者”的支持和贊助下，首先建立了一個“師徒肅肅，自相尊重”②(《高僧傳》卷4道安傳。)的僧團，在此基礎上，集中精力對已譯典籍進行整理和研究。應該說，道安的大部分著作是在這裏完成的，而集中反映其成果的，是他整理校閱了自漢光和以來，迄晉元康二年(374)所有的譯經，確定這些譯經傳來和翻譯的年代、譯人的姓名，辨其真僞而完成的《綜理衆經目錄》。這是中國佛教史上的第一部“經錄”，正如梁釋僧佑所雲：“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诠品新舊，撰爲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③(《出叁藏記集》卷15道安法師傳。)第叁個時期自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始，這一年前秦符堅以十萬大軍攻陷襄陽，道安被虜至長安，並受到符堅的優禮和長安僧衆的尊崇。自此始至道安去世的7年中，道安專以譯經爲務，在他的組織下一批著名的譯經家如竺佛念、僧伽跋澄、昙摩難提、僧伽提婆、鸠摩羅佛提等在長安譯出《阿毘昙毘婆沙》、《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叁法度論》、《阿毘昙心》、《阿毘昙八犍度論》、《十誦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等經律論各種經典14部183卷，其中尤以阿含類諸經和阿毘昙論書最爲重要，從而形成了自竺法護以來又一個譯經的高潮。道安雖不是這些譯經的翻譯者，但他是組織者，並爲這些譯經一一作序，其功勞實不可沒。道安自其師去世之後(348)到他去世(385)的近40年中，始終以弘傳佛教典籍爲已任。他“窮覽經典，鈎深致遠”，廣爲著述，爲譯經所撰寫的疏注著作計18種22卷；他爲譯經所撰寫的序文今存15篇，以及他綜理衆經而成就的中國佛教的第一部經錄等。正因爲道安如此的道德學問，使“四方學士，競往師之”，其門下弟子五百余衆，成爲一時名副其實的宗教領袖。亦如湯用彤先生所說：“兩晉之際，安公實爲佛教中心。……晉時佛教之興盛，奠定基礎，實由道安”。道安以其艱苦卓絕之努力爲中國佛教爾後的發展樹立了一塊裏程碑，自此之後，中國佛教進入了大發展的時代。
鸠摩羅什是出生于龜茲的天竺人，自幼隨母出家，9歲到罽賓學《毘昙》、《阿含》諸小乘經論。年12與母返回龜茲，途經沙勒留住一年，遇須利耶蘇摩。此人“專以大乘爲化”，“什亦宗而奉之”，改學大乘“廣求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等。”返回龜茲後，一直以弘傳大乘爲務，前後達20年，其影響已“道流西域，名被東國”。晉太元九年(384)，前秦符堅派骁騎將軍呂光攻破龜茲，欲請羅什至長安，但因符堅之死，呂光在涼州自立爲王，羅什遂在涼州又留居了17年。後秦弘始叁年(401)，後秦大軍攻破涼州，羅什才被迎請達到長安，時年60歲。此時道安已去世16年，但這時的長安由于道安之經營已是義學名僧荟萃之地。後秦主姚興令羅什住逍遙園，並“使沙門僧□、道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睿、僧肇等八百余僧，谘受什旨”。①(《高僧傳》卷2鸠摩羅什傳。)又雲：“于是，四方義學沙門，不遠萬裏；名德秀跋者，才暢二公乃至道恒、僧標、慧睿、僧敦、僧弼、僧肇等叁千余僧，禀訪精研，務窮幽旨。”從而在長安形成了一個以鸠摩羅什爲法主的龐大僧團，開始了長達1O年的空前規模的譯經高潮。羅什在長安的譯經數量，《出叁藏記集》記爲“叁十五部凡二百九十四卷”②(《出叁藏記集》卷14鸠摩羅什傳。)；唐智升的《開元釋教錄》則記雲“七十四部叁百八十四卷”，但據呂澄先生刊定，現存的只有“叁十九部，叁一叁卷”③(《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中華書局1979年版，87～88頁。)羅什僧團所譯經典在中國佛教史上所産生的影響，是前此的幾百年所譯經典無法相比的，毫不誇張的說，正是羅什集團的譯經及其對這些經典的解說，還包括這個譯經集團所培養的一大批“碩學高僧”，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佛教的面目，使一個真正中國佛教的清晰輪廓開始展現出來。這正如鸠摩羅什的弟子僧睿所雲：
既蒙什公入關，開托真照，般若之明，複得揮光，未俗朗茲實化。尋出《法華》，開方便門，令一實究竟，廣開津途。①(《出叁藏記集》卷5“喻疑”。)
呂澄先生說：“從翻譯的質量言，不論技巧和內容的正確方面，都是中國翻譯史上前所未有的，可以說開辟了中國譯經史上的新紀元。”②(《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中華書局1979年版，88頁。)羅什僧團所譯的《摩诃般若波羅密經》、《小品般若波羅密經》、《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等般若類經及《中論》、《百論》、《大智度論》等“四論”，使大乘佛教的般若之學“複得揮光”；他們所翻譯的《妙法蓮華經》、《維摩诘所說經》等，“會一實究竟”，其佛學思想及在信仰實踐方面對中國佛教所産生的影響之大則是其他譯經所無法相比的。其他如《阿彌陀經》、《成實論》、《十誦律》等則爲爾後中國佛教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經典根據。還要特別指出的是，羅什在長安的譯經開創了集團譯經的先河，他們所翻譯的經典被稱爲“新譯”，得到高度的贊揚。
與羅什僧團在長安譯經的同時，或稍晚的時代，在中國漢地還存在著其他幾個著名的譯經僧團，他們與羅什僧團共同彙成了這一時代中國譯經和著述的高潮。
首先是以慧遠爲核心的廬山僧團。慧遠追隨道安二十余年，晉孝武帝太元叁年(377)道安“分張徒衆”，慧遠離師“與弟子數十人南遷荊州”，在地方官桓伊等的支持下，最後定居廬山，自此“叁十余載，影不出山”，形成了東晉朝與金陵並稱的兩大佛教中心。慧遠的僧團在當時影響甚巨，“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望風遙集”；慧遠本人“善屬文章”，一生著述50余篇。慧遠的另一方面的重要貢獻，是他“命弟子法淨等，遠尋衆經，逾越沙雪，曠載方還。皆獲胡本，得以傳譯”。他迎請著名譯經家佛陀跋陀羅、僧伽提婆等在廬山譯出《阿毘昙心》、《叁法度論》、《達磨多羅禅經》等典籍，有所謂“禅法經戒，皆出廬山，幾且百卷”①(《出叁藏記集》卷15慧遠傳。)。
其次是以佛陀跋陀羅和法顯爲核心的金陵譯經僧團。佛陀跋陀羅(359～429)，漢譯名“覺賢”，北天竺人。他與鸠摩羅什同時，輾轉自海路來到中土。初聞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後因見解不同，遂與弟子40余人離開長安。先止廬山一年，譯出“禅數諸經”，而後應請來到金陵住道場寺。是時，名僧法顯遊學印度歸來，他們共同組成譯經僧團，在義學僧人慧嚴、慧義等百余人的協助下，譯出60卷本的《華嚴經》、40卷本的《摩诃僧祗律》及《大般泥洹經》、《佛觀叁昧經》等衆多的重要典籍。
再次是以天竺僧昙無谶爲核心的北涼的姑藏譯經僧團。昙無谶(385～433)，自幼出家，“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余萬言”。初，他攜帶《大涅槃經》等經本至龜茲，因其地“多小乘學，不信涅槃”，故來到姑藏。河西王沮渠蒙遜(402～433)“接待甚厚”，“請令出其經本”。于是他在名僧慧嵩、道朗等的協助下，組成譯經僧團，先後譯出36卷本的《大般涅槃經》及“《大集》、《大雲》、《大虛空藏》、《海龍王》、《金光明》、《悲華》、《優婆塞戒》、《菩薩地持》，並前所出《菩薩戒經》、《菩薩戒本》，垂二十部”②(《高僧傳》卷2昙無谶傳。)。
以上這些譯經僧團均與羅什同時。在稍晚的時代，還有以劉宋時代來華的求那跋陀羅(394～468)爲譯主…
《佛教學 第六章 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