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我的閱讀記錄 ▼

祥和灑脫之路 教史篇▪P2

  ..續本文上一頁臺宗典籍24種161卷。

  爲掌管僧事,明、清兩代府設僧綱司,縣設僧會司,以爲專職機構。

  民國時期(1912—1949),臨海、黃岩等縣曾組織佛教會、蓮社和居士林,其間修寺院、塑佛像、講經說法、傳授戒法及各種法會等活動時有舉行。天臺山華頂寺、國清寺、萬年寺、方廣寺,臨海延慶寺、溫嶺流慶寺等寺院都得到較大程度的修繕;赤城山塔也進行了重建。除國清、高明及華頂等大寺傳授戒法外,臨海延恩寺、兜率寺,黃岩崇善寺等,都傳過叁壇大戒。臨海、黃岩等縣都有佛教會組織。在抗日戰爭期間,各縣還培訓僧伽,組織僧伽醫療隊爲戰時服務。在居士組織方面,有臨海、黃岩、玉環楚門等地的居士林和臨海兜率寺蓮社等,在學習、修持佛法及開展社會公益事業諸方面都取得了較好的成績。民國二十年(1931)由于谛閑與可興、靜權等共同力爭,使國清寺重新易禅爲教,複爲天臺宗道場。

  其時著名僧人谛閑(1858—1932),俗姓朱,名古虛,號卓叁,黃岩沙田朱村(今屬椒江)人。24歲受具足戒于國清寺,後至平湖從敏羲、大海等學習天臺教義,光緒十二年(1886),任國清寺座主,爲天臺宗第四十叁世法嗣。以後住持滬杭甬各大寺,講經于東北、山東、安徽等省達40年。創南京佛教師範學校和甯波觀宗學院等,以振興佛法,造就人才爲職志。1932年七月初叁日,圓寂于甯波觀宗寺,建塔于慈溪五磊山,著名學子有寶靜、倓虛、妙真、常惺等,皈依弟子有蔣維喬等10余萬人,是近代有廣泛影響的大師。門人編有《谛閑大師全集》,收其全部遺著。

  興慈(1881—1950),俗姓陳,法名悟雲,以字行,出身于新昌西坑信奉叁寶又崇儒的家庭,一門8人先後出家,爲佛教史上所罕;14歲依父出家,次年受具于國清寺。一生教演天臺,行歸淨土;身居鬧市,仍淡泊自持,以濟世利民爲懷,以愛國、愛和平爲志,卓然而立。弘法40余年,以“戒行第一”飲譽教內外;皈依弟子有數十萬之衆;著作有《二課合解》、《金剛經易知疏》、《蒙山施食儀規》等。擅長書法,四體皆工,天臺山高明寺外摩崖大“佛”字,即爲其1908年所書。圓寂後建塔于華頂山太白堂。

  靜權(1881—1960),俗姓王,名良安,法名寬顯,浙江仙居人。1905年依黃岩多福寺從鏡出家,1907年受具足戒于國清寺授能和尚座下,後去甯波隨谛閑學天臺教觀,深有得益。其後即以講經說法爲己任,蜚聲江浙。1957年曾當選爲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德高望重,立志不做方丈,但竭盡全力維護名山,30年代曾協助可興和尚對國清寺進行了一系列的重建、擴建工程。迎塔樓、妙法堂、靜觀堂、叁賢殿和香光茅蓬等皆爲其時所建,並辦佛學研究社于寺內,以培養僧才。其佛學思想亦爲“教在天臺,行歸淨土”,對佛學深有造詣,但不肯作文,後世所傳《大勢至菩薩圓通章講義》及《地藏經略解》等皆弟子據所講記錄整理而成。1960年12月20日寂于國清寺。

  此外尚有國清寺可興、高明觀通等都爲佛教事業作出卓著成績。

  居士有屈映光(1883—1973),字文六,法名法賢,臨海大田東塍人,早年加入光複會。1917年始鑽研佛學,曾受密宗灌頂。他還注重社會慈善事業,興辦救災服務及辦學、辦公墓等;並建造臨海等地鋼筋混凝土橋梁多座;晚年居臺灣桃園縣大溪齋明寺。在弘法、修持的同時,還負責《中華大藏經》的出版工作。著作有《金剛經诠釋》和《心經诠釋》等。

  澹雲(190l—1975)于49歲始任國清寺住持,前後達26年。任職之初,即遵百丈遺風,率衆躬耕,令全寺大衆四事無缺,愛國愛教成績卓著。寂後由唯覺(1919—1990)繼任。唯覺爲國清寺的修複亦不辭辛勞,曾兩次訪日,爲中日兩國佛教徒和人民之間的友誼作出貢獻。

  臨海茅庵僧人理權(1893—1966),解放前曾任上海法藏寺西堂兼法藏佛學院教席,也曾于大中國新聲廣播電臺播講佛法,得到廣大聽衆的歡迎。建國後回原籍,居巾山,領導僧尼愛國愛教,組織巾山草包廠,過工禅生活,並爲端正臨海佛教教風和開展社會公益事業,做了有益的工作。

  臨海居士林義行(1909—1958),職業教師,業余潛心佛典,精進修學,著有《法源論》、《淨土決疑礙行答問》、《臨海高僧傳》等多種。他所組織的兜率寺蓮社,在教務和社會公益事業活動等方面開展得較好,是抗日戰爭勝利後,在臨海較有影響的居士團體。解放初期,他爲了搞好佛教界的改革,使之適應時代的發展,曾著文發表于《現代佛學》上,建議寺院在寺務委員會領導下,分修持、生産、佛學研究等組進行工作,提倡勞動與修持相結合;爲使佛教後繼有人,還主張舉辦“佛教工讀學院”;並在50年代爲寺院開展生産自救、自食其力起了一定的作用。

  “文革”10年,佛教大衰,正信佛徒寥寥。

  1972年,國務院撥巨款整修國清寺,以適應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需要。近年來,黨和政府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臺州地區佛教開始恢複,並有顯著成績。

  天臺山的高明寺、真覺寺、方廣寺及赤城山紫雲洞繼國清寺之後陸續修複、開放。1985年10月臨海的天甯寺遷址修複于南山殿故址,爲臺州地區第一所縣級開放寺院。接著各縣、市相繼開放一些寺庵,供佛教信徒舉行宗教活動之用,並先後成立了佛教協會。1986年2月臨海市佛教研究組召開“新時期的佛教”學術討論會,還舉辦講習班,組織信徒學習政策和教理。1988年4月在原講習班學員的基礎上,成立了臨海市佛教居士林。1989年1月溫嶺縣丹崖居士林成立,國清寺佛學研究社和地區尼衆培訓班第一期各有學員13名,相繼結業;高明寺幽溪佛學苑于1989年秋恢複招僧學習並開課講學。

  1989年11月臺州地區第一屆佛教代表會議在天臺山高明寺召開,同時成立臺州地區佛教協會。繼而創辦會刊《臺州佛教通訊》(1991年後更名《臺州佛教》),是臺州地區佛教界學習政策和教理、交流經驗的園地,也是當時全國僅有的地區性基層佛教刊物。當時全地區有正式恢複佛教活動的開放寺院16所,僧405人、尼665人。

  1975年至1989年日本天臺宗座主山田惠谛四次至天臺山朝禮祖庭,並相繼建有“祖師碑亭”、“法華經幢”及“般若心經奉納塔”。1988年美國洛杉矶華僑信徒成立“天臺山國清寺護法會”,集資爲國清寺新建觀音殿、玉佛閣、五百羅漢堂。近年來,英、法、德、意、韓、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香港、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佛教徒亦紛紛至天臺山朝禮。天臺山佛教的弘揚,體現了我國現行的宗教政策的貫徹與落實,增強了國際間的文化交流和佛教徒之間的友好往來,對國家的改革開放與旅遊事業,亦起了一定的作用。

  1992年春于臨海香光居

  談臨海龍興寺在日本天臺宗創建中的重要作用

  日本天臺宗創始于最澄法師,大師求法于天臺山道邃大師,這是世人皆知的事。但其真正求法之地,知者甚少,或不加注意,即使從史中讀到,知其在臺州的活動主要在龍興寺,也不知龍興寺在什麼地方

  此事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才考查明白。今值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妙善大和尚對天臺宗弘揚與研究之重視,特撰文如下:

  一、道邃大師與最澄法師的龍興寺因緣

  天臺宗十祖興道尊者,諱道邃,唐代宗大曆年間(766—779),聞荊溪湛然于天臺佛隴寺傳教觀之道,往依之,洞悟玄旨,無所凝滯,荊溪嘉其敏悟,即與其說:“汝能嗣興吾道矣!”遂授以《止觀輔行記》令其敷揚。

  此後道邃大師開座說法,析理精微,聞者無不領悟,同門元皓,深加歎服。唐貞元二十年(804)九月,日本國僧最澄遠涉重洋入唐求法,經甯波至臺州。時道邃大師居天臺山修禅寺,其時適應臺州敕史陸淳之請,于臺州龍興寺講《妙法蓮華經》及《摩诃止觀》,最澄往聽,從之受法,研習天臺教觀,抄寫天臺論疏,夜以繼日,精進不辍。翌年叁月初二夜亥時,與中國僧人27位,同受菩薩戒。受戒後,攜所抄經卷返日。臨行前,詣臺州敕史陸淳,求作判語,以取信國人。敕史嘉其誠,即于其唐牒上作判語:“最澄阇梨,形雖異域,性實同源,特禀生知,觸類懸解,遠求天臺妙旨,又遇龍象邃公,總萬法于一心,了殊途于叁觀,親承秘密,理絕名言,慮他方學徒不能信受,處請當州印記,安可不任爲憑。

  大唐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日,朝議持節

  臺州諸軍事守臺州敕史上柱國淳給書日本國入唐使。”①(見《大正藏》55卷,2159經《傳教大師將來臺州錄》。)

  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最澄是能夠矯正人們行爲的教師,雖然出生于日本,但佛性無異,他聰敏智慧,僧俗都敬重,先此已受學于本國,今再求教于道邃大師,已歸萬法于一心,明了諸法門皆不出叁觀之旨,已能傳承顯密之教,尚恐其本國的僧徒,不能信受他所說的法,求爲作證,那可不依呢!

  最澄大師及其弟子兼翻譯義真法師從貞元二十年十一月五日至龍興寺,到次年叁月二十五日離開,約有140天時間,是他入唐求法居住時間最長的得法地。最澄大師回國後,開辟比睿山爲日本的天臺山,創一刹爲傳教寺,遂創日本天臺宗,遙尊道邃大師爲日本天臺宗之始祖。由此可知日本之有天臺宗,實是最澄從龍興寺受道邃大師教之故,法緣殊勝,永載史冊。

  此外,我們還可從最澄大師的《天臺法華宗傳法偈》的記載來看,他在臺州活動的主要場所是龍興寺。在《傳教大師將來臺州錄》中,還證明抄經地點是“大唐臺州臨海縣龍興寺淨土院”。

   二、龍興寺在臨海何處

  

  查有關史料,在中日佛教關系史上,不但龍興寺與最澄大師有殊勝的因緣,而且還與日本天臺宗五祖圓珍有關,因…

《祥和灑脫之路 教史篇》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

菩提下 - 非贏利性佛教文化公益網站

Copyright © 2020 PuTiX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