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能和他的佛教思想
李富華
惠能是我國唐代的著名和尚、中國禅宗的實際創始人。作爲佛教思想家,他在中國思想史上有著特殊的影響。
關于惠能及禅宗史的研究,中外學者已不乏著作問世,但觀點並不一致;關于惠能的一些問題,學者們的看法還分歧很大。這就使我們對惠能和他的佛教思想得不出——個清楚的概念。問題主要有這樣幾個:1.惠能生平中的幾個年代。2.對《壇經》的看法。3.惠能的佛教思想到底是什麼,它區別于他的前人的主要特點在哪裏
4.惠能思想的來源等。這些問題的存在固然是因爲關于惠能曆史的記載本身出入甚大,同時也在于研究者所持的不同觀點。作爲初學者,本人常常思考並試圖搞清楚這些問題,此文就是這樣的一個嘗試。
一、惠能的生平
據僧傳記載,唐貞觀十二年(638),惠能出生于新州(今廣東新興縣)的一個失勢的官吏家中。父親姓盧,名行蹈,原籍範陽(今河北涿縣),唐高宗武德中(又說武德叁年),“左降流于嶺南,作新州百姓”。惠能叁歲時,父親去世,“老母孤遺”,失去依靠;又因“業無腴産”,遂日益貧困,到惠能成人,不得不以賣柴養家。這就是惠能出家前經曆的大概情況。
大約是惠能30歲的時候,即公元667年(唐高宗乾封二年),他偶然于市賣柴,聽到一客誦《金剛經》,“一聞經語,心即開悟”。從此,他與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安置了老母,毅然只身離開家鄉,尋訪佛法,最後來到湖北黃梅東山,“參禮五祖”弘忍,作了他門下的一個“服舂”的苦役人。8個月後,又意外地被弘忍選爲傳法人,成爲中國禅宗的第六代祖。
惠能帶有傳奇式的發迹生涯,內含著中國佛教思想史上一個重要階段的開始。弄清楚這段曆史,有助于了解惠能佛教思想的源流。
關于惠能的生平,佛教史家的記載出入很大,特別是“參禮”五祖的時間。有的說是唐高宗龍朔元年(661),有的說是唐高宗鹹亨二年(671),時間相差整整十年。這一記載的不同,關系到惠能生平中一個重要時期,即從首聽《金剛經》到上黃梅東山的這段過程。確定這一過程的年代,有助于弄清楚惠能的整個生平,也有利于了解惠能佛教思想的源流。考諸僧傳,惠能上黃梅東山的過程大體有叁種記載。一種是《壇經》的記載:“惠能安置母畢,即便辭違,不經叁十余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即直接上黃梅東山的記載。按惠能弟子法海所著《壇經略序》雲,這一年是唐高宗龍朔元年, 第二種是《景德傳燈錄》、《宋高僧傳》等禅宗史書的記載:惠能得知《金剛經》爲“黃梅忍大師”勸持後,就從家鄉先至韶州,遇劉志略,“結爲交友”,在劉家聽其姑無盡藏誦《涅槃經》。後修輯寶林寺,令其居之修道。不久,惠能從韶州到樂昌縣西石窟,從智遠禅師學法,在智遠的進一步啓發下最後來到黃梅。這一過程發生的時間都在鹹亨二年,第叁種是《曹溪大師別傳》的記載:“鹹亨元年”惠能離開新州來到韶州曹溪,與劉志略“結義爲兄弟,時春秋叁十”。在劉家,其姑無盡藏常誦《涅槃經》,惠能“提與略役力,夜即聽經至明”。後住寶林寺,“修道經叁年”。午叁十叁歲時,又投樂昌縣西石窟的遠禅師“學坐禅”。最後囚從惠紀禅師處聞《投陀經》感到“空坐”毫無作爲,于是至東山谒弘忍大師,這一年是“鹹亨五年,大師春秋叁十有四”。
比較上述叁種記載,《壇經》最略,而《曹溪惠能傳》最洋。《景德傳燈錄》等的記載與《曹溪傳》大體相同,只是年代上略行出入。《壇經》是惠能弟子法海等記述師父說法的語錄,其成書年代離惠能最近,是研究惠能首先應該重視的材料。然而其《略序》對惠能上黃梅東山,繼承衣法嗣爲六代祖的時間,記爲龍朔元年(661)很值得商榷。因爲這一年距弘忍死年的上元二年(675)有十五年之久,當時的弘忍還不滿60歲,他能在自己精力尚強之時遜讓祖位、自甘隱退嗎
這是難以置信的,而且與《壇經》本身的記載也有矛盾。《壇經》宗寶本記述:弘忍傳法惠能,送他過江南遁,臨別時說,“汝去叁年,吾方逝去”。《壇經》興聖寺本記爲:“汝去後一年,吾即前逝”。《壇經》敦煌本的記述雖不明確,但亦有“汝去努力將法向南,叁年勿弘”的記載,暗示弘忍傳法後叁年離世。誠然,《壇經》的上述記載僅是弘忍生前的一種神秘的宗教預言。類似的這種預言在佛教史傳中是屢見不鮮的,它又往往暗示了事實的真相,但也不盡如此。因此,它只能提供一方面的證據。又據《景德傳燈錄》所記,“忍大師即付衣法,複經四載,至上元二年乙亥歲(675),人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傳法正宗記》卷六亦有同樣記載。“此後四載……人室宴坐而滅,實上元二年也”。而大約成書于後周廣順二年(952)的《祖堂集》也大體相似地作了如此記載,述曰:“即承衣法,遂辭慈容,後隱四會懷集之間,首尾四年至儀風元年正月八日南海製旨寺遇印宗”。就是說從惠能得法到隱遁總共4年時間,其間,上元二年即第3個年頭,弘忍已離世了。參照這些記載可以說明弘忍傳法惠能後沒有幾年就死了。弘忍死于上元二年是確定無疑的,那麼,據上述材料推斷,從弘忍傳法到他去世的時間就絕不會長達15年之久,就是說龍朔元年傳法的記載顯然是不准確的。另外,記述惠能直接上了黃梅東山並很快繼承了祖位,也是不大合情理的。惠能原是一個打柴的樵夫,又目不識丁。這樣一個對佛教毫無知識的人,一上黃梅東山就能與弘忍大師爭辯佛性之義,並講述作佛的道理,這難道不是一個矛盾嗎
惠能被佛教徒稱爲“肉身菩薩”,即天生的佛教大師,因此許多附會的預言被編造出來,其目的是神化惠能。《略序》所記的劉宋求那跋陀羅在廣州法性寺創建戒臺並立碑曰:“後當有肉身菩薩于此受戒”;又梁釋智藥曾植菩提樹一株並預志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于此樹下開演上乘”等故事就屬這類預言。而直接上黃梅東山的記載也可作同樣解釋,它的目的是要把惠能描繪成一個不學自佛的天生菩薩。基于上述理由,我們認爲《景德傳燈錄》及《曹溪大師別傳》等的記載更接近事實。惠能立志求佛,離開新州首先來到曹溪。在曹溪得遇劉志略,隨其姑無盡藏學佛,聽誦《涅架經》,並在曹溪寶林寺“修道經叁年”。後來又向樂昌縣西山石室的智遠禅師“學坐禅”。惠能就是通過這樣一段學佛的經曆,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佛教思想,打下了他創宗成祖的基礎。
如果上面的敘述是可靠的,那麼惠能就應是在唐高宗鹹亨二年(671)前後上黃梅東山谒見弘忍。這在惠能說是他一生的轉折點。
經過在曹溪的叁年學佛聽經和習禅實踐的惠能,投身弘忍門下,其目的是爲了進一步印證自己悟得的佛教道理。他在擁有千人弟子的佛教大師弘忍面前提出了“唯求作佛”的要求,並在“佛性”本無差別的回答中,顯示了高人一籌的見解,使得弘忍爲之驚歎,譽爲“自識佛性,頓悟真如”,遂選爲意中的傳法人。爲了避人眼目,弘忍先讓惠能在碓房服役。8個月後,以傳法爲名,命徒衆各述一偈,結果七百余僧,只有上座神秀“竊聆衆譽”,懷著繼承衣法的妄想,誠惶誠恐地書寫了一首偈語,即“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這——偈語在弘忍看來,雖然“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但並沒有人得“門內”。更談不上繼承衣法了。而早已被弘忍選中的惠能卻出人意料地寫了一首與神秀相對的偈語,即“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壇經》敦煌本作:“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佛性常清淨,何處有塵埃”。)表明了識自本心的獨到見解。由此使弘忍下了最後決心,于深夜秘密召見惠能,爲其講說《金剛經》並傳衣法。爲了防止“命若懸絲”的爭奪衣法的鬥爭,弘忍命惠能連夜南遁,並囑咐暫時隱居,“不宜速說,佛法難起”。于是惠能在離開東山之後,在廣東四會一帶(今廣東粵海)的獵人行中,一直隱居了五年之久(唐高宗鹹亨叁年至儀鳳元年672—676)。唐高宗儀風元年(676)惠能來到廣東法性寺,正值印宗法師講《涅檠經》,在衆僧關于是風動還是幡動的爭執中,他指出“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遂引起注意,披露了得法南遁的行蹤,結束了隱居埋名的生涯。在印宗等僧衆的擁戴下,惠能在廣州正式“薙發”出家。次年,即儀鳳二年,惠能回到闊別多年的曹溪寶林寺,在韶州刺史韋琚等官僚學士及僧尼道俗千余人的支持下,重修寺廟,大開東山法門。在以後的36年間,惠能未離曹溪一步,一意傳播他的佛教學說。其間,從學的僧俗常在千人左右。唐玄宗先天二年(713)惠能去世。他死後,他的弟子繼續傳播他的佛教學說,並逐漸形成臨濟、沩仰、曹洞、雲門、法眼等獨居特點的五種宗派,所謂“一門深入,五派同源”。這就是以惠能爲創始人的中國禅宗南宗。
二、關于《壇經》
《壇經》是惠能留給後人惟一的一部語錄式著作。我們研究惠能和他的佛教思想,《壇經》是最基本的依據。然而,如同影響中國幾千年的儒家經典《論語》不是孔丘自己寫的一樣,《壇經》也不是惠能寫的,而是他的弟子們整理的他的語錄。加上傳抄流行出于不同弟子之手,且曆時久遠,這就出現了《壇經》的不同版本和“增損”、“節略”、“互有出入”等情況,也出現了關于《壇經》的種種議論。諸如:“《壇經》皆他人記錄,故多訛誤”,“《壇經》爲後人節略太多,不見六祖大全之旨”等等。並由此引起後世學者對《壇經》考證式的研究,以判別其真僞。到目前爲止,保存下來的《壇經》版本基本上是四種,即敦煌本《壇經》、宋本《壇經》、曹溪古本《壇經》、宗寶本《壇經》。據考證,敦煌本《壇經》是英國人斯坦因在本世紀初從敦煌竊走的我國珍貴的古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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