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的译经僧团和梁武帝时代来华的被中国佛教史家誉为“四大翻译家”之一的真谛(499～569)。
求那跋陀罗，中天竺人，元嘉十二年(435)到广州，之后在金陵、丹阳、荆州等地，在僧人宝云、慧观及弟子菩提、法勇等的协助下先后译出《杂阿含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经》、《无量寿经》等一百余卷。其中《楞伽》、《胜鬘》诸经对尔后中国佛教宗派思想的形成曾产生深远影响。
真谛，又称拘那罗拖或波罗末拖，西天竺优禅尼国人。梁大同十二年(546)来到南海，两年后到达梁都金陵。是时正逢梁末侯景之乱，真谛不得不在江南各地的颠沛流离中从事自己的译经事业，先后在福建富春、金陵正观寺、江西南昌及广州等地译经，陈太建元年(569)病逝于广州。真谛所译经典的数量记载不一，有云“始梁武帝之末至陈宣即位，凡二十三载，所出经论记传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①(《续高僧传》卷1拘那罗陀传。)。有云49部140余卷，吕澄先生刊定为26部87卷。②(《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148页。)其中主要有《俱舍释论》、《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大乘唯识论》、《大乘起信论》等。真谛所译经论典籍传播了大乘佛教的阿赖耶识缘起说，对后来中国佛教法相唯识说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总之，在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时代，在中国汉地形成了一个前所末有的译经高潮，而促成这一译经高潮到来的首先是以道安和鸠摩罗什为代表的僧团的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以道安的弟子慧远为代表的庐山僧团、以佛陀跋陀罗为代表的金陵僧团、以昙无谶为代表的姑藏僧团、以及着名的译经家求那跋陀罗、真谛等，都从不同的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不仅如此，在这些僧团中还汇集了相当数量的才华出众的中国高僧，他们除协助译主译经外，还同时掀起了讲说这些典籍，注释这些典籍的讲经和着述的热潮，从而推动了中国佛教在教义思想和修行实践两个方面的深入发展，并伴随着这种发展，在南北朝时代，在中国汉地的南方和北方同时呈现出风格虽有不同，但同样是生气勃勃的佛教大发展的景象。
第二节中国佛教的南统与北统
南北朝时代，由于南北两方不同的政治环境和学术风气的差异，出现了佛教发展的两种不同的倾向。一般说，在中国的南方偏重于义理的研习，在中国的北方则偏重于修习禅定。这就是所谓“南义”“北禅”的基本传统，也就是佛教的南统和北统。我国唐代僧人神清在《北山录》一书中就已指出了这种情况：
宋人魏人，南北两都。宋风尚华，魏风尚淳。淳则寡不据道，华则多游于艺。夫何以知，观乎北则枝叶生于德教，南则生(于)辞行。
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绝对的，比如北朝北魏的孝文帝时，佛教的义理之学曾一度盛行，当时以研习《十地经论》而形成的地论学派流传很广。在南方，亦有专门习禅的僧人，比如名僧玄畅于刘宋元嘉二十二年(449)南走扬都，“洞晓经律，深入禅要，占记吉凶，靡不诚验”(《高僧传》卷8)；其弟子法期，自幼“谘受禅业”，后随他南来江陵，以修禅为务。与法期同时的道果“亦以禅业显”(《高僧传》卷11)。又如梁武帝时，在庐山修禅的僧人就有道珍、法归、慧景等人，其行迹见载《续高僧传》习禅篇。
一、佛教的北统
公元386年，鲜卑族拓跋珪即代王位，改国号为魏，第二年又改称皇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北魏朝。此后北魏逐渐统一北方，成为与南朝对峙的强大的封建王朝。在北魏，佛教得到历代帝王的崇信和扶植(除第三代太武帝拓跋焘)。首称皇帝的开国之君魏道武帝，在立国不久的天兴元年(398)就“下诏……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他在位时封沙门法果为“道人统”，统管僧务。至第二代明元帝时，对法果“弥加崇敬”，“前后授以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号”；法果去世“帝三临其丧”①(《魏书》卷114释老志。)。正因为如此，佛教在北魏立国后的近40年中(386～424)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以致到太武帝拓跋焘时(424～452)，统治者感到佛教的发展已影响到封建政权的巩固，于是发动了一场废除佛教的运动。然而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此后，他的后继者则以更大的热情崇奉佛教，大兴建寺造像之风。文成帝时(452～465)，以空前之规模开凿云岗石窟，所谓“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释老志》)。献文帝时(466～471)，在京城(平城)建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孝文帝时(471～499)，迁都洛阳，修建了着名的嵩山少林寺，对僧人供给施舍有加。宣武帝时(500～515)，修永明寺，可容僧3000余人；又继云岗石窟之后，在洛阳开凿龙门石窟，至孝明帝(516～528)正光四年(523)完工，历时24年。②(参见《魏书》释老志、《洛阳伽蓝记》卷l。)仅举如上事例，我们就不难知道北魏帝王们是如何的大兴佛教事业，也是因为他们的崇信和扶植，使北魏佛教得到空前的发展。《释老志》载：“自中国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我们没有北魏全国人口的准确数字，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占人口比例很大的惊人的数字，它表明北魏时代佛教的发展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俨然已成就为一个佛教的国家。
上述史实中我们还看到一种情况，即北魏帝王的兴佛，大量的是建寺造像的内容，这是有原因的。北魏“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统治者是北方的少数民族贵族，他们少有汉地儒道的传统，更没有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因此他们信奉佛教则更看重佛教“修福”和行善的实际功用。这就是北朝佛教重修行，以“习禅”为风尚的主要原因。
北魏时代习禅名僧很多，当首推惠始。据《魏书》释老志载：惠始俗姓张，清河人。早年闻鸠摩罗什在长安译经，遂“诣长安见之。观习经典、坐禅于北渠北。昼则入城听讲，夕则还处静坐，三辅有识多宗之”。北魏时，太武帝平定赫连昌“得沙门惠始”，甚是敬重，“每加礼敬”。惠始自开始习禅至去世“称五十年，未赏寝卧”。他去世安葬时“送葬者六千余人，莫不感恸”，可见其影响之大。惠始之后则有玄高，其事迹载《高僧传》。玄高俗姓魏，冯翊万年人，年12出家，“受戒之后，专精禅律”。后往关中，师从佛陀跋陀禅师，“旬日之中，妙通禅法”。此后他先“隐居”麦积山，有百余人“禀其禅道”。之后住“河北林阳堂山”，“学徒之中游刃六门者百有余人”。魏太武帝的太子晃曾事高为师。玄高在北魏灭佛事件中被害，死时年仅44岁。在玄高之后还有昙曜，《释老志》谓其“有操尚”。他在魏太武帝灭佛事件之后出任沙门统，即掌管佛教事务的僧官，得到文成帝的信任，“奉以师礼”。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开始开凿规模宏大的云岗石窟。昙曜亦是一位禅僧，《续高僧传》卷l记其“少年出家，摄行坚贞”；又云“元魏和平年(460～465)住北台昭玄统，绥缉僧众，妙得其心”。
在北方，除上述几人外，在禅学上产生较大影响的则是分别以佛陀和菩提达磨为代表的禅系。
佛陀为北天竺僧，《续高僧传》卷16记其：“学务静摄，志在观方。”北魏孝文帝时，“游历诸国”，来到“北台之恒安”(平城)，得到孝文帝“敬隆至诚”的接待，“别设禅林”，“国家资供”。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如《释老志》云：“深为高祖所敬信，诏于少室山阴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给衣供；”正因为孝文帝对他的敬信并有少林寺为基地，其影响日益扩大，所谓“四海息之俦，闻风响会者，众恒数百”。
佛陀门下的弟子以慧光和道房最着名。但慧光所学不同，他先从佛陀学习《四分律》，着《四分律疏》，从而成为中国四分律学的开山；后又参与《十地经论》的传译，并成为地论师中相州南道派的创始人。慧光在北魏末年至北齐时代出任僧统，所谓“初在京洛，任国僧统，后召入邺，转为国统”，是当时名声显赫的宗教领袖。真正继承佛陀禅学的是佛陀的再传弟子僧稠。
僧稠，据《续高僧传》卷16载：“姓孙，元出昌黎”，青年时以“孝信知名”，“勤学世典，备通经史，徵为太学博士”。28岁时投钜鹿景明寺僧实出家。不久从佛陀的弟子道房“受行止观”。僧稠自从道房受禅法后，就一直以修禅为务，其禅法的基本内容就是《涅槃经》“圣行品”所讲的“四念处法”，即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的一种修禅法。僧稠所传禅法在当时影响很大，他的师祖佛陀称赞他是“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由于他的影响，北齐文宣帝曾欲尽废经律，专弘禅法，因僧稠所谏而未行。唐代名僧道宣在《续高僧传》卷20习禅篇总论中对僧稠禅法亦给予很高评价，有所谓“高齐河北，独盛僧稠；周氏关中，尊登僧实。……惟此二贤，接踵传灯，流化靡歇”；“稠怀念处，清范可崇；摩法虚宗，玄旨幽迹。可崇则情事易显；幽迹则理性难通”。
继僧稠之后，僧实享誉于北周。据《续高僧传》卷16记载：僧实“俗姓程氏，咸阳灵武人”，年26出家，师从道原法师。大和末(493)随道原来到洛阳，“遇勒那三藏授以禅法”。勒那对他评价很高，称“自道流东夏，味静乃斯乎”。此后他“寻师问道，备经循涉，……故得定水清澄，禅林荣蔚”；“静修三法可宪章于风俗，足师表于天人”，成为周朝上下尊崇的名僧。保定三年(563)卒于长安大追远寺，年88。弟子有昙相等。
对中国禅学影响最大的自然是菩提达摩，他被后世称为中国禅宗的初祖。达摩实有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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