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的譯經僧團和梁武帝時代來華的被中國佛教史家譽爲“四大翻譯家”之一的真谛(499～569)。
求那跋陀羅，中天竺人，元嘉十二年(435)到廣州，之後在金陵、丹陽、荊州等地，在僧人寶雲、慧觀及弟子菩提、法勇等的協助下先後譯出《雜阿含經》、《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經》、《無量壽經》等一百余卷。其中《楞伽》、《勝鬘》諸經對爾後中國佛教宗派思想的形成曾産生深遠影響。
真谛，又稱拘那羅拖或波羅末拖，西天竺優禅尼國人。梁大同十二年(546)來到南海，兩年後到達梁都金陵。是時正逢梁末侯景之亂，真谛不得不在江南各地的顛沛流離中從事自己的譯經事業，先後在福建富春、金陵正觀寺、江西南昌及廣州等地譯經，陳太建元年(569)病逝于廣州。真谛所譯經典的數量記載不一，有雲“始梁武帝之末至陳宣即位，凡二十叁載，所出經論記傳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①(《續高僧傳》卷1拘那羅陀傳。)。有雲49部140余卷，呂澄先生刊定爲26部87卷。②(《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中華書局1979年版，148頁。)其中主要有《俱舍釋論》、《攝大乘論》、《攝大乘論釋》、《大乘唯識論》、《大乘起信論》等。真谛所譯經論典籍傳播了大乘佛教的阿賴耶識緣起說，對後來中國佛教法相唯識說的發展産生了直接的影響。
總之，在東晉十六國及南北朝時代，在中國漢地形成了一個前所末有的譯經高潮，而促成這一譯經高潮到來的首先是以道安和鸠摩羅什爲代表的僧團的重大貢獻。與此同時，以道安的弟子慧遠爲代表的廬山僧團、以佛陀跋陀羅爲代表的金陵僧團、以昙無谶爲代表的姑藏僧團、以及著名的譯經家求那跋陀羅、真谛等，都從不同的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不僅如此，在這些僧團中還彙集了相當數量的才華出衆的中國高僧，他們除協助譯主譯經外，還同時掀起了講說這些典籍，注釋這些典籍的講經和著述的熱潮，從而推動了中國佛教在教義思想和修行實踐兩個方面的深入發展，並伴隨著這種發展，在南北朝時代，在中國漢地的南方和北方同時呈現出風格雖有不同，但同樣是生氣勃勃的佛教大發展的景象。
第二節中國佛教的南統與北統
南北朝時代，由于南北兩方不同的政治環境和學術風氣的差異，出現了佛教發展的兩種不同的傾向。一般說，在中國的南方偏重于義理的研習，在中國的北方則偏重于修習禅定。這就是所謂“南義”“北禅”的基本傳統，也就是佛教的南統和北統。我國唐代僧人神清在《北山錄》一書中就已指出了這種情況：
宋人魏人，南北兩都。宋風尚華，魏風尚淳。淳則寡不據道，華則多遊于藝。夫何以知，觀乎北則枝葉生于德教，南則生(于)辭行。
當然這種情況也不是絕對的，比如北朝北魏的孝文帝時，佛教的義理之學曾一度盛行，當時以研習《十地經論》而形成的地論學派流傳很廣。在南方，亦有專門習禅的僧人，比如名僧玄暢于劉宋元嘉二十二年(449)南走揚都，“洞曉經律，深入禅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高僧傳》卷8)；其弟子法期，自幼“谘受禅業”，後隨他南來江陵，以修禅爲務。與法期同時的道果“亦以禅業顯”(《高僧傳》卷11)。又如梁武帝時，在廬山修禅的僧人就有道珍、法歸、慧景等人，其行迹見載《續高僧傳》習禅篇。
一、佛教的北統
公元386年，鮮卑族拓跋珪即代王位，改國號爲魏，第二年又改稱皇帝。這就是中國曆史上的北魏朝。此後北魏逐漸統一北方，成爲與南朝對峙的強大的封建王朝。在北魏，佛教得到曆代帝王的崇信和扶植(除第叁代太武帝拓跋焘)。首稱皇帝的開國之君魏道武帝，在立國不久的天興元年(398)就“下诏……敕有司于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他在位時封沙門法果爲“道人統”，統管僧務。至第二代明元帝時，對法果“彌加崇敬”，“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號”；法果去世“帝叁臨其喪”①(《魏書》卷114釋老志。)。正因爲如此，佛教在北魏立國後的近40年中(386～424)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以致到太武帝拓跋焘時(424～452)，統治者感到佛教的發展已影響到封建政權的鞏固，于是發動了一場廢除佛教的運動。然而這只是一個短暫的插曲。此後，他的後繼者則以更大的熱情崇奉佛教，大興建寺造像之風。文成帝時(452～465)，以空前之規模開鑿雲崗石窟，所謂“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釋老志》)。獻文帝時(466～471)，在京城(平城)建永甯寺“構七級佛圖，高叁百余尺”；“又于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叁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孝文帝時(471～499)，遷都洛陽，修建了著名的嵩山少林寺，對僧人供給施舍有加。宣武帝時(500～515)，修永明寺，可容僧3000余人；又繼雲崗石窟之後，在洛陽開鑿龍門石窟，至孝明帝(516～528)正光四年(523)完工，曆時24年。②(參見《魏書》釋老志、《洛陽伽藍記》卷l。)僅舉如上事例，我們就不難知道北魏帝王們是如何的大興佛教事業，也是因爲他們的崇信和扶植，使北魏佛教得到空前的發展。《釋老志》載：“自中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計之，僧尼大衆二百萬矣，其寺叁萬有余”。我們沒有北魏全國人口的准確數字，但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占人口比例很大的驚人的數字，它表明北魏時代佛教的發展已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俨然已成就爲一個佛教的國家。
上述史實中我們還看到一種情況，即北魏帝王的興佛，大量的是建寺造像的內容，這是有原因的。北魏“建國于玄朔，風俗淳一”，統治者是北方的少數民族貴族，他們少有漢地儒道的傳統，更沒有受到魏晉玄學的影響，因此他們信奉佛教則更看重佛教“修福”和行善的實際功用。這就是北朝佛教重修行，以“習禅”爲風尚的主要原因。
北魏時代習禅名僧很多，當首推惠始。據《魏書》釋老志載：惠始俗姓張，清河人。早年聞鸠摩羅什在長安譯經，遂“詣長安見之。觀習經典、坐禅于北渠北。晝則入城聽講，夕則還處靜坐，叁輔有識多宗之”。北魏時，太武帝平定赫連昌“得沙門惠始”，甚是敬重，“每加禮敬”。惠始自開始習禅至去世“稱五十年，未賞寢臥”。他去世安葬時“送葬者六千余人，莫不感恸”，可見其影響之大。惠始之後則有玄高，其事迹載《高僧傳》。玄高俗姓魏，馮翊萬年人，年12出家，“受戒之後，專精禅律”。後往關中，師從佛陀跋陀禅師，“旬日之中，妙通禅法”。此後他先“隱居”麥積山，有百余人“禀其禅道”。之後住“河北林陽堂山”，“學徒之中遊刃六門者百有余人”。魏太武帝的太子晃曾事高爲師。玄高在北魏滅佛事件中被害，死時年僅44歲。在玄高之後還有昙曜，《釋老志》謂其“有操尚”。他在魏太武帝滅佛事件之後出任沙門統，即掌管佛教事務的僧官，得到文成帝的信任，“奉以師禮”。在他的建議和主持下，開始開鑿規模宏大的雲崗石窟。昙曜亦是一位禅僧，《續高僧傳》卷l記其“少年出家，攝行堅貞”；又雲“元魏和平年(460～465)住北臺昭玄統，綏緝僧衆，妙得其心”。
在北方，除上述幾人外，在禅學上産生較大影響的則是分別以佛陀和菩提達磨爲代表的禅系。
佛陀爲北天竺僧，《續高僧傳》卷16記其：“學務靜攝，志在觀方。”北魏孝文帝時，“遊曆諸國”，來到“北臺之恒安”(平城)，得到孝文帝“敬隆至誠”的接待，“別設禅林”，“國家資供”。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如《釋老志》雲：“深爲高祖所敬信，诏于少室山陰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給衣供；”正因爲孝文帝對他的敬信並有少林寺爲基地，其影響日益擴大，所謂“四海息之俦，聞風響會者，衆恒數百”。
佛陀門下的弟子以慧光和道房最著名。但慧光所學不同，他先從佛陀學習《四分律》，著《四分律疏》，從而成爲中國四分律學的開山；後又參與《十地經論》的傳譯，並成爲地論師中相州南道派的創始人。慧光在北魏末年至北齊時代出任僧統，所謂“初在京洛，任國僧統，後召入邺，轉爲國統”，是當時名聲顯赫的宗教領袖。真正繼承佛陀禅學的是佛陀的再傳弟子僧稠。
僧稠，據《續高僧傳》卷16載：“姓孫，元出昌黎”，青年時以“孝信知名”，“勤學世典，備通經史，徵爲太學博士”。28歲時投钜鹿景明寺僧實出家。不久從佛陀的弟子道房“受行止觀”。僧稠自從道房受禅法後，就一直以修禅爲務，其禅法的基本內容就是《涅槃經》“聖行品”所講的“四念處法”，即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的一種修禅法。僧稠所傳禅法在當時影響很大，他的師祖佛陀稱贊他是“自蔥嶺以東，禅學之最，汝其人矣”。由于他的影響，北齊文宣帝曾欲盡廢經律，專弘禅法，因僧稠所谏而未行。唐代名僧道宣在《續高僧傳》卷20習禅篇總論中對僧稠禅法亦給予很高評價，有所謂“高齊河北，獨盛僧稠；周氏關中，尊登僧實。……惟此二賢，接踵傳燈，流化靡歇”；“稠懷念處，清範可崇；摩法虛宗，玄旨幽迹。可崇則情事易顯；幽迹則理性難通”。
繼僧稠之後，僧實享譽于北周。據《續高僧傳》卷16記載：僧實“俗姓程氏，鹹陽靈武人”，年26出家，師從道原法師。大和末(493)隨道原來到洛陽，“遇勒那叁藏授以禅法”。勒那對他評價很高，稱“自道流東夏，味靜乃斯乎”。此後他“尋師問道，備經循涉，……故得定水清澄，禅林榮蔚”；“靜修叁法可憲章于風俗，足師表于天人”，成爲周朝上下尊崇的名僧。保定叁年(563)卒于長安大追遠寺，年88。弟子有昙相等。
對中國禅學影響最大的自然是菩提達摩，他被後世稱爲中國禅宗的初祖。達摩實有其人…
《佛教學 第六章 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