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在人格——重讀太虛大師《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
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所 劉元春
印順導師在《太虛大師菩薩心行的認識》一文中，對太虛大師的思想體系與理想特質作．了准確的分析。印順導師是太虛的學生，是太虛思想的傳承者，他的研究與體會最能契合太虛大師的精神。他認爲：
大師在佛法中之意趣，非研究佛書的學者，史反對非學佛的研究態度。不爲一宗的徒裔，是探佛本原，總貫各時代，各地區，各宗派的佛教，成爲進入佛道的修學過程；反對偏宗的削弱中國佛教。沒有求即時成佛的貪心，正是本于依人生增進而直趣大乘行的佛道；也因此而超脫了聲聞行、天行的專爲自己，專重現在。這樣，大師正面吐露其意趣，即學菩薩發心——發長遠心，發廣大心，學菩薩修行——六度、四攝。也唯有依人生增進而進趣佛乘，才吻合佛心，適應時代，這就是“人生佛教”、“菩薩學處”。大師的心行，歸結于這樣的偈頌——“衆苦方沸騰，遍救懷明達。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
“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這首偈語，已經成爲“人間佛教”最生動的诠釋，也是對大乘佛教精神最精要的概括。同時，這也是太虛大師一生道德成就最好的寫照。
當我們重讀太虛大師《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之後，更增進了對其思想意趣與道德心行的理解、欽敬。
一、志存高遠：志在人間淨土，和樂世界人生
太虛大師《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是他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7月在漢藏教理院暑期訓練班上所講演的，文句平實，娓娓道來。他把自己叁十多年來佛教改進運動分爲四個時期，從思想來源、背景、經過、措施、結局、感受等多方面進行分析、總結，表達了最真實的情境。
值得注意的是他一開始就說明了他佛教改革的宗旨：
我對于佛教叁十多年來改進運動的經過，可從好幾方面去觀察，而以關于僧衆寺院製度在理論上和事實上的改進爲最重要。在民國十六、七年間，全國都充滿了國民革命的朝氣，我們僧衆也有起來作佛教革命行動的。當時我對之有篇訓辭，內中有幾句話，可作我改進佛教略史的提綱：“中國向來代表佛教的僧寺，應革除以前在帝製環境中所養成流傳下來的染習，建設原本釋迦佛遺教，且適合現時中國環境的新佛教!”我曆來的主張，是要在寺院僧衆製度的改進上做起；這幾句扼要的提示，可以把我叁十多年來佛教改革的宗旨都說明了。
可以說，這些話直率而震撼。從僧衆製度的改進作起，是太虛大師佛教改革運動重心和路徑，但不是單純的“在教言教”之舉，而是“協時機”的，“契真理”的，更是志存高遠的。
太虛大師是基于對當時社會政治、文化背景的把握，以及對佛教現狀的了解，在整個社會發展趨勢中探討佛教革新的。同時，他對佛教的革新並非只是基于佛教自身的需要，而是立足利世安民，將佛教改造成世界性的“新文化”，“造成人世和樂園——人間淨土”!
太虛大師在分析自己改進佛教第一期的思想來源時說：
余在民國紀元前四年起，受康有爲《大同書》，譚嗣同《仁學》，嚴複《天演論》、《群學肆言》、孫中山、章太炎《民報》，及章之《告佛子書》、《告白衣書》，梁啓超《新民叢報》之《佛教與群治關系》，又吳稚晖、張繼等在巴黎所出《新世紀》上托爾斯泰、克魯泡特金之學說等各種影響，及本其得于禅與般若、天臺之佛學，嘗有一期作激昂之佛教革新運動。
在光緒叁十四年以前，我那時專門在佛學及古書上用功夫：或作禅宗的參究，或于天臺教義及大藏經論的研討。後來受了中西新思想的熏習，把從前得于禅宗般若的領悟，和天臺宗等教義的理解，適應這個時代思潮，而建立了我改進佛教的思想。其實、從當時佛教環境趨勢上說來，也不得不發生這種思想。因爲在光緒的庚子年後，有所謂變法維新的新政，國家對于一切都實行改革，尤以辦學校爲急進；教育當局往往藉經費無出爲名，不特占廟宇作校址，且有提僧産充經費的舉動。這種占僧寺、提僧産、逐僧人的趨勢，曾爲一般教育家熱烈地進行著；故當時章太炎先生有告佛子書之作，一方面叫僧衆們認清時代，快些起來自己辦學；一方面勸告士大夫們，不應該有這種不當的妄舉，應該對佛教加以發揚。
這一段自述，很清楚地說明了太虛大師進行佛教革新的動力所在。首先，在20世紀初期的中國，經曆了清末戊戌變法、洋務運動等社會風潮之後，仁人志士們都在汲取佛教的精神，用于改良社會，推動了佛教思想的複興；也就是說，佛教面臨著救國度人的大好機遇。其次，在社會變法維新的呼聲中，尤其是來勢洶洶的“廟産興學”之風潮，嚴重沖擊著佛教的生存；也就是說，佛教、的封建流弊與溺弱態勢，大有葬送佛教法身慧命的趨勢，佛教也面臨著挑戰和危險。歸根結底，針對佛教的弊端與現狀，經過除惡興善的革新運動，進而將佛法運用到救國救民的志願之中去，這才是太虛大師的高遠的志業追求。
太虛大師介紹他辛亥革命期間在廣東從事佛教教育時的思想，說：
在那個時候，我對于佛教改進的思想，就是要怎樣根據佛教的真理，適應現代的國家和社會，使衰頹的佛教複興起來。由于此種思想的影響，隨著中國維新和革命趨勢，與革命黨人自然而然的接近，在思想上也受了社會主義、叁民主義很大的影響，這是我在廣東所經過的大概情形。
太虛大師的思想也是在不斷地修正與完善中。在第一個時期(19歲到26歲)主要受到社會變革思潮的影響，對佛教思想的采納也有偏重。在第二期(26歲到41歲)與第叁期(41歲到51歲)，他的思想基本趨于成熟，佛化運動的社會目的更加明確，方法也更加系統。他在“在八宗的教理和曆史，作分別的綜合研究之後，在佛學的基本宗旨上，一方面看到各宗的殊勝方便，一方面看到各宗都是究竟平等”。從整理中國佛教理論著手，希圖先把中國佛教複興起來。到了第叁期就進而發展成爲世界佛教運動了，希圖將佛教推廣到整個世界，開展“佛法救世運動”。
如果把佛教傳到世界各國，能夠從做人立國的思想根本改造，使他們知道萬有皆從衆緣所成，沒有孤立存在的個體，想得到個人的利益，要從大衆的利益做起，大家得到利益則個人自然亦得利益；不特人與人間要相資相成，階級與階級、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間，也要相助相益，不應有你死我活的爭鬥。要是以這種真理去感化世界人心，感化有思想學問的領袖，改變他們做人立國之道路，從這做人立國的思想，解除了世界紛亂的因素，取得真正的世界和平，中國才可以安甯，佛教才有昌明的日子。
“正如印順導師所說的那樣，“複興佛教來救中國，救世界，爲大師一貫的大志願，表現于大師對佛教，對社會，對國家，對世界的活動中”。
二、增進道德：守著菩薩成本，提升僧格形象
大乘佛教倡揚人世，用出世的情懷作人世的實踐。或者說，佛教只有具備了清純超越的品格，才可能起到教化世俗、培育信仰的作用。但是，當時的佛教形象，卻少有這種清純超越。不僅如此，甚至有些積重難返的態勢。
被稱爲近現代中國佛教“複興之父”的楊仁山居士，就是基于當時中國佛教思想空疏、信仰缺失等流弊，而刻板經藏，創辦教育的。他在《釋氏學堂內班課程謅議》一文中，指出：
蓋自試經之例停，傳戒之禁馳，以致釋氏之徒，無論賢愚，蓋得度牒。于經、律、論毫無所知，居然作方丈，開期傳戒，與之談論，庸俗不堪，士大夫從而鄙之，西來的旨，無處問津矣!太虛大師在《震旦佛教衰落之原因論》中痛切的指出：
佛教在今日，其衰落斯極矣!無他可述矣!但有末流之窳習矣!可略別爲四流：
一、清高流：頗能不慕利譽，清白行業，或依深山，或依叢林，或以靜室，或修淨土，或覽經論，或習禅定，但既無善知識開示，散漫昏0g者多，明達專精者少，優遊度日，但希清閑，此流則所謂鳳毛麟角，已屬最難得者矣。
二、坐香流：自長老、班首、職事、清衆，群居叁二百人，講究威儀，練磨苦行，但能死坐五六載，經得敲罵，略知叢林規矩者，便稱老參，由職事而班首，由班首而長老，即是一生希望。其下者，則趁逐粥飯而已。
叁、講經流：此流則學爲講經法師者也，其徒衆與坐香流無甚別，師家則授以天臺四教儀、賢首五教儀、相宗八要——此數書亦無人兼善者一，使由之能略通楞嚴、法華、彌陀疏鈔叁四種，在講座上能照古人批注背講不謬者，便可稱法師矣。下者、則或聽記經中一二則因緣，向人誇述而已。
四、忏焰流：則學習歌唱，拍擊鼓钹，代人拜忏誦經，放焰設齋，創種種名色，裨販佛法，效同俳優，貪圖利養者也。元代天臺宗沙門志盤，作佛祖統紀，已謂“真言宗徒，流于歌呗”，則其由來久矣。然在彼時，但真言宗徒耳。禅、教、律、淨宗徒，鄙夷之曰應赴僧，今則殆爲出家者流之專業，人人皆是矣。
右四流，攝近世佛教徒略盡。而前之叁流，其衆寡不逮後之一流之什一；而除第一流外，余之叁流，人雖高下，真僞猶有辨，其積財利、爭家業，藉佛教爲方便，而以資生爲鹄的則一也。而第四之流，其弊惡腐敗，尚有非余所忍言者。此四流之外，尚有一種守産業者，莢衣豐食，一無所事，亦不受戒，亦不讀經，凡佛教中事，一切不知，或能粗知文字書畫，與俗士遊，則光頭禿頂，雖居塔廟，不與佛教徒數者也。
頃十數年來，感于世變，鹜趨于世俗學藝、世俗善業者，寢見繁盛。以本不知佛教學，故多有拾人鍮石而棄己衣珠者，將謂佛法在彼而不在此，則又新起之一流也!孔子曰：“飽食終日，遊談無藝，不有博弈者乎”
則此流雖非佛教之真，亦稍賢于一無所事者已。然斯蓋鄉婦街士所優爲，何待于至真、至善、至高之佛教徒哉!
佛教這樣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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