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能和他的佛教思想
李富华
惠能是我国唐代的着名和尚、中国禅宗的实际创始人。作为佛教思想家，他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特殊的影响。
关于惠能及禅宗史的研究，中外学者已不乏着作问世，但观点并不一致；关于惠能的一些问题，学者们的看法还分歧很大。这就使我们对惠能和他的佛教思想得不出——个清楚的概念。问题主要有这样几个：1．惠能生平中的几个年代。2．对《坛经》的看法。3．惠能的佛教思想到底是什么，它区别于他的前人的主要特点在哪里
4．惠能思想的来源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固然是因为关于惠能历史的记载本身出入甚大，同时也在于研究者所持的不同观点。作为初学者，本人常常思考并试图搞清楚这些问题，此文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
一、惠能的生平
据僧传记载，唐贞观十二年(638)，惠能出生于新州(今广东新兴县)的一个失势的官吏家中。父亲姓卢，名行蹈，原籍范阳(今河北涿县)，唐高宗武德中(又说武德三年)，“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惠能三岁时，父亲去世，“老母孤遗”，失去依靠；又因“业无腴产”，遂日益贫困，到惠能成人，不得不以卖柴养家。这就是惠能出家前经历的大概情况。
大约是惠能30岁的时候，即公元667年(唐高宗乾封二年)，他偶然于市卖柴，听到一客诵《金刚经》，“一闻经语，心即开悟”。从此，他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安置了老母，毅然只身离开家乡，寻访佛法，最后来到湖北黄梅东山，“参礼五祖”弘忍，作了他门下的一个“服舂”的苦役人。8个月后，又意外地被弘忍选为传法人，成为中国禅宗的第六代祖。
惠能带有传奇式的发迹生涯，内含着中国佛教思想史上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弄清楚这段历史，有助于了解惠能佛教思想的源流。
关于惠能的生平，佛教史家的记载出入很大，特别是“参礼”五祖的时间。有的说是唐高宗龙朔元年(661)，有的说是唐高宗咸亨二年(671)，时间相差整整十年。这一记载的不同，关系到惠能生平中一个重要时期，即从首听《金刚经》到上黄梅东山的这段过程。确定这一过程的年代，有助于弄清楚惠能的整个生平，也有利于了解惠能佛教思想的源流。考诸僧传，惠能上黄梅东山的过程大体有三种记载。一种是《坛经》的记载：“惠能安置母毕，即便辞违，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即直接上黄梅东山的记载。按惠能弟子法海所着《坛经略序》云，这一年是唐高宗龙朔元年， 第二种是《景德传灯录》、《宋高僧传》等禅宗史书的记载：惠能得知《金刚经》为“黄梅忍大师”劝持后，就从家乡先至韶州，遇刘志略，“结为交友”，在刘家听其姑无尽藏诵《涅槃经》。后修辑宝林寺，令其居之修道。不久，惠能从韶州到乐昌县西石窟，从智远禅师学法，在智远的进一步启发下最后来到黄梅。这一过程发生的时间都在咸亨二年，第三种是《曹溪大师别传》的记载：“咸亨元年”惠能离开新州来到韶州曹溪，与刘志略“结义为兄弟，时春秋三十”。在刘家，其姑无尽藏常诵《涅槃经》，惠能“提与略役力，夜即听经至明”。后住宝林寺，“修道经三年”。午三十三岁时，又投乐昌县西石窟的远禅师“学坐禅”。最后囚从惠纪禅师处闻《投陀经》感到“空坐”毫无作为，于是至东山谒弘忍大师，这一年是“咸亨五年，大师春秋三十有四”。
比较上述三种记载，《坛经》最略，而《曹溪惠能传》最洋。《景德传灯录》等的记载与《曹溪传》大体相同，只是年代上略行出入。《坛经》是惠能弟子法海等记述师父说法的语录，其成书年代离惠能最近，是研究惠能首先应该重视的材料。然而其《略序》对惠能上黄梅东山，继承衣法嗣为六代祖的时间，记为龙朔元年(661)很值得商榷。因为这一年距弘忍死年的上元二年(675)有十五年之久，当时的弘忍还不满60岁，他能在自己精力尚强之时逊让祖位、自甘隐退吗
这是难以置信的，而且与《坛经》本身的记载也有矛盾。《坛经》宗宝本记述：弘忍传法惠能，送他过江南遁，临别时说，“汝去三年，吾方逝去”。《坛经》兴圣寺本记为：“汝去后一年，吾即前逝”。《坛经》敦煌本的记述虽不明确，但亦有“汝去努力将法向南，三年勿弘”的记载，暗示弘忍传法后三年离世。诚然，《坛经》的上述记载仅是弘忍生前的一种神秘的宗教预言。类似的这种预言在佛教史传中是屡见不鲜的，它又往往暗示了事实的真相，但也不尽如此。因此，它只能提供一方面的证据。又据《景德传灯录》所记，“忍大师即付衣法，复经四载，至上元二年乙亥岁(675)，人室安坐而逝，寿七十有四”。《传法正宗记》卷六亦有同样记载。“此后四载……人室宴坐而灭，实上元二年也”。而大约成书于后周广顺二年(952)的《祖堂集》也大体相似地作了如此记载，述曰：“即承衣法，遂辞慈容，后隐四会怀集之间，首尾四年至仪风元年正月八日南海制旨寺遇印宗”。就是说从惠能得法到隐遁总共4年时间，其间，上元二年即第3个年头，弘忍已离世了。参照这些记载可以说明弘忍传法惠能后没有几年就死了。弘忍死于上元二年是确定无疑的，那么，据上述材料推断，从弘忍传法到他去世的时间就绝不会长达15年之久，就是说龙朔元年传法的记载显然是不准确的。另外，记述惠能直接上了黄梅东山并很快继承了祖位，也是不大合情理的。惠能原是一个打柴的樵夫，又目不识丁。这样一个对佛教毫无知识的人，一上黄梅东山就能与弘忍大师争辩佛性之义，并讲述作佛的道理，这难道不是一个矛盾吗
惠能被佛教徒称为“肉身菩萨”，即天生的佛教大师，因此许多附会的预言被编造出来，其目的是神化惠能。《略序》所记的刘宋求那跋陀罗在广州法性寺创建戒台并立碑曰：“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又梁释智药曾植菩提树一株并预志曰：“后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演上乘”等故事就属这类预言。而直接上黄梅东山的记载也可作同样解释，它的目的是要把惠能描绘成一个不学自佛的天生菩萨。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景德传灯录》及《曹溪大师别传》等的记载更接近事实。惠能立志求佛，离开新州首先来到曹溪。在曹溪得遇刘志略，随其姑无尽藏学佛，听诵《涅架经》，并在曹溪宝林寺“修道经三年”。后来又向乐昌县西山石室的智远禅师“学坐禅”。惠能就是通过这样一段学佛的经历，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佛教思想，打下了他创宗成祖的基础。
如果上面的叙述是可靠的，那么惠能就应是在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前后上黄梅东山谒见弘忍。这在惠能说是他一生的转折点。
经过在曹溪的三年学佛听经和习禅实践的惠能，投身弘忍门下，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印证自己悟得的佛教道理。他在拥有千人弟子的佛教大师弘忍面前提出了“唯求作佛”的要求，并在“佛性”本无差别的回答中，显示了高人一筹的见解，使得弘忍为之惊叹，誉为“自识佛性，顿悟真如”，遂选为意中的传法人。为了避人眼目，弘忍先让惠能在碓房服役。8个月后，以传法为名，命徒众各述一偈，结果七百余僧，只有上座神秀“窃聆众誉”，怀着继承衣法的妄想，诚惶诚恐地书写了一首偈语，即“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这——偈语在弘忍看来，虽然“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但并没有人得“门内”。更谈不上继承衣法了。而早已被弘忍选中的惠能却出人意料地写了一首与神秀相对的偈语，即“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坛经》敦煌本作：“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表明了识自本心的独到见解。由此使弘忍下了最后决心，于深夜秘密召见惠能，为其讲说《金刚经》并传衣法。为了防止“命若悬丝”的争夺衣法的斗争，弘忍命惠能连夜南遁，并嘱咐暂时隐居，“不宜速说，佛法难起”。于是惠能在离开东山之后，在广东四会一带(今广东粤海)的猎人行中，一直隐居了五年之久(唐高宗咸亨三年至仪凤元年672—676)。唐高宗仪风元年(676)惠能来到广东法性寺，正值印宗法师讲《涅檠经》，在众僧关于是风动还是幡动的争执中，他指出“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遂引起注意，披露了得法南遁的行踪，结束了隐居埋名的生涯。在印宗等僧众的拥戴下，惠能在广州正式“薙发”出家。次年，即仪凤二年，惠能回到阔别多年的曹溪宝林寺，在韶州刺史韦琚等官僚学士及僧尼道俗千余人的支持下，重修寺庙，大开东山法门。在以后的36年间，惠能未离曹溪一步，一意传播他的佛教学说。其间，从学的僧俗常在千人左右。唐玄宗先天二年(713)惠能去世。他死后，他的弟子继续传播他的佛教学说，并逐渐形成临济、沩仰、曹洞、云门、法眼等独居特点的五种宗派，所谓“一门深入，五派同源”。这就是以惠能为创始人的中国禅宗南宗。
二、关于《坛经》
《坛经》是惠能留给后人惟一的一部语录式着作。我们研究惠能和他的佛教思想，《坛经》是最基本的依据。然而，如同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儒家经典《论语》不是孔丘自己写的一样，《坛经》也不是惠能写的，而是他的弟子们整理的他的语录。加上传抄流行出于不同弟子之手，且历时久远，这就出现了《坛经》的不同版本和“增损”、“节略”、“互有出入”等情况，也出现了关于《坛经》的种种议论。诸如：“《坛经》皆他人记录，故多讹误”，“《坛经》为后人节略太多，不见六祖大全之旨”等等。并由此引起后世学者对《坛经》考证式的研究，以判别其真伪。到目前为止，保存下来的《坛经》版本基本上是四种，即敦煌本《坛经》、宋本《坛经》、曹溪古本《坛经》、宗宝本《坛经》。据考证，敦煌本《坛经》是英国人斯坦因在本世纪初从敦煌窃走的我国珍贵的古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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