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在人格——重读太虚大师《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 刘元春
印顺导师在《太虚大师菩萨心行的认识》一文中，对太虚大师的思想体系与理想特质作．了准确的分析。印顺导师是太虚的学生，是太虚思想的传承者，他的研究与体会最能契合太虚大师的精神。他认为：
大师在佛法中之意趣，非研究佛书的学者，史反对非学佛的研究态度。不为一宗的徒裔，是探佛本原，总贯各时代，各地区，各宗派的佛教，成为进入佛道的修学过程；反对偏宗的削弱中国佛教。没有求即时成佛的贪心，正是本于依人生增进而直趣大乘行的佛道；也因此而超脱了声闻行、天行的专为自己，专重现在。这样，大师正面吐露其意趣，即学菩萨发心——发长远心，发广大心，学菩萨修行——六度、四摄。也唯有依人生增进而进趣佛乘，才吻合佛心，适应时代，这就是“人生佛教”、“菩萨学处”。大师的心行，归结于这样的偈颂——“众苦方沸腾，遍救怀明达。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
“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这首偈语，已经成为“人间佛教”最生动的诠释，也是对大乘佛教精神最精要的概括。同时，这也是太虚大师一生道德成就最好的写照。
当我们重读太虚大师《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之后，更增进了对其思想意趣与道德心行的理解、钦敬。
一、志存高远：志在人间净土，和乐世界人生
太虚大师《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是他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7月在汉藏教理院暑期训练班上所讲演的，文句平实，娓娓道来。他把自己三十多年来佛教改进运动分为四个时期，从思想来源、背景、经过、措施、结局、感受等多方面进行分析、总结，表达了最真实的情境。
值得注意的是他一开始就说明了他佛教改革的宗旨：
我对于佛教三十多年来改进运动的经过，可从好几方面去观察，而以关于僧众寺院制度在理论上和事实上的改进为最重要。在民国十六、七年间，全国都充满了国民革命的朝气，我们僧众也有起来作佛教革命行动的。当时我对之有篇训辞，内中有几句话，可作我改进佛教略史的提纲：“中国向来代表佛教的僧寺，应革除以前在帝制环境中所养成流传下来的染习，建设原本释迦佛遗教，且适合现时中国环境的新佛教!”我历来的主张，是要在寺院僧众制度的改进上做起；这几句扼要的提示，可以把我三十多年来佛教改革的宗旨都说明了。
可以说，这些话直率而震撼。从僧众制度的改进作起，是太虚大师佛教改革运动重心和路径，但不是单纯的“在教言教”之举，而是“协时机”的，“契真理”的，更是志存高远的。
太虚大师是基于对当时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把握，以及对佛教现状的了解，在整个社会发展趋势中探讨佛教革新的。同时，他对佛教的革新并非只是基于佛教自身的需要，而是立足利世安民，将佛教改造成世界性的“新文化”，“造成人世和乐园——人间净土”!
太虚大师在分析自己改进佛教第一期的思想来源时说：
余在民国纪元前四年起，受康有为《大同书》，谭嗣同《仁学》，严复《天演论》、《群学肆言》、孙中山、章太炎《民报》，及章之《告佛子书》、《告白衣书》，梁启超《新民丛报》之《佛教与群治关系》，又吴稚晖、张继等在巴黎所出《新世纪》上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之学说等各种影响，及本其得于禅与般若、天台之佛学，尝有一期作激昂之佛教革新运动。
在光绪三十四年以前，我那时专门在佛学及古书上用功夫：或作禅宗的参究，或于天台教义及大藏经论的研讨。后来受了中西新思想的熏习，把从前得于禅宗般若的领悟，和天台宗等教义的理解，适应这个时代思潮，而建立了我改进佛教的思想。其实、从当时佛教环境趋势上说来，也不得不发生这种思想。因为在光绪的庚子年后，有所谓变法维新的新政，国家对于一切都实行改革，尤以办学校为急进；教育当局往往藉经费无出为名，不特占庙宇作校址，且有提僧产充经费的举动。这种占僧寺、提僧产、逐僧人的趋势，曾为一般教育家热烈地进行着；故当时章太炎先生有告佛子书之作，一方面叫僧众们认清时代，快些起来自己办学；一方面劝告士大夫们，不应该有这种不当的妄举，应该对佛教加以发扬。
这一段自述，很清楚地说明了太虚大师进行佛教革新的动力所在。首先，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经历了清末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等社会风潮之后，仁人志士们都在汲取佛教的精神，用于改良社会，推动了佛教思想的复兴；也就是说，佛教面临着救国度人的大好机遇。其次，在社会变法维新的呼声中，尤其是来势汹汹的“庙产兴学”之风潮，严重冲击着佛教的生存；也就是说，佛教、的封建流弊与溺弱态势，大有葬送佛教法身慧命的趋势，佛教也面临着挑战和危险。归根结底，针对佛教的弊端与现状，经过除恶兴善的革新运动，进而将佛法运用到救国救民的志愿之中去，这才是太虚大师的高远的志业追求。
太虚大师介绍他辛亥革命期间在广东从事佛教教育时的思想，说：
在那个时候，我对于佛教改进的思想，就是要怎样根据佛教的真理，适应现代的国家和社会，使衰颓的佛教复兴起来。由于此种思想的影响，随着中国维新和革命趋势，与革命党人自然而然的接近，在思想上也受了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很大的影响，这是我在广东所经过的大概情形。
太虚大师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地修正与完善中。在第一个时期(19岁到26岁)主要受到社会变革思潮的影响，对佛教思想的采纳也有偏重。在第二期(26岁到41岁)与第三期(41岁到51岁)，他的思想基本趋于成熟，佛化运动的社会目的更加明确，方法也更加系统。他在“在八宗的教理和历史，作分别的综合研究之后，在佛学的基本宗旨上，一方面看到各宗的殊胜方便，一方面看到各宗都是究竟平等”。从整理中国佛教理论着手，希图先把中国佛教复兴起来。到了第三期就进而发展成为世界佛教运动了，希图将佛教推广到整个世界，开展“佛法救世运动”。
如果把佛教传到世界各国，能够从做人立国的思想根本改造，使他们知道万有皆从众缘所成，没有孤立存在的个体，想得到个人的利益，要从大众的利益做起，大家得到利益则个人自然亦得利益；不特人与人间要相资相成，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间，也要相助相益，不应有你死我活的争斗。要是以这种真理去感化世界人心，感化有思想学问的领袖，改变他们做人立国之道路，从这做人立国的思想，解除了世界纷乱的因素，取得真正的世界和平，中国才可以安宁，佛教才有昌明的日子。
“正如印顺导师所说的那样，“复兴佛教来救中国，救世界，为大师一贯的大志愿，表现于大师对佛教，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的活动中”。
二、增进道德：守着菩萨成本，提升僧格形象
大乘佛教倡扬人世，用出世的情怀作人世的实践。或者说，佛教只有具备了清纯超越的品格，才可能起到教化世俗、培育信仰的作用。但是，当时的佛教形象，却少有这种清纯超越。不仅如此，甚至有些积重难返的态势。
被称为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的杨仁山居士，就是基于当时中国佛教思想空疏、信仰缺失等流弊，而刻板经藏，创办教育的。他在《释氏学堂内班课程诌议》一文中，指出：
盖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驰，以致释氏之徒，无论贤愚，盖得度牒。于经、律、论毫无所知，居然作方丈，开期传戒，与之谈论，庸俗不堪，士大夫从而鄙之，西来的旨，无处问津矣!太虚大师在《震旦佛教衰落之原因论》中痛切的指出：
佛教在今日，其衰落斯极矣!无他可述矣!但有末流之窳习矣!可略别为四流：
一、清高流：颇能不慕利誉，清白行业，或依深山，或依丛林，或以静室，或修净土，或览经论，或习禅定，但既无善知识开示，散漫昏0g者多，明达专精者少，优游度日，但希清闲，此流则所谓凤毛麟角，已属最难得者矣。
二、坐香流：自长老、班首、职事、清众，群居三二百人，讲究威仪，练磨苦行，但能死坐五六载，经得敲骂，略知丛林规矩者，便称老参，由职事而班首，由班首而长老，即是一生希望。其下者，则趁逐粥饭而已。
三、讲经流：此流则学为讲经法师者也，其徒众与坐香流无甚别，师家则授以天台四教仪、贤首五教仪、相宗八要——此数书亦无人兼善者一，使由之能略通楞严、法华、弥陀疏钞三四种，在讲座上能照古人批注背讲不谬者，便可称法师矣。下者、则或听记经中一二则因缘，向人夸述而已。
四、忏焰流：则学习歌唱，拍击鼓钹，代人拜忏诵经，放焰设斋，创种种名色，裨贩佛法，效同俳优，贪图利养者也。元代天台宗沙门志盘，作佛祖统纪，已谓“真言宗徒，流于歌呗”，则其由来久矣。然在彼时，但真言宗徒耳。禅、教、律、净宗徒，鄙夷之曰应赴僧，今则殆为出家者流之专业，人人皆是矣。
右四流，摄近世佛教徒略尽。而前之三流，其众寡不逮后之一流之什一；而除第一流外，余之三流，人虽高下，真伪犹有辨，其积财利、争家业，藉佛教为方便，而以资生为鹄的则一也。而第四之流，其弊恶腐败，尚有非余所忍言者。此四流之外，尚有一种守产业者，荚衣丰食，一无所事，亦不受戒，亦不读经，凡佛教中事，一切不知，或能粗知文字书画，与俗士游，则光头秃顶，虽居塔庙，不与佛教徒数者也。
顷十数年来，感于世变，鹜趋于世俗学艺、世俗善业者，寝见繁盛。以本不知佛教学，故多有拾人鍮石而弃己衣珠者，将谓佛法在彼而不在此，则又新起之一流也!孔子曰：“饱食终日，游谈无艺，不有博弈者乎”
则此流虽非佛教之真，亦稍贤于一无所事者已。然斯盖乡妇街士所优为，何待于至真、至善、至高之佛教徒哉!
佛教这样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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