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乘禅数之学，并与陈慧共注《安般守意经》。作为译经家，他所翻译的《六度集经》则是一部宣扬大乘菩萨行的重要经典。尽管如此，康僧会在推动安士高所传禅法上是安士高及其弟子的继承者。
西晋时代(365～316)是我国译经史上的一个过渡时代。这一时代的译经家有竺法护、竺叔兰、帛法祖、法炬、法立等人，但以竺法护最着名。竺法护祖籍月支，世居敦煌，8岁出家。他随师游历西域诸国，通晓“外国异言三十有六种”。他收集了大量的“胡本”典籍，还归中夏后，“终身写译，劳不告倦”，总共翻译了各类典籍“一百六十五部”①(《高僧传》卷1竺昙摩罗刹传。)，成为自佛教传来译经最多之人。他所译经典包括大乘般若类的《光赞般若经》(《大品》般若的异译本)，华严类的《如来兴显经》、《渐备一切智德经》，法华类的《正法华经》，涅槃类的《方等般泥洹经》，还有大乘经集类、大乘律及佛本生等各类典籍，大体反映了当时西域诸国佛经流传的情况。竺法护的译经成就当时即受到僧众的崇敬，“时人咸谓敦煌菩萨”(《高僧传》卷1)。
中国译经的高潮出现在东晋十六国时。可以这样说，推动这一高潮到来的是名僧道安和着名的译经家鸠摩罗什。
道安(312～385)，常山(今河北正定南)扶柳人，12岁出家，24岁师从名僧佛图澄。道安是中国佛教史上里程碑式的一代伟人，他以毕生之精力专务佛教典籍的弘传。道安一生的事业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其师佛图澄去世(348)后的公元349～364年的15年，此时恰逢战乱，道安率徒众在山西、河北一带地方“流离”，虽不断迁居，却仍然“斋讲不断，注经甚勤”。这一时期他悉心研究安士高所译禅数诸经，据汤用彤先生考证，他为《阴持入经》、《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等作注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①(《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142页。)第二个时期自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始，这一年前燕军攻克洛阳，道安为避战乱，率徒众400余人南投襄阳，先住自马寺，因僧人众多，又建檀溪寺，自此开始了他在襄阳长达15年的着述和弘传经典的活动。在襄阳，道安在地方权贵和“大家长者”的支持和赞助下，首先建立了一个“师徒肃肃，自相尊重”②(《高僧传》卷4道安传。)的僧团，在此基础上，集中精力对已译典籍进行整理和研究。应该说，道安的大部分著作是在这里完成的，而集中反映其成果的，是他整理校阅了自汉光和以来，迄晋元康二年(374)所有的译经，确定这些译经传来和翻译的年代、译人的姓名，辨其真伪而完成的《综理众经目录》。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部“经录”，正如梁释僧佑所云：“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③(《出三藏记集》卷15道安法师传。)第三个时期自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始，这一年前秦符坚以十万大军攻陷襄阳，道安被虏至长安，并受到符坚的优礼和长安僧众的尊崇。自此始至道安去世的7年中，道安专以译经为务，在他的组织下一批着名的译经家如竺佛念、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鸠摩罗佛提等在长安译出《阿毘昙毘婆沙》、《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三法度论》、《阿毘昙心》、《阿毘昙八犍度论》、《十诵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等经律论各种经典14部183卷，其中尤以阿含类诸经和阿毘昙论书最为重要，从而形成了自竺法护以来又一个译经的高潮。道安虽不是这些译经的翻译者，但他是组织者，并为这些译经一一作序，其功劳实不可没。道安自其师去世之后(348)到他去世(385)的近40年中，始终以弘传佛教典籍为已任。他“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广为着述，为译经所撰写的疏注著作计18种22卷；他为译经所撰写的序文今存15篇，以及他综理众经而成就的中国佛教的第一部经录等。正因为道安如此的道德学问，使“四方学士，竞往师之”，其门下弟子五百余众，成为一时名副其实的宗教领袖。亦如汤用彤先生所说：“两晋之际，安公实为佛教中心。……晋时佛教之兴盛，奠定基础，实由道安”。道安以其艰苦卓绝之努力为中国佛教尔后的发展树立了一块里程碑，自此之后，中国佛教进入了大发展的时代。
鸠摩罗什是出生于龟兹的天竺人，自幼随母出家，9岁到罽宾学《毘昙》、《阿含》诸小乘经论。年12与母返回龟兹，途经沙勒留住一年，遇须利耶苏摩。此人“专以大乘为化”，“什亦宗而奉之”，改学大乘“广求义要，受诵《中》、《百》二论及《十二门》等。”返回龟兹后，一直以弘传大乘为务，前后达20年，其影响已“道流西域，名被东国”。晋太元九年(384)，前秦符坚派骁骑将军吕光攻破龟兹，欲请罗什至长安，但因符坚之死，吕光在凉州自立为王，罗什遂在凉州又留居了17年。后秦弘始三年(401)，后秦大军攻破凉州，罗什才被迎请达到长安，时年60岁。此时道安已去世16年，但这时的长安由于道安之经营已是义学名僧荟萃之地。后秦主姚兴令罗什住逍遥园，并“使沙门僧□、道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睿、僧肇等八百余僧，谘受什旨”。①(《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又云：“于是，四方义学沙门，不远万里；名德秀跋者，才畅二公乃至道恒、僧标、慧睿、僧敦、僧弼、僧肇等三千余僧，禀访精研，务穷幽旨。”从而在长安形成了一个以鸠摩罗什为法主的庞大僧团，开始了长达1O年的空前规模的译经高潮。罗什在长安的译经数量，《出三藏记集》记为“三十五部凡二百九十四卷”②(《出三藏记集》卷14鸠摩罗什传。)；唐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则记云“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但据吕澄先生刊定，现存的只有“三十九部，三一三卷”③(《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87～88页。)罗什僧团所译经典在中国佛教史上所产生的影响，是前此的几百年所译经典无法相比的，毫不夸张的说，正是罗什集团的译经及其对这些经典的解说，还包括这个译经集团所培养的一大批“硕学高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佛教的面目，使一个真正中国佛教的清晰轮廓开始展现出来。这正如鸠摩罗什的弟子僧睿所云：
既蒙什公入关，开托真照，般若之明，复得挥光，未俗朗兹实化。寻出《法华》，开方便门，令一实究竟，广开津途。①(《出三藏记集》卷5“喻疑”。)
吕澄先生说：“从翻译的质量言，不论技巧和内容的正确方面，都是中国翻译史上前所未有的，可以说开辟了中国译经史上的新纪元。”②(《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88页。)罗什僧团所译的《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小品般若波罗密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等般若类经及《中论》、《百论》、《大智度论》等“四论”，使大乘佛教的般若之学“复得挥光”；他们所翻译的《妙法莲华经》、《维摩诘所说经》等，“会一实究竟”，其佛学思想及在信仰实践方面对中国佛教所产生的影响之大则是其他译经所无法相比的。其他如《阿弥陀经》、《成实论》、《十诵律》等则为尔后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经典根据。还要特别指出的是，罗什在长安的译经开创了集团译经的先河，他们所翻译的经典被称为“新译”，得到高度的赞扬。
与罗什僧团在长安译经的同时，或稍晚的时代，在中国汉地还存在着其他几个着名的译经僧团，他们与罗什僧团共同汇成了这一时代中国译经和着述的高潮。
首先是以慧远为核心的庐山僧团。慧远追随道安二十余年，晋孝武帝太元三年(377)道安“分张徒众”，慧远离师“与弟子数十人南迁荆州”，在地方官桓伊等的支持下，最后定居庐山，自此“三十余载，影不出山”，形成了东晋朝与金陵并称的两大佛教中心。慧远的僧团在当时影响甚巨，“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并不期而至，望风遥集”；慧远本人“善属文章”，一生着述50余篇。慧远的另一方面的重要贡献，是他“命弟子法净等，远寻众经，逾越沙雪，旷载方还。皆获胡本，得以传译”。他迎请着名译经家佛陀跋陀罗、僧伽提婆等在庐山译出《阿毘昙心》、《三法度论》、《达磨多罗禅经》等典籍，有所谓“禅法经戒，皆出庐山，几且百卷”①(《出三藏记集》卷15慧远传。)。
其次是以佛陀跋陀罗和法显为核心的金陵译经僧团。佛陀跋陀罗(359～429)，汉译名“觉贤”，北天竺人。他与鸠摩罗什同时，辗转自海路来到中土。初闻罗什在长安，“即往从之”；后因见解不同，遂与弟子40余人离开长安。先止庐山一年，译出“禅数诸经”，而后应请来到金陵住道场寺。是时，名僧法显游学印度归来，他们共同组成译经僧团，在义学僧人慧严、慧义等百余人的协助下，译出60卷本的《华严经》、40卷本的《摩诃僧祗律》及《大般泥洹经》、《佛观三昧经》等众多的重要典籍。
再次是以天竺僧昙无谶为核心的北凉的姑藏译经僧团。昙无谶(385～433)，自幼出家，“年二十诵大小乘经二百余万言”。初，他携带《大涅槃经》等经本至龟兹，因其地“多小乘学，不信涅槃”，故来到姑藏。河西王沮渠蒙逊(402～433)“接待甚厚”，“请令出其经本”。于是他在名僧慧嵩、道朗等的协助下，组成译经僧团，先后译出36卷本的《大般涅槃经》及“《大集》、《大云》、《大虚空藏》、《海龙王》、《金光明》、《悲华》、《优婆塞戒》、《菩萨地持》，并前所出《菩萨戒经》、《菩萨戒本》，垂二十部”②(《高僧传》卷2昙无谶传。)。
以上这些译经僧团均与罗什同时。在稍晚的时代，还有以刘宋时代来华的求那跋陀罗(394～468)为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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