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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在人格——重讀太虛大師《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P2

  ..續本文上一頁衰敗的氣象,讓大師憂心如焚中提出了“叁種革命”的宣言,雖然曆經失敗,但是矢志不渝,其精神影響至今,仍然成爲當今中國佛教革新發展的指南。他說:

  我對于佛教協進會所定的章程及宣言,雖極和平,然有一次演說,曾對佛教提出了叁種革命:一、教理的革命;二、教製的革命;叁、教産的革命。第一、關于教理的革命,當時的佛學叢報曾加反對。我認爲今後佛教應多注意現生的問題,不應專向死後的問題上探討。過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禍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後則應該用爲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導世界人類向上發達而進步。總之、佛教的教理,是應該有適合現階段思潮底新形態,不能執死方以醫變症。第二、是關于佛教的組織,尤其是僧製應須改善。第叁、是關于佛教的寺院財産,要使成爲十方僧衆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繼承遺産的私有私占惡習,以爲供養有德長老,培育青年僧材,及興辦佛教各種教務之用。這些主張,在章程上都沒有明顯規定,但實含有此種趨向,可待時議決施行,惜該會不久即遽行夭折!

  關于失敗的原因,太虛大師認爲有自身的原因,但更有時勢的影響,特別是當時一些僧格與人格都很低下者的極力阻撓:

  我的失敗,固然也由于反對方面障礙力的深廣,而本身的弱點,大抵因爲我理論有余而實行不足,啓導雖巧而統率無能,故遇到實行便統率不住了。然我終自信我的理論和啓導確有特長,如得實行和統率力充足的人,必可建立適應現代中國之佛教的學理和製度。

  我失敗弱點的由來,出于個人的性情氣質固多,而由境遇使然亦非少。例如第一期以偶然而燃起了佛教革命熱情,第;期以偶然而開了講學辦學的風氣,第叁期以偶然而組織主導過中國佛教會,大抵皆出于偶然幸致,未經過熟謀深慮,勞力苦行,所以往往出于隨緣應付的態度,輕易散漫,不能堅牢強毅,抱持固執。

  我現今雖仍盡力于所志所行,然早衰的身心只可隨緣消舊業,再不能有何新貢獻。後起的人應知我的弱點及弱點的由來而自矯自勉,勿徒盼望我而苛責我,則我對于佛教的理論和啓導,或猶不失其相當作用,以我的失敗爲來者的成功之母。

  往往看到這裏,心中湧動著陣陣熱流!大師剖析自己毫不留情,對很強勁的外力阻撓一筆帶過,很少責備。其實,不論當時的“金山風波”,還是後來“中國佛教會的分裂”,都是一些人私欲膨脹的結果。大師一心維護佛教的整體權益和生存,而另一些人只是爲了守著自己的私産和私欲,當境遇轉變之後便將矛頭對准大師的改革,千方百計地破壞。大師的忍讓、退讓固然帶有書生意氣,但根本還在于要維護教內的團結,避免授人以柄。他在《佛法僧義廣論》中談到《僧觀》時強調:“出家的僧衆于事行上須具六和合,才能共住集成僧衆的團體。”

  這樣做體現出的是一種高尚的僧格與人格。培育廣大佛教徒首先具備僧格,進而具有高尚的人格,正是太虛大師進行革新的重心所在。以上所批評的佛教界亂象和頹敗之風,是社會所诟病的僧衆形象使之然也,或者說正是因爲僧格的墮落才引起社會的毀棄與佛教衰變的。對此,大師有深切的體察。所以,在第一期之後,大師在普陀山閉關叁年,“一方面著重在個人身心——戒定慧——的修養工夫,同時對于律藏和小乘的經論,大乘曼殊、龍樹的一系經論,彌勒、天親一系的經論,以及臺、賢、淨、密、禅諸部,都一一作有系統的研究。我國固有的諸子百家的學說,和從西洋譯來的新文化,亦時加浏覽。由此種身心學術的修養而感發出來的思想,便演成了當時的各種著述”。

  之後,大師集中對僧伽製度的整頓上,寫出了系列的諸如《僧伽製度論》、《僧製新論》等諸多論著,逐步建立了整理和革新僧伽製度的理論與方法。在製度上,他根據佛教傳統中的僧團律儀演繹出來,“加以嚴密的修整,使其適應時勢所宜,成爲合理化的現代組織,建立真正住持佛教的僧團”。不僅如此,根據佛教四種弟子的組成規律,在改組出家僧伽的同時,還針對在家信徒成立了“正信會”等機構,使之相輔相成。“爲依著人乘正法的理論去實行,目的是使在家佛徒對佛法由真正的理解,而起正確的信仰——對叁寶起清淨的信德,明因果業報,實行五戒十善。這不僅應用于個人,而且應用于家庭乃至社會國家之間,建立人與人間的道德能力,以這道德能力改造社會國家——,構成佛化的倫理、政治、經濟的新社會”。“出家佛徒要提高其僧格和地位,能真正住持弘揚佛法,使人們崇仰爲導師;在家佛徒則使其由研究信解彷佛法的學理,行爲則以社會道德爲基本,實行五戒十善之人間道德,改良社會政治、文化、教育、風俗、習慣。這種平易近人的道德規律,最易于實行和普及人間,使人人都可以學佛,都可以做一個佛教徒”。

  可見,太虛大師著眼于利用佛教“道德能力”,開展佛化運動的。基于此,他特別強調首先要提升僧衆的道德,養成僧格,方能住持正法,改變佛教的社會形象與社會功能。由此,建構了很有特色的僧教育體系,一直影響至今。

  對于人生道德的內涵與提升,太虛大師進行了很是具體的論證。他在《人生進善的階段》中提出人生進善的五個階段,即生活之改善、德行之改善、定,b之改進、淨慧之改進、淨善之圓滿,這是由表及裏由淺人深的層層遞進。其中,“德行之改善”是基礎也是關鍵,之後的改進或圓滿都是佛教修證意義上的推進,可以理解爲道德行爲(相法)與道德心靈(性法)的相互砥砺相互促進相互彰顯。在《佛學之人生道德》中,進一步從九個方面論述了“佛學的人生道德”,其中肯定“佛法中五乘共法最重人生道德”:

  其實,佛法的根本在于五乘教法,就是重在說明人生的道德——教人應該養成怎樣的思想和善的行爲,方算是人生社會合于理性的道德。

  在《佛法僧義廣論》中,大師分別闡釋了自己對佛、法、僧叁寶的見解,尤其對僧寶的論解更是獨到鮮明。他依據佛法本意認爲,“人叁乘聖衆或賢聖位中者,無論在家出家,只要能依佛法修證到,皆可名爲勝義僧寶。此土必定出家五衆,方能爲住持佛法的僧寶”。所以,重點闡釋了出家住持僧寶的條件,要嚴持根本律儀,具備僧相、僧德者,方爲僧寶,方能得到大衆的崇敬。“所以,被尊敬爲住持佛法的僧衆們,最低限度要能受持比丘四根本戒,尤要堅確的信心,明白佛法的大義,才能認爲是出家住持佛法的僧衆。”在《佛教人乘正法論》中,簡要的論述了僧相、僧德的涵義——“僧由僧相、僧德:辭親投師,受戒持律,叁聚無犯,六和無爭,此僧相焉;修證禅定,學通經教,此僧德焉。然具僧相尤爲住持叁寶之要”。僧相,就是具足律儀,就是嚴守最基本的信仰道德規範,具備佛教的“社會公德”與良好的“社會形象”。隨後,由佛教五戒引申出衆多社會倫理道德的信條,比如“不殘殺而仁愛”、“不偷盜而義利”、“不邪淫而禮節”、“不欺诳而誠信”、“不服亂性情品而調善身心”等。在不殘殺而仁愛中,按照社會習俗又把仁愛分爲十個要點:當慈愛二女,當恩愛父母,當敬愛師長,當保愛幼弱,當和愛友朋,當專愛夫妻,當親愛國民,當尊愛國家,當泛愛全世界一切人類,當憐愛盡大地一切有情類。

  太虛大師主張的佛教革命,反對空論,反對“俗化以革掉佛教整個生命”:

  中國的佛教革命,決不能抛棄有兩千年曆史爲背景的僧寺,若抛棄了僧寺以言廣泛的學術化、社會化的佛教革命,則如抛棄了民族主義而言世界革命一樣危險!于是,他“指出一個佛教革命的根本辦法”:

  最根本者,爲革命僧團之能有健全的組織。其宗旨爲:1.革除:甲、君相利用神道設教的迷信;乙、家族化剃派、法派的私傳産製。2.革改:甲、避隱改精進修習,化導社會;乙、度死奉事鬼神,改資生服務人群。3.建設:甲、依叁民主義文化建由人而菩薩、而佛的人生佛教;乙、以人生佛教建中國僧寺製;丙、收新化舊成中國大乘人生的信衆製;丁、以人生佛教成十善風化的國俗及人世。這其中,關于佛教革命的僧製,則爲佛僧主義;至于佛教普及到民間的,則爲,佛化主義,佛國主義;文雖簡略,義甚扼要。僧製論、正信會理論的精要,都含攝其中。當時唯一希求,是要有主幹的組織去依次進行。

  在之後醞釀成立並指定了“世界佛學苑”的學修計劃,依據教、理、行、果分列出四門計劃:

  一、教:從佛陀所遺留下來的佛寺塔像及文字經典,向東西各國搜集,設立法物館、圖書館,作爲研究所根據的教。二、理:如南方的小乘教理,中國西藏的大乘教理,中國的綜合教理,歐美以新方法研究的佛學,都一一加以分類的、比較的研究。叁、行:包括律、禅、密、淨諸修行的法門。四、果:果是依教理而修行所得的結果,如信果的信衆,和戒果的僧衆,以及定慧果的賢聖衆。故世苑是把世界凡足以爲研究根據的教理,依之修行證果,而樹立世界的佛教爲目的。

  在民國十九年、二十年間,大師發表了《建立中國現代佛教住持僧大綱》,而且不斷完善。倡議通過實施有效的僧教育,“完成學僧、職僧、德僧之系統組織,而爲住持中國佛教之教團,以將佛之教化普及全國民心,而造成國民思想信仰之重心”。繼而,確定了當時的“以現代中國爲範圍的現代”之“建僧大綱”。其中,除了具體的教育規程外,突出的明確了“僧”、“僧格”的含義:

  僧之定義:僧既爲佛教中出家和合衆之專稱,則僧即須對于佛法能真誠信仰,切實了解,並實行佛法,住持佛法,宣傳佛法,使世間上之佛教日臻發達,以達到利人濟世之目的。

  僧格之産生及養成:甲、以叁寶之信産生僧格:1.信法,2。信佛法,3.信佛法僧。乙、以六度之學養成僧格:1.僧格成就首須舍俗,須將一切世間俗樂舍離,即爲之施;複能將一切俗樂之習洗淨,即爲之戒;由學此施、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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