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衰败的气象，让大师忧心如焚中提出了“三种革命”的宣言，虽然历经失败，但是矢志不渝，其精神影响至今，仍然成为当今中国佛教革新发展的指南。他说：
我对于佛教协进会所定的章程及宣言，虽极和平，然有一次演说，曾对佛教提出了三种革命：一、教理的革命；二、教制的革命；三、教产的革命。第一、关于教理的革命，当时的佛学丛报曾加反对。我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总之、佛教的教理，是应该有适合现阶段思潮底新形态，不能执死方以医变症。第二、是关于佛教的组织，尤其是僧制应须改善。第三、是关于佛教的寺院财产，要使成为十方僧众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育青年僧材，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这些主张，在章程上都没有明显规定，但实含有此种趋向，可待时议决施行，惜该会不久即遽行夭折!
关于失败的原因，太虚大师认为有自身的原因，但更有时势的影响，特别是当时一些僧格与人格都很低下者的极力阻挠：
我的失败，固然也由于反对方面障碍力的深广，而本身的弱点，大抵因为我理论有余而实行不足，启导虽巧而统率无能，故遇到实行便统率不住了。然我终自信我的理论和启导确有特长，如得实行和统率力充足的人，必可建立适应现代中国之佛教的学理和制度。
我失败弱点的由来，出于个人的性情气质固多，而由境遇使然亦非少。例如第一期以偶然而燃起了佛教革命热情，第；期以偶然而开了讲学办学的风气，第三期以偶然而组织主导过中国佛教会，大抵皆出于偶然幸致，未经过熟谋深虑，劳力苦行，所以往往出于随缘应付的态度，轻易散漫，不能坚牢强毅，抱持固执。
我现今虽仍尽力于所志所行，然早衰的身心只可随缘消旧业，再不能有何新贡献。后起的人应知我的弱点及弱点的由来而自矫自勉，勿徒盼望我而苛责我，则我对于佛教的理论和启导，或犹不失其相当作用，以我的失败为来者的成功之母。
往往看到这里，心中涌动着阵阵热流!大师剖析自己毫不留情，对很强劲的外力阻挠一笔带过，很少责备。其实，不论当时的“金山风波”，还是后来“中国佛教会的分裂”，都是一些人私欲膨胀的结果。大师一心维护佛教的整体权益和生存，而另一些人只是为了守着自己的私产和私欲，当境遇转变之后便将矛头对准大师的改革，千方百计地破坏。大师的忍让、退让固然带有书生意气，但根本还在于要维护教内的团结，避免授人以柄。他在《佛法僧义广论》中谈到《僧观》时强调：“出家的僧众于事行上须具六和合，才能共住集成僧众的团体。”
这样做体现出的是一种高尚的僧格与人格。培育广大佛教徒首先具备僧格，进而具有高尚的人格，正是太虚大师进行革新的重心所在。以上所批评的佛教界乱象和颓败之风，是社会所诟病的僧众形象使之然也，或者说正是因为僧格的堕落才引起社会的毁弃与佛教衰变的。对此，大师有深切的体察。所以，在第一期之后，大师在普陀山闭关三年，“一方面着重在个人身心——戒定慧——的修养工夫，同时对于律藏和小乘的经论，大乘曼殊、龙树的一系经论，弥勒、天亲一系的经论，以及台、贤、净、密、禅诸部，都一一作有系统的研究。我国固有的诸子百家的学说，和从西洋译来的新文化，亦时加浏览。由此种身心学术的修养而感发出来的思想，便演成了当时的各种着述”。
之后，大师集中对僧伽制度的整顿上，写出了系列的诸如《僧伽制度论》、《僧制新论》等诸多论着，逐步建立了整理和革新僧伽制度的理论与方法。在制度上，他根据佛教传统中的僧团律仪演绎出来，“加以严密的修整，使其适应时势所宜，成为合理化的现代组织，建立真正住持佛教的僧团”。不仅如此，根据佛教四种弟子的组成规律，在改组出家僧伽的同时，还针对在家信徒成立了“正信会”等机构，使之相辅相成。“为依着人乘正法的理论去实行，目的是使在家佛徒对佛法由真正的理解，而起正确的信仰——对三宝起清净的信德，明因果业报，实行五戒十善。这不仅应用于个人，而且应用于家庭乃至社会国家之间，建立人与人间的道德能力，以这道德能力改造社会国家——，构成佛化的伦理、政治、经济的新社会”。“出家佛徒要提高其僧格和地位，能真正住持弘扬佛法，使人们崇仰为导师；在家佛徒则使其由研究信解彷佛法的学理，行为则以社会道德为基本，实行五戒十善之人间道德，改良社会政治、文化、教育、风俗、习惯。这种平易近人的道德规律，最易于实行和普及人间，使人人都可以学佛，都可以做一个佛教徒”。
可见，太虚大师着眼于利用佛教“道德能力”，开展佛化运动的。基于此，他特别强调首先要提升僧众的道德，养成僧格，方能住持正法，改变佛教的社会形象与社会功能。由此，建构了很有特色的僧教育体系，一直影响至今。
对于人生道德的内涵与提升，太虚大师进行了很是具体的论证。他在《人生进善的阶段》中提出人生进善的五个阶段，即生活之改善、德行之改善、定，b之改进、净慧之改进、净善之圆满，这是由表及里由浅人深的层层递进。其中，“德行之改善”是基础也是关键，之后的改进或圆满都是佛教修证意义上的推进，可以理解为道德行为(相法)与道德心灵(性法)的相互砥砺相互促进相互彰显。在《佛学之人生道德》中，进一步从九个方面论述了“佛学的人生道德”，其中肯定“佛法中五乘共法最重人生道德”：
其实，佛法的根本在于五乘教法，就是重在说明人生的道德——教人应该养成怎样的思想和善的行为，方算是人生社会合于理性的道德。
在《佛法僧义广论》中，大师分别阐释了自己对佛、法、僧三宝的见解，尤其对僧宝的论解更是独到鲜明。他依据佛法本意认为，“人三乘圣众或贤圣位中者，无论在家出家，只要能依佛法修证到，皆可名为胜义僧宝。此土必定出家五众，方能为住持佛法的僧宝”。所以，重点阐释了出家住持僧宝的条件，要严持根本律仪，具备僧相、僧德者，方为僧宝，方能得到大众的崇敬。“所以，被尊敬为住持佛法的僧众们，最低限度要能受持比丘四根本戒，尤要坚确的信心，明白佛法的大义，才能认为是出家住持佛法的僧众。”在《佛教人乘正法论》中，简要的论述了僧相、僧德的涵义——“僧由僧相、僧德：辞亲投师，受戒持律，三聚无犯，六和无争，此僧相焉；修证禅定，学通经教，此僧德焉。然具僧相尤为住持三宝之要”。僧相，就是具足律仪，就是严守最基本的信仰道德规范，具备佛教的“社会公德”与良好的“社会形象”。随后，由佛教五戒引申出众多社会伦理道德的信条，比如“不残杀而仁爱”、“不偷盗而义利”、“不邪淫而礼节”、“不欺诳而诚信”、“不服乱性情品而调善身心”等。在不残杀而仁爱中，按照社会习俗又把仁爱分为十个要点：当慈爱二女，当恩爱父母，当敬爱师长，当保爱幼弱，当和爱友朋，当专爱夫妻，当亲爱国民，当尊爱国家，当泛爱全世界一切人类，当怜爱尽大地一切有情类。
太虚大师主张的佛教革命，反对空论，反对“俗化以革掉佛教整个生命”：
中国的佛教革命，决不能抛弃有两千年历史为背景的僧寺，若抛弃了僧寺以言广泛的学术化、社会化的佛教革命，则如抛弃了民族主义而言世界革命一样危险!于是，他“指出一个佛教革命的根本办法”：
最根本者，为革命僧团之能有健全的组织。其宗旨为：1．革除：甲、君相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乙、家族化剃派、法派的私传产制。2．革改：甲、避隐改精进修习，化导社会；乙、度死奉事鬼神，改资生服务人群。3．建设：甲、依三民主义文化建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乙、以人生佛教建中国僧寺制；丙、收新化旧成中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丁、以人生佛教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这其中，关于佛教革命的僧制，则为佛僧主义；至于佛教普及到民间的，则为，佛化主义，佛国主义；文虽简略，义甚扼要。僧制论、正信会理论的精要，都含摄其中。当时唯一希求，是要有主干的组织去依次进行。
在之后酝酿成立并指定了“世界佛学苑”的学修计划，依据教、理、行、果分列出四门计划：
一、教：从佛陀所遗留下来的佛寺塔像及文字经典，向东西各国搜集，设立法物馆、图书馆，作为研究所根据的教。二、理：如南方的小乘教理，中国西藏的大乘教理，中国的综合教理，欧美以新方法研究的佛学，都一一加以分类的、比较的研究。三、行：包括律、禅、密、净诸修行的法门。四、果：果是依教理而修行所得的结果，如信果的信众，和戒果的僧众，以及定慧果的贤圣众。故世苑是把世界凡足以为研究根据的教理，依之修行证果，而树立世界的佛教为目的。
在民国十九年、二十年间，大师发表了《建立中国现代佛教住持僧大纲》，而且不断完善。倡议通过实施有效的僧教育，“完成学僧、职僧、德僧之系统组织，而为住持中国佛教之教团，以将佛之教化普及全国民心，而造成国民思想信仰之重心”。继而，确定了当时的“以现代中国为范围的现代”之“建僧大纲”。其中，除了具体的教育规程外，突出的明确了“僧”、“僧格”的含义：
僧之定义：僧既为佛教中出家和合众之专称，则僧即须对于佛法能真诚信仰，切实了解，并实行佛法，住持佛法，宣传佛法，使世间上之佛教日臻发达，以达到利人济世之目的。
僧格之产生及养成：甲、以三宝之信产生僧格：1．信法，2。信佛法，3．信佛法僧。乙、以六度之学养成僧格：1．僧格成就首须舍俗，须将一切世间俗乐舍离，即为之施；复能将一切俗乐之习洗净，即为之戒；由学此施、戒，…
《完成在人格——重读太虚大师《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