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佛教
天台忏法与社会和谐发展
“天台止观”向有四种三昧、二十五方便、十乘观法、十境、百法成乘等，智者大师将其概括成“渐次止观”、“不定止观”和“圆顿止观”三种。圆顿止观不历次第，初后不二，一尘一香，法法互具，当处圆融。其修持之法，具如《摩诃止观》所述，此法门是智者大师在天台山华顶峰妙悟后之极谈，是大师实践门之真髓。天台宗圆顿止观的修行方法，一向是以清净持戒、忏罪悔过为基础，进而修止观以得定发慧，这正与中国佛教行之久远的“礼忏”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中国忏法的精神含义与实践要领，皆源于天台的教观思想。而其中时常以忏悔罪业，来警惕自身之身口意三业，可使常人探取良知，对社会道德的提高，能起很大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天台忏法对我们今天的构建和谐社会，能发挥其重大的作用。
概 述
“忏法”是指依诸经咒之说而忏悔罪过之仪则，故又名忏仪。依照这些仪则修行，则称之为修忏。忏悔原是将自己生活中所犯的过失，于一特定日，在众僧前告白，表示忏改悔过。释其义，则含有人类精神整体之六根忏悔，与身、口、意之三业忏悔两类。忏法之分类方法甚多，据道宣律师之《四分律羯磨疏》卷一，有制教忏与化教忏两种；据智者大师《摩诃止观》卷二上及《金光明文句》卷三所载，忏分为事忏与理忏两种；另又分忏法为作法忏悔、取相忏悔和无生忏悔等三种。前二者属于事忏，后者属于理忏。
此外，于佛前举行忏悔之前，须先行礼赞，称为礼忏仪；在忏悔之后再行发愿回向，称为忏愿仪。我国佛教中之忏法，起源于晋，盛行于南北朝，自南朝梁代以来，取自大乘经中的忏悔与礼赞内容，编成忏仪以种种形式流行，从而产生了许多礼赞文及忏悔文，俗称科仪。唐道宣律师编的《广弘明集》二十八卷《悔罪篇》中所载，有梁简文帝《涅槃忏启》、《六根忏文》、《悔高慢文》，沈约之《忏悔文》，梁武帝之《慈悲道场忏》、《金刚般若忏文》、《摩诃般若忏文》等。隋唐之间，佛教宗派渐起，由于各宗所主经典有别，则形成多种忏法。
天台宗智者大师集其大成，撰有《法华三昧忏仪》、《方等三昧行法》、《金光明忏法》、《请观世音忏法》等四部忏法。
其后，净土宗有善导大师撰《净土法事赞》，法照大师撰《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等。华严宗有宗密大师的《圆觉经道场修证仪》、《华严经海印道场九会诸佛仪》。三阶教有信行法师撰《礼佛忏悔文》。密宗有不空译《佛说三十五佛名礼忏文》。唐末悟达国师以宗密《圆觉经修证仪》述《慈悲水忏法》三卷，至今仍盛行。
宋代可说是忏法的全盛时期，特别是天台宗的法师，承智者大师遗教，以礼忏为修习止观之行门，专务忏仪。天台宗巨匠知礼、慈云、志盘诸师既着忏仪，又行忏法，遂使忏法大行于世。
金代有王子成所集之《礼念弥陀道场忏法》十卷，简称《弥陀忏法》行世。
明初，太祖朱元璋屡建法会于南京蒋山，超度元代末期死于战争之亡灵。此后忏法即广为流行，僧侣常以应赴世俗之请而作忏法佛事，称“应赴僧”。“这些僧人以行瑜伽三密行法，又称为瑜伽教僧，略称教僧。洪武十五年(1382)制定佛寺为禅、讲、教三宗制度，并于南京能仁寺开设应供道场，令京城内外大小应赴寺院僧人集中学习，作成一定佛事科仪。洪武十六年(1383)，由僧录司颁行。”此时的忏法转向应赴，与天台宗诸大师为求修证之作忏本意，开始有了距离。其后为求灭罪、消灾和济度亡灵为主要目的应赴佛事，和台、净、密各宗以修持为目的忏法同时发展。明末，云栖大师重订《水陆道场仪轨》、《瑜伽集要施食坛仪》(即后代流行的《水陆》与《焰口》)。影响所及，又有智旭大师撰《占察善恶业报经行法》、《赞礼地藏菩萨忏愿仪》，受登法师撰《准提三昧行法》、《药师三昧行法》，禅修法师作《楞严忏法》，如惺法师作《龙华忏仪》等。到清代又有《准提忏法》、《药师忏法》、《供诸天科仪》等出现。现代通行的忏法有《梁皇宝忏》、《水忏》、《大悲忏》、《法华忏》、《药帅忏》、《净土忏》、《地藏忏》等。另有《金刚忏》、《八十八佛洪名宝忏》、《千佛忏》、《万佛忏》等，亦为一般常行的忏法。
中国汉传佛教由于历代祖师，特别是天台宗大师们的不断努力，编集了许多优秀的忏仪，如：《金光明忏法》、《方等三昧行法》、《法华忏》、《清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三眯仪》、《炽盛光道场念诵仪》、《千手眼大悲心咒行法》、《往生净土决疑行愿二门忏》、《往生净土忏愿仪》、《观自在菩萨如意轮咒课法》等等。忏内既有道理的解释，还加入了拜佛、念佛、诵经、持咒、观想等有极大忏悔与灭罪功用的内容，它融合了事忏与理忏，并以事忏和理忏包含了作法忏、取相忏和无生忏。在忏仪上十分强调忏悔的次第，更注重事忏与理忏的连贯性，而且汉传的忏法兼有忏悔、灭罪和修行的多种作用。
天台诸大师有关忏的理论和实践，后面还会讲到，现先举唐代宗密大师，在他的《圆觉经修证仪》卷十六所说的．一段话，来做个说明：
“夫忏悔者，非惟火恶生善，而乃翻染为净，去妄归真，故不但事忏，须兼理忏。事忏除罪，理忏除疑。然欲忏时，必先于事忏门中，披肝露胆，决见报应之义。如指掌中，悚惧恐惶，战灼流汗。口陈罪状，心彻罪根。根拔苗枯，全成善性，然后理忏，以契真源。”
由上可以看出，我国忏仪有很强的连贯性。它先由事忏，然后进入理忏，理忏才容易达成；而事忏之后，冉行理忏，事忏才能圆满与究竟。
在适用场合方面来说，我国汉传佛教的忏法，都是出家、在家四众通用的。
我国忏法于有上述特点，易于彼大众所接受。加上各宗祖师的着力推行，连一向劝人念佛、反对经忏佛事的印光大师，《增广文钞·复邓伯诚居士书三》中，也劝邓居士修忏悔说：
“佛经告人常行忏悔，以期断尽尢明，圆成佛道。虽位至等觉如弥勒菩萨，尚于二六时中礼十方诸佛，以期无明净尽，圆证法身，况其下焉者乎？而博地凡夫，通身业力，不生惭愧，不修忏悔，虽一念心性与佛平等，由烦恼恶业障蔽心原，不能显现。”
故忏法一直在社会上广为流行。
修忏是天台宗的重要行门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学风，由于受当时社会上文风的影响，南方的僧侣偏重于义学讲经；北方则以坐禅诵经为重，各执一隅，造成了“南论北禅”的局面。
由于南朝的轻禅重讲，就使得当时的僧侣莫不倾心于经典义学的钻研，甚至失去自己实践修持之反省求道心。故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卷十内说：“夫听学人，诵得名相，齐文作解，心眼不开，全无理论。”北朝的佛教，则与此相反，侧重在坐禅与诵经，形成重禅轻讲的局面。
北地的高僧，虽有精通经论而更以习禅为本务者，然大都以“无我之理”为修心之要，根基浅者就难免堕于无知，甚至陷入蒙昧之邪行，真实的教义研究反而无人问津。
智者大师有鉴于此种时弊，遂将南朝的轻禅重讲与北朝的轻讲重禅之偏，予以均等，倡“解行并修”、“教观双运”之旨。大师之教观并重思想，于其巨着中历历可睹。《摩诃止观》则着重说明天台圆顿止观的修证方法，在该书的《修大行》这章文字中，列举了“常坐”、“常行”、“半行半坐”及“非行非坐”等四种三昧的修法。至宋代，四明尊者更作《修忏要旨》，阐明以上四种三昧，及依止观修忏的要领、忏悔意义及修忏的功德，末尾以修忏悔系欲究竟圆顿止观作结，更显出修忏之殊胜作用。由于这个原因，故天台宗历代祖师，均对修忏十分重视。并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实用的礼忏仪规。
历代天台宗大德，皆继承智者大师的遗法，讲述之外，多以礼忏为天台宗修习止观之重要行法，故屡行不衰。
法智(960—1028)大师讳知礼，是宋代“卓识超群，妙证一心三观、圆满三谛，深入止观妙旨的大德”。二十岁，随侍义通大师学天台教观，三年后就代座讲法，大师一生弘扬天台教观，不是讲道便是修持止观和从事着述与写经，是理论和实践兼具的高僧，故于天禧四年(1020)蒙真宗皇帝赐“法智大师”之号，被尊为“四明尊者”，为天台宗十七祖。
咸平三年(1000)，大师曾与遵式、异闻大师等为祈雨修“光明忏”，获应甚验。据史料载，大师一生曾修：
《法华忏》，三七日为一期，共计5遍；
《金光明忏》，十日为一期，共计20遍；
《弥陀忏法》，七日为一期，共计50遍；
《请观音忏》，七七日为一期，共计8遍；
《大悲忏》，三七日为一期，共计10遍；
又结十僧，长期修《法华忏》达3年；
请十僧修《大悲忏》3年；
又曾燃三指供佛，造佛像不计其数，每岁建念佛施戒会。
据《佛祖统纪》卷八中的《知礼传》所载，宋天禧元年(1017)，知礼与异闻等十人，结修《法华忏》，誓于三年满期，焚身供养《法华经》，大师虔敬修忏之心，由此可见。大师对于修证三昧也十分注意忏仪，曾作《金光明最胜忏仪》、《千手千眼大悲心咒行法》及《修忏要旨》，今分述如下：
1．《金光明最胜忏仪》，依《金光明经》所修之忏法，又作《金光明三昧忏》，略称《金光明忏》。《国清百录》卷一所载之本忏，传为智者大师所作，宋代有其同门遵式大师所撰的《金光明忏法辅助仪》，大师所集之忏加上“最胜”两字，是异于天台、遵式大师，而依据唐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缘故。
大师所集之忏，以顶礼十方三宝、香华供养、奉请、持咒、赞叹、供养及散洒、礼敬三宝、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旋绕自归等科，明礼忏之仪规。着重说明忏悔时必须运想顺逆十心，以明白过失及对治。
2．《千手千眼大悲心咒行法》，是依唐伽梵达磨三藏所译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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