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佛教
天臺忏法與社會和諧發展
“天臺止觀”向有四種叁昧、二十五方便、十乘觀法、十境、百法成乘等，智者大師將其概括成“漸次止觀”、“不定止觀”和“圓頓止觀”叁種。圓頓止觀不曆次第，初後不二，一塵一香，法法互具，當處圓融。其修持之法，具如《摩诃止觀》所述，此法門是智者大師在天臺山華頂峰妙悟後之極談，是大師實踐門之真髓。天臺宗圓頓止觀的修行方法，一向是以清淨持戒、忏罪悔過爲基礎，進而修止觀以得定發慧，這正與中國佛教行之久遠的“禮忏”息息相關，甚至可以說中國忏法的精神含義與實踐要領，皆源于天臺的教觀思想。而其中時常以忏悔罪業，來警惕自身之身口意叁業，可使常人探取良知，對社會道德的提高，能起很大的作用。因此，可以說天臺忏法對我們今天的構建和諧社會，能發揮其重大的作用。
概 述
“忏法”是指依諸經咒之說而忏悔罪過之儀則，故又名忏儀。依照這些儀則修行，則稱之爲修忏。忏悔原是將自己生活中所犯的過失，于一特定日，在衆僧前告白，表示忏改悔過。釋其義，則含有人類精神整體之六根忏悔，與身、口、意之叁業忏悔兩類。忏法之分類方法甚多，據道宣律師之《四分律羯磨疏》卷一，有製教忏與化教忏兩種；據智者大師《摩诃止觀》卷二上及《金光明文句》卷叁所載，忏分爲事忏與理忏兩種；另又分忏法爲作法忏悔、取相忏悔和無生忏悔等叁種。前二者屬于事忏，後者屬于理忏。
此外，于佛前舉行忏悔之前，須先行禮贊，稱爲禮忏儀；在忏悔之後再行發願回向，稱爲忏願儀。我國佛教中之忏法，起源于晉，盛行于南北朝，自南朝梁代以來，取自大乘經中的忏悔與禮贊內容，編成忏儀以種種形式流行，從而産生了許多禮贊文及忏悔文，俗稱科儀。唐道宣律師編的《廣弘明集》二十八卷《悔罪篇》中所載，有梁簡文帝《涅槃忏啓》、《六根忏文》、《悔高慢文》，沈約之《忏悔文》，梁武帝之《慈悲道場忏》、《金剛般若忏文》、《摩诃般若忏文》等。隋唐之間，佛教宗派漸起，由于各宗所主經典有別，則形成多種忏法。
天臺宗智者大師集其大成，撰有《法華叁昧忏儀》、《方等叁昧行法》、《金光明忏法》、《請觀世音忏法》等四部忏法。
其後，淨土宗有善導大師撰《淨土法事贊》，法照大師撰《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贊》等。華嚴宗有宗密大師的《圓覺經道場修證儀》、《華嚴經海印道場九會諸佛儀》。叁階教有信行法師撰《禮佛忏悔文》。密宗有不空譯《佛說叁十五佛名禮忏文》。唐末悟達國師以宗密《圓覺經修證儀》述《慈悲水忏法》叁卷，至今仍盛行。
宋代可說是忏法的全盛時期，特別是天臺宗的法師，承智者大師遺教，以禮忏爲修習止觀之行門，專務忏儀。天臺宗巨匠知禮、慈雲、志盤諸師既著忏儀，又行忏法，遂使忏法大行于世。
金代有王子成所集之《禮念彌陀道場忏法》十卷，簡稱《彌陀忏法》行世。
明初，太祖朱元璋屢建法會于南京蔣山，超度元代末期死于戰爭之亡靈。此後忏法即廣爲流行，僧侶常以應赴世俗之請而作忏法佛事，稱“應赴僧”。“這些僧人以行瑜伽叁密行法，又稱爲瑜伽教僧，略稱教僧。洪武十五年(1382)製定佛寺爲禅、講、教叁宗製度，並于南京能仁寺開設應供道場，令京城內外大小應赴寺院僧人集中學習，作成一定佛事科儀。洪武十六年(1383)，由僧錄司頒行。”此時的忏法轉向應赴，與天臺宗諸大師爲求修證之作忏本意，開始有了距離。其後爲求滅罪、消災和濟度亡靈爲主要目的應赴佛事，和臺、淨、密各宗以修持爲目的忏法同時發展。明末，雲棲大師重訂《水陸道場儀軌》、《瑜伽集要施食壇儀》(即後代流行的《水陸》與《焰口》)。影響所及，又有智旭大師撰《占察善惡業報經行法》、《贊禮地藏菩薩忏願儀》，受登法師撰《准提叁昧行法》、《藥師叁昧行法》，禅修法師作《楞嚴忏法》，如惺法師作《龍華忏儀》等。到清代又有《准提忏法》、《藥師忏法》、《供諸天科儀》等出現。現代通行的忏法有《梁皇寶忏》、《水忏》、《大悲忏》、《法華忏》、《藥帥忏》、《淨土忏》、《地藏忏》等。另有《金剛忏》、《八十八佛洪名寶忏》、《千佛忏》、《萬佛忏》等，亦爲一般常行的忏法。
中國漢傳佛教由于曆代祖師，特別是天臺宗大師們的不斷努力，編集了許多優秀的忏儀，如：《金光明忏法》、《方等叁昧行法》、《法華忏》、《清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叁眯儀》、《熾盛光道場念誦儀》、《千手眼大悲心咒行法》、《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忏》、《往生淨土忏願儀》、《觀自在菩薩如意輪咒課法》等等。忏內既有道理的解釋，還加入了拜佛、念佛、誦經、持咒、觀想等有極大忏悔與滅罪功用的內容，它融合了事忏與理忏，並以事忏和理忏包含了作法忏、取相忏和無生忏。在忏儀上十分強調忏悔的次第，更注重事忏與理忏的連貫性，而且漢傳的忏法兼有忏悔、滅罪和修行的多種作用。
天臺諸大師有關忏的理論和實踐，後面還會講到，現先舉唐代宗密大師，在他的《圓覺經修證儀》卷十六所說的．一段話，來做個說明：
“夫忏悔者，非惟火惡生善，而乃翻染爲淨，去妄歸真，故不但事忏，須兼理忏。事忏除罪，理忏除疑。然欲忏時，必先于事忏門中，披肝露膽，決見報應之義。如指掌中，悚懼恐惶，戰灼流汗。口陳罪狀，心徹罪根。根拔苗枯，全成善性，然後理忏，以契真源。”
由上可以看出，我國忏儀有很強的連貫性。它先由事忏，然後進入理忏，理忏才容易達成；而事忏之後，冉行理忏，事忏才能圓滿與究竟。
在適用場合方面來說，我國漢傳佛教的忏法，都是出家、在家四衆通用的。
我國忏法于有上述特點，易于彼大衆所接受。加上各宗祖師的著力推行，連一向勸人念佛、反對經忏佛事的印光大師，《增廣文鈔·複鄧伯誠居士書叁》中，也勸鄧居士修忏悔說：
“佛經告人常行忏悔，以期斷盡尢明，圓成佛道。雖位至等覺如彌勒菩薩，尚于二六時中禮十方諸佛，以期無明淨盡，圓證法身，況其下焉者乎？而博地凡夫，通身業力，不生慚愧，不修忏悔，雖一念心性與佛平等，由煩惱惡業障蔽心原，不能顯現。”
故忏法一直在社會上廣爲流行。
修忏是天臺宗的重要行門
南北朝時期的佛教學風，由于受當時社會上文風的影響，南方的僧侶偏重于義學講經；北方則以坐禅誦經爲重，各執一隅，造成了“南論北禅”的局面。
由于南朝的輕禅重講，就使得當時的僧侶莫不傾心于經典義學的鑽研，甚至失去自己實踐修持之反省求道心。故智者大師在《摩诃止觀》卷十內說：“夫聽學人，誦得名相，齊文作解，心眼不開，全無理論。”北朝的佛教，則與此相反，側重在坐禅與誦經，形成重禅輕講的局面。
北地的高僧，雖有精通經論而更以習禅爲本務者，然大都以“無我之理”爲修心之要，根基淺者就難免墮于無知，甚至陷入蒙昧之邪行，真實的教義研究反而無人問津。
智者大師有鑒于此種時弊，遂將南朝的輕禅重講與北朝的輕講重禅之偏，予以均等，倡“解行並修”、“教觀雙運”之旨。大師之教觀並重思想，于其巨著中曆曆可睹。《摩诃止觀》則著重說明天臺圓頓止觀的修證方法，在該書的《修大行》這章文字中，列舉了“常坐”、“常行”、“半行半坐”及“非行非坐”等四種叁昧的修法。至宋代，四明尊者更作《修忏要旨》，闡明以上四種叁昧，及依止觀修忏的要領、忏悔意義及修忏的功德，末尾以修忏悔系欲究竟圓頓止觀作結，更顯出修忏之殊勝作用。由于這個原因，故天臺宗曆代祖師，均對修忏十分重視。並給後人留下了許多實用的禮忏儀規。
曆代天臺宗大德，皆繼承智者大師的遺法，講述之外，多以禮忏爲天臺宗修習止觀之重要行法，故屢行不衰。
法智(960—1028)大師諱知禮，是宋代“卓識超群，妙證一心叁觀、圓滿叁谛，深入止觀妙旨的大德”。二十歲，隨侍義通大師學天臺教觀，叁年後就代座講法，大師一生弘揚天臺教觀，不是講道便是修持止觀和從事著述與寫經，是理論和實踐兼具的高僧，故于天禧四年(1020)蒙真宗皇帝賜“法智大師”之號，被尊爲“四明尊者”，爲天臺宗十七祖。
鹹平叁年(1000)，大師曾與遵式、異聞大師等爲祈雨修“光明忏”，獲應甚驗。據史料載，大師一生曾修：
《法華忏》，叁七日爲一期，共計5遍；
《金光明忏》，十日爲一期，共計20遍；
《彌陀忏法》，七日爲一期，共計50遍；
《請觀音忏》，七七日爲一期，共計8遍；
《大悲忏》，叁七日爲一期，共計10遍；
又結十僧，長期修《法華忏》達3年；
請十僧修《大悲忏》3年；
又曾燃叁指供佛，造佛像不計其數，每歲建念佛施戒會。
據《佛祖統紀》卷八中的《知禮傳》所載，宋天禧元年(1017)，知禮與異聞等十人，結修《法華忏》，誓于叁年滿期，焚身供養《法華經》，大師虔敬修忏之心，由此可見。大師對于修證叁昧也十分注意忏儀，曾作《金光明最勝忏儀》、《千手千眼大悲心咒行法》及《修忏要旨》，今分述如下：
1．《金光明最勝忏儀》，依《金光明經》所修之忏法，又作《金光明叁昧忏》，略稱《金光明忏》。《國清百錄》卷一所載之本忏，傳爲智者大師所作，宋代有其同門遵式大師所撰的《金光明忏法輔助儀》，大師所集之忏加上“最勝”兩字，是異于天臺、遵式大師，而依據唐譯《金光明最勝王經》的緣故。
大師所集之忏，以頂禮十方叁寶、香華供養、奉請、持咒、贊歎、供養及散灑、禮敬叁寶、忏悔、勸請、隨喜、回向、發願、旋繞自歸等科，明禮忏之儀規。著重說明忏悔時必須運想順逆十心，以明白過失及對治。
2．《千手千眼大悲心咒行法》，是依唐伽梵達磨叁藏所譯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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